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外公阐明军事技术之于革命军队的重要：“军队，这是个战斗的机构，与任何其他群众团体是不同的。我军创立的经验就证明，如果只有老百姓，以及共产党员，而无具备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的革命军事干部，军队是难于组织得好的。这种革命军人，在我军的创立中起了大的作用，有了革命的军事家，具备了军事技术，革命军队才成为革命军队。”
因此，外公大声呼吁、热情的倡导：“我们需要在我们已有的优良传统之外，再来创造一个新传统，这即是，尚武精神的传统，尊重技术、尊重军事科学与科学人才的传统，这是我们建军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另一传统。”
尊重军事科学技术与尊重人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工作是要靠人来做的，而只有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才能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这样，就必须吸收大批知识分子、专门人才，加入革命队伍，并且制定对待知识分子专门人才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我党我军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
抗日战争烽火初燃短短几年，大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但是，党、军队和地方中的不少干部，却并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情绪。许多地方党组织，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党自己办的学校，不敢放手大量地吸收青年学生。这些现象的存在，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认识到，要提高全党全军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作出理论的说明和政策的规定。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下了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文件。决定的第一条就说明：“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提请全党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把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我军面临的大量军事技术和设备的问题，必须自力更生来解决，因此，我军对于专门家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吸收大批的科学技术专家到我军各部门来，乃是我军的当务之急。在这种形势要求下，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问题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政策规定。《指示》是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继续贯彻和具体落实。
外公随后也写了《大量吸收和正确对待专门家》一文，对中央军委的这一政策指示加以详细的阐述和宣传。
中央军委把大量吸收和正确对待专门家，看着是加强我军建设的重要政策。《指示》认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外公在他的文章中说明，要想逐驱日寇出中国，光靠游击战争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正规的战争，而且将来反攻阶段中的抗日的正规战争，是将与一九三一——三四年的正规战争不同，将是有现代化装备和技术的正规战争。因此，吸收大批的科学技术专家，到我军的各部门来，乃是我军现在的急需，而对于将来的建军工作，更是“百年大计”。
针对当时仍然存在的轻视知识和人才的现象，《指示》号召，要坚决反对不科学反科学的狭隘落后观念，反对脱离社会的孤高自赏。外公也对此类落后的观念进行批评，并指出：“专家的力量，是一个很巨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就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不能建立新的中国。”他在文章中疾呼：“反对专家，反对科学，这是落后，这是万分的错误。我们的口号，是与此相反，是尊重科学，尊重技术，尊重专家，并且把自己教育成为有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的专家。”
要澄清某些模糊观念，制定和落实对待专门家的正确政策，很重要一点是应该怎样正确看待专家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态度问题，这就要求给定做为专门家的标准，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专门家呢？外公对此作了说明：“真的专门家，真的人才，他们真正有自己的专长，品行是端正的，但政治觉悟则不是一律的。例如科学和技术的专门家，可以是共产党员，可以是非党员而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的，可以是不问政治而有正义感的，可以是只想在自己所专长的科学事业本身中有所建树的，可以是只想‘靠本事吃饭’的，这些都是真正的专门家，因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千差万别，在生活习惯上也千差万别，但都有真学问真本领，而愿意供献自己特长的人。”因此，“对于科学技术专家，应当以其学识与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以政治觉悟和程度为标准，给以适当负责的科学技术工作，给予对于他所主持的工作部门充分的权力和充分的信任。”
《指示》还以这样的标准来处理我军自行培养的老的专门家与吸收进来的新的专门家之间的关系，其宗旨是：应以知识能力为标准，而不应以新旧资格为标准来分配他们的工作；反对以老干部压倒新干部，不肯给新干部以负责工作，不肯在新干部领导下工作的行为，并提倡老干部应向新干部学习专门知识与技术。《指示》还对在技术管理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予以纠正，规定不懂技术的政治委员无权干涉专门家的专门工作，并不对上级负保证该专门家专门工作之责任。更不准部门的领导不懂技术却自做聪明，妨害专门家的工作，限制他们。外公对此做了解释：因为在专门学问与专门技术的领域中，是只有学识能力高下之分，而没有“政治”、“地位”、“出身”之别的。如果在技术领域里，摆“党员”、“上司”、“工农分子”、“老资格”的架子，横加干涉，乱出主张，越俎代庖，乱批评，显资格，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但这并不是说党和行政的领导者在这一领域无事可做，可以撒手不管。他指出：此时领导者的任务是：审定工作计划，帮助解决困难，监督计划的执行和完成，并在政治上善意帮助他们。
为了正确对待专家和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公认为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在一方面，要正确地分配他以适当的工作，要保证其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使他能发挥所长，要善意帮助他的政治进步；在另一方面，则要求他遵守我军的一切制度和规章条例，和努力供献他的才能于抗战建国大业。”
从上述我党我军对于知识分子专门家问题所作出的政策指示和外公所阐述的观点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认识到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探索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特殊规律，依照科研工作的特点，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改善科技工作的管理体制，以切实的措施来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党的关于知识分子专门家的这一系列正确方针与政策，加强了我军的建设，保证我军能有强大的力量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
建国后的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且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实施了。”这里回顾的正是上述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外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充分肯定和强调科学知识和人才的地位和作用，为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局面和传统大声鼓与呼，充分体现了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
外公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与知识分子的交往接触中，在领导知识分子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学昭奔赴延安，被分配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任编辑，但由于她自身的一些原因，影响了她和群众的接近。比如，她因小时候被兄长管教得凶，后来见了男同志就有些害怕，碰上男同志的面都不打招呼，因而产生与一些同志的隔阂。外公便善意地劝告她：路上遇到同志不要视而不见，不论男同志还是女同志，碰了面，要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看起来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陈学昭却终生不忘，晚年回忆起来时，认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教育。”
这说明，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创造“新传统”的过程中，外公是身体力行的。
第四节文官武论笔亦刀枪
外公是个“文官”，虽然也长年随部队南征北战，但却没动过一刀一枪，从事的是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但毕竟是历经战争和战火，所以对武装、军事和军队建设等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有着许多重要的建树。
仅举两个例子说明。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残酷、频繁的战斗中，抗日根据地人口大幅度下降，八路军、新四军严重减员。根据敌后根据地所面临的残酷斗争形势，党中央确定了深入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中央军委于1941年10月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这个指示确定了今后我军对敌斗争的方针是长期坚持，保存实力，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提出敌后军事建设的中心将由重点扩大与巩固正规军到重点扩大与巩固地方军与民兵，建立军区、军分区，作为独立的地方军指挥系统，在一些困难的地区则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
为了配合军事建设的这一重点的转变，外公撰写了《正规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一文，阐述这种转变的意义、各种武装力量的关系等问题。文章一开头，就有一种军事理论家高谈宏论的气势：
整个武装建设，包含正规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方面的建设。
三种武装力量的建设，在整个武装建设中，是缺一不可的。建军工作领导的艺术，在于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与条件，抓住其中心的一环，不拘泥于任何陈法，同时在于，使这三种武装力量的建设，得到很好的配合，以发挥军事方面最大的力量，来完成当前的军事任务。
文章对正规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的区别、各自的任务等做了说明：
正规军，担负着全国性的任务，必须是精干的，能够担负较大战斗任务的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优良的装备和训练，严格的各种制度等等。
地方军，担负着地方性的任务，因此就有许多与正规军不同的特点，它是游击性极大的部队，其活动限于一定区域，其指挥属于地方军事机关（军区、军分区、县、区），其成员与干部须力求是本地人，其训练装备编制要适合在本地区运动与作战，其制度须要考虑到地方的特点。
在人民武装中，民兵是骨干，是由模范自卫队和青年抗敌先锋队组成的，是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组织，这个组织并以民主集中制为其组织原则。它的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或配合主力与敌作战，袭扰敌人，封锁敌之据点，破坏敌之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在敌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
文章还分析了三种武装各自不同的特点，提出了三者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协调作战等要求。
另一个例子，是外公起草了党的七大的军事报告。
起初在接受这个任务时，他有一定的顾虑，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官”，虽然也曾随部队出没于炮火硝烟之中，却从来没打个仗，觉得军事报告应由军人、军事专家来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能够胜任这一工作，长期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使他熟谙战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因此，起草军事报告便能得心应手，并于1945年4月20日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他执笔起草的这个军事报告题为《论解放区战场》，在党的七大由朱德向大会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党十七年来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解放区八年抗战的经验，指出，党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方针相结合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党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军队的各项工作作了精僻的说明，要求全军从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迎接抗日大反攻。
外公虽然不打仗，但却是另一个战场的猛将，这另一个战场，就是舆论的阵地，宣传的阵地。在这个战场里，同样有炮火硝烟，同样有刀光剑影。外公在这个战场中，口诛笔伐，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倒行逆施，宣传党的主张，传播正义的声音，以赢得天下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另一个战场的作用不可小看。
试举外公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与美蒋反动派的一场场论战。
1946年6月，蒋介石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命令其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