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堡垒一扫平，
骇掉汉奸魂。
红旗山西飘，
同胞齐欢迎。
“华北国阴谋”，受到了当头棍。
抗日讨逆大家来，
工农商学兵。
5月，先锋军回师河西。这次东征在山西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山西许多地区的老百姓以前没见红军，只听到过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现在看到的红军却纪律严明，谣言不攻自破。
在保安，党中央办起了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当桌椅，石灰泥土糊墙为黑板。学员是红军指挥员，教授政治和军事课。毛泽东经常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课。外公也在红大当教员，讲国际问题。
在这期间，扬尚昆（总政治部主任）和外公还发起大家来写长征，用集体创作的方法写一本《长征记》，并计划将书交给正在保安来访的埃德加.斯诺带出去印售。连长征途中也坚持每天记日记的童小鹏在他的《军中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下面抄录他几则日记：
八月六日
杨主任、陆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给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本来我们的作品就是有也不能拿出去，现在有一个这样好的人，这样好的机会，真是难得极了，既可以拿去宣传，又可以募捐，确是一举两得。这样讲，无论如何都要写他两篇。本来老早就要写，一来许久未动过笔，二来不知从哪里下手，就此一天天地延下来。
八月七日
……晚饭后在外面玩，准备去讨论问题，适遇杨主任、陆部长来组织写《长征记》，并带有毛主席、杨主任署名的征文信与《长征记》大纲，旋即召集同学们开会，经杨主任各方鼓励，由国际意义到个人利益，红大的名誉……说得大家都义不容辞。我也决心写，以回答他的号召为这样深刻鼓动和热心。
九月九日
交《长征记》四篇，杨、陆要我多写。
外公不仅动员别人写，自己也亲自写，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老山界》就是在这时候写下的。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也谈到了要他筹款购买飞机的事：“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队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十月他离开保安临行前，“‘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他这里提的是照片而不是书。
此后，有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投奔根据地，参加抗日。为了培养这些青年，办起了知识青年培训班。外公除给培训班讲课外，还创作了不少歌词，借以鼓舞青年们的斗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这些歌曲流传甚广，甚至传唱到大后方，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比如，外公创作的一首《大家想一想》：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大革命时代中国的情形是怎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要取消，
收回租界，汉口和长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国民党，共产党，
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
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党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上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原红军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宣传教育部，陆定一任部长，黄镇任副部长。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
9月下旬，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举行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到抗日前线的誓师大会。外公在当时写下的一篇速写《上前线去》里描述了誓师大会的情形：
清早，大操场上，誓师大会。
休息了，身经百战的健儿们！胳臂上的肌肉，腿上的肌肉，像新的弹簧。
一致的吼声，回答抗战的号召。
读誓词，一句一句，一唱众和：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的父母兄弟，奸淫我们的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
“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众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们的指责。谨此宣誓。”
宣誓完毕，一律换上青天白日徽章的帽子。
旧帽子怎么办？
“旧帽子？我们要把他包在包袱里，永远带在身边。”
队伍走开，大操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帽子。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旧帽子抛掉的。因为那上面有五角星，红的。
“我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打日本。你们的名字改了，你们的心不变的。”土桥上的农民说，点着头。
……
随后，外公随八路军总部从三原县云阳镇出发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总部经富平、澄城，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经侯马临汾、太原、忻县、转定襄、抵达五台山。9月23日到达五台山南茹村，在这里，指挥了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部署了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
忻口战役后，1937年10月下旬，总部由五台山地区南移晋东南。
这期间，外公却害了严重的痔疮，行动不便。
国共合作，中共在西安、南京等处设立了办事处。外公去了一趟南京治疗痔疮。
在南京办事处，外公从叶剑英、钱之光那里了解到，办事处资金紧缺，经费十分困难。外公于是想到家中父亲的遗产。父亲已于1929年病逝，分在他名下的遗产还一直没处理。得到办事处的同志的同意后，外公回了一趟无锡。父亲分在他名下的遗产共三千元，但他只从后母手上取得二千元钱。他将一千元献给了党组织，另一千元交给外婆唐义贞的兄弟找丢失的女儿叶坪。因此他从无锡去了武汉，住董必武负责的中共武汉办事处。他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里找到了外婆的大哥唐义精和五哥唐一禾，告诉了他们外婆牺牲的消息和女儿叶坪下落不明的情况，并委托他们寻找叶坪。他将一千元钱给了他们，作为寻找叶坪之用。
然后，他返回抗日前线，自武汉经西安，抵达洪洞牧马村——八路军总指挥部驻地。
第三节戎马太行
1938年2月后，外公随同八路军总部由洪洞西东去，经安泽、沁水进入晋东南。初期转战于屯留、沁县一带，后进入武乡县境。4月14日进驻武乡县城西北义门村。此间的2、3月，朱德、彭德怀指挥第二战区右翼军，肃清正太路南、同蒲路南段地区之敌。4月，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然后，总部由义门村，到沁县南底水，8月上旬，进驻潞城北村，直到1939年7月。在此期间，部署了派遣主力挺进冀南、冀中、鲁西北、大青山、山东等战略行动。
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军委总政治部。1938年初，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2月23日，军委又决定，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总政治部名义出现。之后，前方八路军总政治部为前敌总政治部。8月，中央军委命令，为便于前后方工作，另设后方政治部和前方野战政治部，野战政治部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傅钟任主任，外公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北村北上，经襄垣普头、黎城霞庄，进驻武乡县砖壁、王家裕。从1939年秋至1940年，八路军总部基本上都在辽县南、榆社和武乡东南、襄垣东北、黎城以北地区活动，武乡砖壁、王家裕村是总部常驻地。
外公对我讲起过那时候总部行军打仗的一个故事：一次，总部只带了一个营（实则两个连，另一个连只有番号没有兵员）行军。路上，在良马故城一带不期遭遇上日军苫米地旅团由河北经过东梁关进攻太原。对方兵力大大超过我方。朱德为了争取时间使山西省会太原的军民有时间安全转移，亲自指挥部队与敌人作战，打了三天之久。朱德采用运动防御的战术，在山上布下散兵线，修筑工事迎战，目的是拖住敌人，不让他们按时到达目的地。当敌人停下来集中调兵布将，准备进攻时，我方又迅速撤离，收兵到第二个山头，让开敌人五里地。外公问朱德：为什么只让开五里地？朱德说，敌人按命令前往目的地，不能顾及路上的骚拢，只好一直往前走。当敌人过去时，我方又打他们后面的运输队，缴获了不少弹药和其他物资。
八路军开赴华北，很快就建立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从敌伪手中夺回了广大的版图，使敌伪在华北的政权无法普遍地建立与巩固；使得日寇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日寇正企图集中全力夺取武汉，而边区的抗日部队，配合主力作战，不断进攻日寇的侧面，使日寇在华北的后方，遭受重大牵制与损失，大大增加了夺取武汉的困难。因此，日寇为了稳定后方，不得不抽调兵力来对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施行“扫荡华北”的计划，“扫荡”首先对着晋察冀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38年10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进攻，给了日寇“扫荡华北”的毒计以第一个迎头痛击。
这一胜利，给了各抗日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外公进行了总结取得这一胜利的经验的工作。
总结这一经验，是有重大意义的。过去红军与蒋介石打过无数次，而现在敌人是新的，是日本军队，它比蒋军强，作战的地方是新的，是尚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因此，要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必定会在军事、政治、群众运动等方面，碰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需要解决新问题；再则，日寇决不会甘心失败，并且继续在晋西、晋南、晋中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进攻，并有大举进攻晋察豫边区的迹象，在这一情势之下，细心研究晋察冀的经验，把它灵活地运用到每一抗日根据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便成了当务之急。
因此，外公决心千方百计了解和总结晋察冀反“扫荡”的经验，并把这结经验迅速传达到各个抗日根据地，以便各个根据地早做准备，粉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以免措手不及，以致吃亏。
外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并根据晋察冀边区的大量文件，以及当时邓拓主编的《抗敌报》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于1939年1月19日写成《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中的几个重要经验》的长文，并很快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也同时分别在第六十五期和六十七期连载刊出此文。
文章就晋察冀边区在迎敌态度、布置准备工作、战时动员工作、战时宣传工作、群众的游击战争、坚壁清野工作、除奸工作、慰劳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他特别就晋察冀的宣传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从中说明宣传工作在战时的重要性。比如说到报纸，他指出：“报纸是宣传和组织的一支重要武器，在平时固然重要，在战时更形（显）重要。只要我们设想到，战时的大众如何迫切想知道战争消息，如何想从报纸的社论、论文，和政府的文告、政党宣言中得到工作指导，如何想从报纸的记载中知道别处动员的成绩缺点和工作方法以为自己的借鉴，我们就可以想到战时报纸的作用如何伟大。在敌人进攻之下，领导抗战的当局，应该经过报纸，传达战况，传达工作方针，传达工作经验，传达胜利的消息，这样来坚定人心，消灭谣言，鼓舞士气，推进工作。”
他还以《抗敌报》为例，总结出战时办报的几条好经验，一是报纸版面宜小型化，缩小篇幅，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省用纸，另一方面便于运送，同时可根据需要经常不定期地出号外；二是在内容上，战时的社论必须具体切实，不能不着边际地空谈。本区的作战消息应占报纸的主要地位，通讯要短小精悍，无一笔浪费；三是派出战地记者，并特约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做通讯员，以便能写出反映地方情形，针砭工作缺陷、正确发扬工作优点的通讯。他赞扬《抗敌报》的特约通讯员，没有“记者架子”，每到一地，看见工作有什么不对，马上就动起手来干，有什么工作需要帮忙，马上就去参加，这样的记者，真不愧为“战地报人”，他们所得到的影象也决不是浮面的了。
在总结政权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时，外公指出了政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政权建设提高到关系战争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并且提出政府公务人员的严格标准应该也必须是：
第一，选贤与能。所有公务人员必须是忠于国家民族，坚决抗战的人物，而自私自利或者口是心非的人应该坚决排除。
第二，实行廉洁。只有廉洁的公务人员才能拼命为国，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晋察冀边区政权中，公务人员最高薪水每月十五元，有些公务人员甚至每月从他的廉俸中提出若干来买救国公债和慰劳伤兵，这种廉洁的作风是极可钦佩与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