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印象中，中国人的幽默很少是与性暗示有关的，特别是在正统诗文作品中，主角大都是政治地位很高的帝王将相或文化水平很高的才子佳人，性暗示对他们来说是有失身份的。即使男女有所调笑，也大抵是素的。但地方戏曲和白话小说中，性暗示就不那样稀罕了。一些丑角的插科打诨，往往就直接涉及性行为。如《窦娥冤》中，张驴儿向父母请安。一般的都是“父母大人在上”，而张驴儿却说：“爸爸在上，妈妈在下”，问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小时候床上见的。这就有点荤了。再如，《西厢记》中写到张生与崔莺莺私会，有这样的唱词：“周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这还算比较诗化的。也有比较露骨的：“但着些麻儿上来”、“露滴牡丹开”之类，这就不仅仅是超越了幽默的限度了。《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章，以及正面描写性生活的《金瓶梅》，其性泛滥的程度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了。感官刺激太强，荤得不能再荤，幽默感都被淹没了。
这也许是一个规律，性刺激和幽默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一方失去限制，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消失，二者必须处在某种平衡状态中。中国通俗文学中某些性泛滥荤得没有谱，和正统的禁欲主义同时并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指出，《水浒传》中的英雄在超人的食欲方面绝不亚于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而对于女色方面则绝对禁绝，常常被视为破坏英雄气概的祸根。也许正因为一方面禁得太厉害了，另一方面则有某种放纵的倾向。
这和西方有所不同，由于西方有文艺复兴和个性解放运动，人们对性的本能看得不是那么神秘，认为肉体的欲望并不是罪恶，索性公然面对，反倒拉开生理刺激的距离，对之加以幽默的调侃。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和我国的《三言》、《二拍》不同，它不是正面地去描写性本能，而是用逻辑“错位”的办法，偷换概念、无类比附地把性行为的强烈刺激淡化为可笑的、天真的、欲盖弥彰的痴愚。例如，一个商人欲出远门，其妻子为了表达她的爱情，要变成一头驴子同往，求教士在教堂做法事成全。教士念念有词地做完法事后说大功告成，唯一的不足是，驴子还缺一条尾巴。妇女遵命爬伏，教士乃以阳具人之。此时，该女子丈夫曰：这样装尾巴，也该是我的事啊！要你来干什么？但是那时，“滋润万物的甘露”已经流出来了。
《十日谈》中，此类荤幽默甚多，大都是在关键处，对性事作调侃性的表现，荒谬可笑的借口和真实的内心冲动构成一种不协调的反差，幽默由此而生。由于回避了直接描写性事，故幽默感并未从根本上受到扼杀。
三、中国古代民间为什么有荤幽默泛滥的现象
中国人的荤幽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可能并不是太少的，可一般说，荤幽默是上不了台面的。荤幽默口耳相传的比较多，记载在文字上的比较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这主要是在冯梦龙的《笑府》中。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太露骨了，以致在中国失传。直到“五四”以后，才由周作人从日本找回。不过周作人并没有把它全部印出来。直到1992年，海峡文艺出版社才把绝大部分印了出来，可还是有27则只印了题目，编者声明，是由于“猥亵太甚”才删去的。有的看题目就有点令人吃惊了。即使这样，保留下来的还有个别不甚雅观。由于直接写到性，已经没有什么幽默可言，不过是一种恶趣而已，没有什么可以使听者与谈者心领神会的雅趣。有些篇章有一点讽刺意味，但幽默味又不足，能在调笑与意味之间有所平衡的如：
一儒家女新婚，交欢之际，阴道先至。此女忽穿衣、下地，整容向床万福。夫惊问故，答曰：“陪先了。”
这一则题目叫《女道学》，它活脱脱地勾画出做什么事都把男先女后的顺序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以致在这种时候还这样形式主义，真是可叹。但是这种幽默往往太荤，许多稍有精彩意味的既不便引，又不便解释。这说明荤幽默或者带荤的幽默有很大的局限性，用之于私人交往，难免有失身份；用之于大庭广众之下，容易引起尴尬。即使有些人能够体会其中奥妙，也不便表现出太强烈的兴趣。倒是民间，往往有能够把性刺激与性趣调节得比较平衡的。例如：
青年河中裸泳，邻女突至。问何故？曰：得父家书，苦于目不识丁，恳请代读。青年曰：身裸，一丝不挂，恐不便。邻女曰：不妨，有碍观瞻处，吾代为捂之。少年乃如其言。支支吾吾，读良久未毕，邻女曰：愿速速读，恐捂不住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有两点成功之处：第一，将性事作间接的表述，避免了直接表述的刺激性；第二，这是最为主要的，其中隐含着邻女的痴。对性事的无知亦至于此。其荒谬性与此女之天真无邪昭然若揭。
四、荤幽默的淡化方法：在性质上转移
但是荤幽默经过淡化以后，用之于比较亲近的朋友之间，既有某种突破禁区的惊险之感，又能增加生活情趣。我在德国看到一个德国女大学生问教授为什么他不愿乘她的车一起去大学，那位教授说，因为我不想让你的男朋友和我决斗。说话时那姑娘的男朋友就在身边，我看到他们三个人都笑了。
这样的幽默由于远离了性刺激，因而淡化得很得体，可在中国就不一定了。中国人在日常谈吐中，尤其在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是没法让幽默沾上一点荤味的；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论，有时连皇帝都会和大臣开一开有荤味的玩笑。《世说新语》上有一则故事：
（晋）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赏。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皇帝生了儿子，大为高兴，遍赏群臣。大臣殷洪乔有点傻乎乎，十分谦虚地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我没有什么功劳，厚赏到我头上，愧不敢当。皇帝本也可以一本正经地解释，但他却开了一个玩笑说：“这种事，怎么能让你有功劳呢？”这个玩笑本来是很荤，但晋元帝把它素化到逻辑空白中去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想象力再强，也不会想到很具体的性刺激上去。已经到了边缘，又适可而止，这种幽默的火候，叫作荤素调匀。这种幽默的分寸感很重要，用得好，能创造一种特别融洽的气氛；用得不好，不但失去分寸，还会把场面弄得很尴尬。
荤素调匀有个起码的标准，那就是不能直接表达或挑逗性官能的刺激，一旦性官能的刺激在读者的想象中被挑逗起来了，再严肃、正经、高雅的意味也就落了空。淡化性刺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转移问题的性质。下面一则古代笑话之所以不太荤，就是因为它把男女之事转化为重男轻女的传宗接代的观念。
有一个妇女即将分娩，很痛苦，对丈夫说：“以后不许近身，宁可一生一世没有儿子，再也不干那事了。”丈夫说：“好，遵命。”后来生下是一个女儿，不太满意。夫妇俩商量取名字，妻子说：“取名‘招弟’吧。”
“招弟”的意思是再招一个男孩子来做弟弟，那就把前面的决心打破了。
严肃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趋向回避性暗示。这一点直至今日还占着主流，但改革开放以来情况也有一些改变。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打麻将》的喜剧小品：一个人的老婆是赌鬼，丈夫怕她，被老婆打得到处借钱，后来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有意喝醉酒，醉醺醺地写了一纸文书，把老婆租给同台主持节目的李默然，而且这纸文书还是这赌鬼老婆在台上当众念出来的。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带荤腥的幽默，起初观众愣了一会儿，很快爆发了掌声，显然这种程度的性暗示，他们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小品的编剧还是怕太荤了，在后面加了一句：租给李默然——做保姆。这就有点多余了，而且不通了，做保姆是不用租的。只有做老婆，而且是临时的，才可能是租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不止一个地方有租妻的陋习。
性刺激的风险性越大，荤幽默的成功率就越大。
西方人有时为了避风险，就把性暗示放到侧面去。我看到一家广告公司的广告说：“做生意不登广告，就好像在黑夜向美丽女郎眨眼睛。”这句话，看起来不荤，因为它本来就只有调情的意思，离性暗示还很远。再看下面这句话：“商业活动好比性生活，有了它兴旺无比，没有它也不是不可苟活。”这句话已经淡化了性暗示，所用的方法就是转移角度，它的话题不是性生活，而是商业活动，只是把性生活拿来作喻体，构成一种不伦不类的荒谬。这样的比喻在西方还是可以被容忍的，甚至被称赞，但在中国社交活动中还是避免为好。
在中国民间，也有许多黄色幽默，不过大都逻辑空白不足，因而我们无法引用。有些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大胆涉笔，或者改编，或者创作了一些性幽默故事。如贾平凹在《废都》中借孟云房的嘴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一家医院收了个阑尾炎病人，手术前是需要刮净下边的毛的，先是由一个老护士去刮，正刮着，电话铃响了，找的偏巧是老护士，老护士就让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去刮。后来就刮完了，一小一老两个护士在池子里洗手，老护士就说：现在社会上小伙子们时髦文身，可那病人怪，竟在那么个地方上也文了“一流”两个字。小护士却说：“哪里是文了两个字，是七个字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个故事由于留下的逻辑空白较大，所以，还不大猥亵。就是很细心的读者也要思索一番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
在作家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一位主考官放外任了，诸多门生前往祝贺，其中一位赌钱赢了一大笔银子，就送了老师一笔钱，又买了一本《诗韵》送给他，因为这位主考官将要结婚。人问结婚为何要送《诗韵》，答曰无非是“平上去人”。这个故事的逻辑空白就小些，因而也就俗些。
总之，涉及性的荤幽默，均以十分含蓄为上。即使十分含蓄，也要慎用，否则容易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