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幽默逻辑的一种形式是两种逻辑的“错位”,但是要“错位”得自然,人家才能舒舒服服地上当,如果不自然,就叫人难受了。为了自然地从一种逻辑向另一种逻辑过渡,或者把一种逻辑掩藏在另一种逻辑之中,就需要一个过渡的跳板,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偷换概念。
一、偷换概念的两种方法:同音异义和同语异义
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偷换概念是不容许的。正常的、科学的和严密的思维要保持概念的一贯性、一元化,不能在对话过程中把语义随便歪曲。比如说,阿Q把辛亥革命时期出现在未庄的“自由党”误解成“柿油党”,因为按吴语方言,“自由”与“柿油”是同音。由于同音,导致概念转换,是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可能犯的错误,也是愚昧无知的表现,算不上偷换概念。即使是有意曲解,也不过是低水平的偷换概念。
比较高级的偷换概念常常不这样明显,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概念形式没有变换,但概念的内涵却变化了。就以阿Q弄混的“自由”为例,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首先,它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相对于专政而言,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其次,它是一个行为的自主性范畴,相对于纪律而言,自由不能无限,只能在纪律限制以内,以不妨碍他人和公共秩序为限度。如果你在熄灯以后自由唱歌,就违反了纪律,因为别人就失去了安静睡觉的自由。再次,它是一个伦理观念,相对于责任而言,一个结婚并有了孩子的人就对其配偶及孩子有了责任,因而就没有了任意恋爱的自由。最后,它是一个哲学概念,相对于必然而言,人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的交往中,必须认识到必然,才能有自由。例如你去游泳,就必须在头进入水中时吐出空气,在头露出水面时大口吸气,你认识到这是必然的规律,并照这种规律去调节自己的呼吸和运动节奏,才有了在水中的自由,否则你就失去了水中的自由,只能溺死。
在讨论问题时,对于自由这个题目,你必须遵守逻辑一元化的规范,弄清原来是从什么角度提出的,不得转移。比如说,五四运动以前郭沫若在日本留学老想自杀,原因是他本来在中国已经结了婚,虽然没有爱情,但也还是有了合法的妻子。而到了日本,他又与日本姑娘安娜同居,而且生了孩子。因而他自己说,他时时感到在“自由”与“责任”的矛盾之间不得解脱。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感到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这种自由应该是伦理的自由,而不可误解为政治的自由。相反,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和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争取自由大同盟”,所争取的是政治的自由而不是恋爱自由。平时,有些朋友自由散漫,那只是不守纪律而已,如果把他们算作“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是偷换概念了。同样,如果有些破坏纪律的人,引用马克思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为自己辩护,那是把纪律观念偷换成哲学概念。只有概念不被偷换,问题才能持续不断地研究下去,成果才能积累;否则讨论无法进行,变成聋子的对话。在公共关系中,经常遇到这种一词多义,因为词语本身几乎没有可以感觉到的变化,而概念却转移了,所以要特别警惕。
二、防止核心概念向相邻内涵转移或者外延膨胀
在日常对话中乃至在公开的辩论中,如果不能坚持概念的一致则很难避免论题的转移。有一次福建师大的学生举行辩论大奖赛,辩题是:“念大学期间谈恋爱弊大于利”,正方和反方各执一词,分别述说理由。当反方一位发言人论述到真正的爱情是十分珍贵的,一旦它来到心上,就该不顾一切地把它抓住,而不管别的。这时正方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对方虽风度翩翩,然而家境贫寒该如何呢?反方立即说:家境贫寒挡不住真正的感情。正方又说:你这样可能仅仅是一时冲动,等到日后生活的现实向你逼来时,你难道不会后悔吗?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把论题从大学生恋爱的利和弊,转移到谈恋爱时选择的标准——家境贫寒和人品学问的关系上去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论题转移,是因为论题的核心概念被转移了。核心概念一般并不是容易转移的,一旦动摇,最容易转移到相邻或者相属概念中去。例如这里的核心概念本来是念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利与弊,其相邻或者相属概念是择偶的标准,光看风度或者光看贫寒与否的利与弊。经过推演,原本的论题被遗忘了,择偶的标准成了论述的中心,大学期间恋爱的利与弊则变成了对象的家境和风度之间的利与弊了。
这种转移不易被觉察,要发现它必须要有辨析毫厘的能力才成。有时,不是论题核心概念的内涵被转移,而是外延。如一次大学生辩论会,辩题是“中小学教师从事第二职业弊大于利”。反方在论述时,举出了一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在企业兼职的例子,正方立即指出论题是中小学教师,举大学教授为例是偷换概念,弄得反方十分狼狈。而反方在论述时又说到中小学教师为学生补课并非弊大于利的问题。正方立即指出补课不属第二职业,而是第一职业的延伸,反方又因而狼狈了一番。其实,正方的反驳也有漏洞,双方所犯的错误在性质上是同样的,叫作概念的外延膨胀。这种外延的膨胀,很少在论述的第一个层次发生,常常在远离论点时发生。距离论点越远,概念越容易在外延和内涵上受到论述过程相邻和相属概念的干扰。
三、两条思路的跨度要大,过渡模式的结合要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正常的思维过程中偷换概念是违反基本的逻辑思维规则的,而违反了基本的思维规则,思维便无法层层深入。思维线索破碎或踏步不前,都是控制不住自己思路的表现。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用逻辑规则控制住自己纷繁的思绪。
但是在幽默逻辑中情况大有不同,它所需要的思维方式与理性思维恰恰相反——思路转移是必由之路。由于理性思维的长期训练,思路的一贯、概念的统一已经有了强大的优势,很难自由转移,于是又得训练自己偷换概念,使思路悄悄地转移。
1993年元宵节,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中有一个节目,是让三个演员模仿天津著名的相声前辈马三立。每一个模仿者都不同程度地模仿了马老先生在舞台上的言谈、举止。每一个演员演完以后,主持人都问在场的观众像不像,回答都说像。后来,马老先生亲自上台有人反倒说不大像了。主持人问马老先生:这是为什么?马老先生说:“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假货太多了,在真货面前,人们反而不敢相信了。”
这就达到了较高层次的幽默,因为这里不但有可笑的东西,而且有发人猛醒的顿悟,有对于商品潮冲击下的人们心灵的洞察和调侃。
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还由于马老运用了一种非常基本的幽默方法,就是偷换概念。本来是模仿人,是“真人”和“假人”的关系。把人变成“货”(例如“你这种‘货色’”),就是偷换了概念了。在这个节目里表演的极大成功就在把“真人”和“假人”的关系变成“真货”和“假货”的关系。
幽默的二重“错位”逻辑,要从一条逻辑过渡到另外一条逻辑线索上去,不能生硬地、公然地跳过去。比如说三个人模仿得都不那么像,或者说只有一个人模仿得挺像,都不能使我们自然地想起充斥在市场上的以假乱真的假货。或者马三立先生上台时,不是说假货那么多,弄得真货倒没人信了,而是说假冒伪劣产品的商标和包装那么多,弄得真正的商标和包装倒反而显得少了。这样说意思差不多,幽默感却大大减弱了。
从第一条思路“真人”不及“假人”向第二条思路“真货”不及“假货”转移,句法结构上是对称的,而且只有一字之差,属于同一模式。在同一模式中,重复性的结构比之变化的词语有力得多。通过基本上重复的结构,带进了内涵变化了的词语,虽然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接受者(观众)的角度来说,相同的模式造成了较强的心理定式(或心理惯性),因而阻力是比较小的。第二条思路带来的意义变化越大,思维的跨度越大,观众可能产生的心理阻力也越大;但是如果两条思路的思维模式越是相同,则过渡越是自然、流畅、隐秘,可以把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引起的惊喜就越强烈。
四、两种语议在同一概念中和平共处
有时,逻辑过渡不仅是模式相同,而且词语也完全相同,这样的过渡就更自然,更有效果。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建设的成就,有一个西方记者问:“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是一种挑衅,实际上是想讥笑中国的贫穷。对这种问题如果用外交辞令回答“无可奉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周总理却说:“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资金嘛,总共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使满座记者大吃一惊。周恩来解释说:“中国人民币的发行面值是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合计为18元8角8分。”他一讲完,全场立即掌声一片。
这是在为周总理的幽默而鼓掌。周总理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使逻辑发生自然的转移,记者问的是银行资金总额,而答的是人民币面值总额。为了把两种思路不露马脚地结合起来,他找到一个概念,让不同面值总额和资金总额两种意义在其中和平共处;或者说,这个概念包括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联想方向,既可以顺着第一条思路的表层逻辑发展,也可以顺着第二条思路的深层逻辑自然地发展。
过渡性词语越是统一,越是不着痕迹,两条思路两种逻辑的反差越大,幽默语言给人带来顿悟的惊喜也越强烈。换句话说,概念被偷换得越离谱,概念之间的差距掩盖得越隐秘,幽默的效果就越强。
五、同音异义和一语双关
从理论上说,要过渡词语密合又要思路有反差是有些复杂,但是在实际中运用起来并不太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找一些音同义不同的词就行了。比如小两口回家,炉子灭了,男的想发火,女的说:你火再大,也点不着炉子呀。这个“火”字就是偷换概念的一个很好的过渡,同一个“火”字,生火的“火”是化学变化,而发火的“火”则是情绪反应,二者差距很大,可这个“火”字却是同一的,因而逻辑的转移是天衣无缝的。
用同音异义词是比较通俗的方法。稍微复杂些的是一语双关。一语双关在科学研究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它会引起概念混乱,研究无法进行;但在幽默逻辑中,一语双关是一种特殊的偷换概念。一般的概念被偷换之后,原来的意义逐渐消失,被新产生的概念取而代之,而一语双关则是两种概念同时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