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虽然不满柏杨，但是其幽默和柏杨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怕丑加不怕赖。故意把自己写得很不堪（看淫书）、很顽劣（以快速和慢速放影碟）、很任性（和小狗咬来咬去）、很散漫（用脚趾开水龙头），然而就是在这种率性和顽皮中，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以自己的极其藐视世俗的姿态而自豪。他的幽默好在亦庄亦谐，以极谐反衬极庄。
上个世纪末，四川文艺出版社两位编辑发起《不亦快哉》征文，海内不乏名家响应，然而大多缺乏自我调侃之胸襟，且又无导致荒诞的气魄，惨不忍睹者有之，令人哭笑不得者有之。贾平凹先生的散文集《长舌男》中之《笑口常开》可谓得金圣叹之神髓，摘其一如下：
入厕所大便完毕，发现未带手纸，见旁边有被揩过的一片脏纸，应急欲用，却进来一个蹲坑，只好等着那人便后先走。但那人也是没有手纸，为难半天，也发现那片脏纸。如此相持许久，均心照不宣；后同时欲先下手为强，偏又进来一人，背一篓，拄一铁条，为拣废纸者；铁条一点，扎去脏纸，人走了。两相对视，不禁开口而笑。
自我调侃之要诀乃尽写自我之尴尬，越是把自己写得傻乎乎，越是显得心胸坦荡、天真无邪，也就越是可笑。
如果说抒情诗以情为美，以智为关，那么，幽默散文则是“以傻为美”，“以痴为美”。
有志于磨砺幽默谈吐的人，一定要明白，幽默最根本的性质是宽容、超脱地看人看己。对人世间的纷争当然不是无原则地忍让，也不是以宗教的眼光把生活看得很虚无。不是鲁迅所反对的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为大家的一笑，而是以更为宏观的历史眼光，从时间上、空间上拉开距离，旁观眼前琐事，就不会被狭隘的、一时的情绪所束缚，不值得过分执著，过分拘泥，这样就可能达到某种哲学家的高度。用宏观的、历史的、哲学的眼光驱除胸中的俗气，就不难变得宽容，变得博大，也就易于把狭隘、意气用事的情绪淡化乃至净化，力争在精神上达到纯洁的境界，这无疑是自我磨炼的必要基础。
没有这种境界，或者对这种境界绝对无知，最多也只能成为半吊子的活宝，永远也养不成自然的幽默气质。
二、幽默方法有利于幽默心态原养成
要进入幽默境界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说在没有修炼到此境界之前就不应努力了。应该说，幽默方法的掌握，有利于幽默心态的养成，反复磨炼，则熟能生巧，久而久之，方法和心态的矛盾就会相互作用，有望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了。
一个西方笑话说：
有一个人和他妻子吵了架，夜已很深，第二天七点半他必须到公司去办一件事；他怕自己睡过了头，可又不愿意向自己的妻子示弱，于是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妻子：“明日七点请叫醒我。”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已是九点。他很生气，却发现枕头旁边还有一张字条：“七点了，请起床。”
他太太这个玩笑，很有智慧，完全符合语言与现实不一致的幽默原理，但是水平并不高，毕竟会给丈夫的工作带来损失，所以并不明智。幽默的特点是无伤害性的，为了幽默，不惜给对方带来损失，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幽默了。这位女士的幽默方法正确，但心态不对。幽默不能化解矛盾，缓和冲突，转移或者超脱对抗，就不能算成功。有一种人天生胸怀博大，幽默谈吐对他们来说，是心情的自然流露，无所谓方法问题，但是这样的幽默天才极少。大多数人则一方面要磨炼自己，开阔心胸，提高境界，另一方面还得学习一些具体的幽默方法。没有一定的方法，也还是幽默不起来的。
三、软性幽默中的硬性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幽默可以分为戏谑性的和严肃性的两种。戏谑性的幽默，完全是软性的，并没有对抗的情境，也没有非争取对方同意的意向，纯粹是为了活跃气氛。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什么情绪膨胀的问题，只要神经更放松，情绪活跃即可。不论什么人，包括幽默感不甚强的人都不难会心而笑，获得情感的沟通。在日常生活中，谁不会开开玩笑呢？许多人，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很会开玩笑，一方面又常常自怨自艾说自己乃至中国人缺乏幽默“细胞”，这是因为他们在严肃的场合下不能放松情绪。
在面临对抗的情境时，许多人陷入被动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往往是尖锐且不可回避的，因而很难轻易地超脱。这时的幽默要有原则性。或者通俗地说，幽默中要有一定程度的进攻性，这种幽默可以通俗地称之为“硬幽默”。但幽默的本性是宽厚的，因而，即使带着进攻性也得软硬结合，以软为主。像本书第二章中讲到的，梅汝墩面临中国排名在哪一位的问题，这时的幽默一定得有原则，软中有硬。这种幽默在本质上是严肃的，但在形式上又不能一味严肃，当以戏谑式的软性调侃为手段。这在各种幽默中可能是难度最大的。
所谓软，是要从硬性对抗中超脱出来，这就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就得用虚幻、荒诞、超越现实的办法，但只能在表层虚幻，而在深层则是确定不移的现实。外交活动、商务谈判、体育竞赛的对抗性可算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些情境中，幽默的虚幻性非达到超越现实的程度不可。梅汝璈先生提出以体重为标准排列座次，表面上是脱离实际的、荒诞的，但在原则上却是实实在在的。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幽默不起来，一个原因是不知如何向虚幻、向荒诞升华；另一个原因是不知在虚幻、荒诞中如何坚持原则。
幽默的超脱是宽容的、软性的，而原则立场则是严肃的、硬性的。这种软硬兼施的幽默难能可贵，不但中国很少有人能在这种境界中达到自如自由，而且就是十分强调幽默的美国人也很难达到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左右逢源的境地。
四、聂卫平和林海峰如何把对抗软化
许多体育明星在大赛以前，都会遇到记者的采访，这在不可调和的对抗之前，对于每一位明星的幽默感都是一种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明星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抒情诗式的，浪漫色彩很浓：“我来就是为了争冠军的。”“上帝把取得冠军的使命交给了我。”浪漫的特点是绝对化的，不留任何余地。留了余地就不浪漫了，这样说说自然很是过瘾，但是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对方也这么浪漫，也不留任何余地，那么竞赛一结束，必然一胜一败，实践终究会证明，某一方面的浪漫不过是牛皮而已。赛前越是浪漫，赛后越是狼狈。
于是就有了第二种选择，不要那么浪漫，来一点保留，甚至来点谦虚：“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参与，为了学习，我们争取打出最好的风格，最高的水平。”这样的说法很保险，没有牛皮吹破的后顾之忧，但也给人一种萎靡不振之感，连一点自信心都没有，还有什么竞赛的精神可言呢？
最理想的是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幽默的方法，首先把对抗用虚幻和荒诞的形式加以淡化（或者叫软化），然后才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软中有硬，绵里藏针。
这时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把实实在在的事情、非常严峻的对抗说得玄而又玄。关键是不要那么客观，那么科学，那么全面，要来一点主观的感情色彩。醉心于浪漫主义的取胜决心不可取，但可以把取胜的决心虚幻化。
1990年富士通世界围棋冠军赛到了最后阶段，中国台湾的林海峰力克号称世界最强的日本选手小林光一，聂卫平战胜韩国“棋王”曹薰弦。最后，两个中国人进入决赛。在这以前，林海峰两次战胜了聂卫平，但没有战胜韩国选手，两次都只拿到世界亚军。在新一届的世界围棋冠亚军决赛的前夕，林海峰对台湾记者说：“世界亚军没意思。”而聂卫平则在北京搭机前往日本时对记者说：“中国第一个围棋世界冠军还是由我来拿最好。”
这一下两强相遇，形势很有戏剧性，新闻记者起劲了。对于聂卫平夺取冠军的豪言，林海峰该怎么回答记者呢？当然，如果浪漫一下，情绪可能膨胀，把友好的气氛给破坏了；如果谦虚一下，就没有什么竞赛精神了。林海峰用了一种虚幻的、荒诞的方法把两次胜利淡化了，他说：
前两次，聂卫平看我是同乡，故意让给我的。
按常理在竞赛中不存在让的可能，同乡更不是让的理由，林海峰的这种虚幻化造成了一种幽默和谐的气氛。需要说明的是林海峰在这里是把战胜聂卫平的原因虚幻化了。这是一个用得很普遍的方法，叫作歪曲因果。
五、逻辑的“错位”和意向的“复位”
当然，聂卫平也是不会认输的，对于一连两次败在林海峰手下这件事，他对记者说：
前两次榆棋，是存款，存在林海峰先生那里，现在是提款的时候了。
聂卫平的话比林海蜂更妙，和林海峰一样，他也运用了歪曲因果的方法，把输赢的性质也歪曲了。存款与输棋二者错位的幅度很大（在逻辑中这叫“无类比附”），存款是可以自由取回的，而输棋则谈不上；加之由这个存款又引申出个取款来，构成了“错位”的连锁性，效果就更强烈了。在另一个层次上，这种比喻又与自己的坚定立场吻合，因而逻辑的“错位”又成了意向的“复位”。这样的逻辑结构就显得很精致：虚幻化的软性戏谑与坚持立场的硬性严肃结合得天衣无缝，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精彩而又深刻。
后来记者告诉聂卫平，林海峰已经对记者说世界亚军没意思，问聂卫平有什么评论。
这个问题提得很刁，如果聂卫平幽默感不到家，顶牛起来：“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必然前功尽弃。聂卫平巧妙地运用了一句古话：“事不过三”。本来这句古话的意思是同样的事不宜重复三次，但聂卫平反其意而用之，说：
中国有句古话叫‘事不过三’，林先生已经拿了两次世界亚军，还差一次就是三次；过了三次，就可以拿世界冠军了。
言外之意，就是林海峰仍然是亚军，冠军非聂卫平莫属。聂卫平用的虚幻化方法与前面不同，这次叫作歪解经典；让经典语义发生变化，产生出一个临时的意思来，与原来的意思发生“错位”，它的好处是“错位”幅度比较大，趣味比较丰富。
六、共享或顿悟——在逻辑断层中会合
虚幻化的错位不但把对抗淡化了，而且显示了逻辑的紧密结构，更有效地推动读者去领悟言外之意。这在西方的幽默理论中叫作“共享”。你的进攻不是直接说出来强加给我的，而是我自己从你的逻辑中推导出来的，因而你的进攻变成了我智慧的证明。对立的双方在很大的程度上合拍了，所以西方人把这叫作“共享”，而我们中国人把这叫做“顿悟”。其特点在于：对立双方在幽默的逻辑断层中会合。双方在其他方面也许都是对立的，然而在逻辑断层中却会合了。比如，人家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什么都好，就是长相不太令人满意；如果把话说得很直，连介绍人都会有受冒犯的感觉。而幽默的错位结构可以留下一个逻辑断层，让对方去补充还原；一旦对方自身还原了这个断层，心理距离就缩短了，甚至消失了，而笑则是心理距离拉近的结果，这时冒犯之苦就可能变成顿悟之乐了。我有一个老同学在这种场合就不直说，而是说：“这姑娘多看看就顺眼了。”其妙处在于，他把自己的本意——这个姑娘看起来不顺眼——埋藏在多看看之中。正是因为初看不顺眼，才可能有多看看才顺眼的需要。这就把不顺眼留在对方很容易进入的逻辑空白之中。正是因为这样，他的话把介绍人都给逗笑了。
七、笑是心灵间最短的桥梁
西方人认为说笑是心灵间最短的距离。在我看来，笑应该是心灵的无形的桥梁——相视一笑，心灵就沟通了，把双方不同的感觉排除了，而把共同的感觉、体验拉到一起。在软化对抗、淡化矛盾时，不一定要用非常好听、动人、委婉的字眼，关键在于留下的断层是否便于还原。有时，越凶狠的字眼越显得有效。
非常好的朋友之间常用很难听的绰号来称呼，感情非常融洽的夫妻动不动就说“恨死你了”。有个著名的诗人说，为了孩子上一个好学校，“杀人放火都干”。只要你领会了我讲的话其实并不现实，它就成了心灵的桥梁。
一家刊物报道，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很不喜欢做学问不踏实、赶浪头。对一些人大谈“中西文化比较”，钱先生很生气，有一次禁不住愤愤然起来：
有些人连外国语、中国文字都没有弄通，就大谈比较文化。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比较文化，我也拔出手枪来。
这话够凶狠了，但为什么不吓人呢？
这是因为这里有两个明显荒谬的地方：第一，是把自己（一个著名学者）和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并列，并且按他的逻辑行事；第二，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要杀人，更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引发这种情绪的原因就被强调了，就易于想象，从而断层也就容易补充，心灵就容易沟通。用的词语越凶狠，和常情的反差越大，心理距离越小。钱钟书的说法已经是够妙的了，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正在一旁，如果是没有幽默感的，很可能说：“我看你是越老越神经病了，也不怕人听了说你骄傲。”可杨绛女士伶俐地把钱先生的话引向更凶狠的虚幻中去，她从笔筒里拿出一把大裁纸刀递给钱先生说：
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
夫人话里为难中有批评——不要那么刻薄；调笑中有欣赏——欣赏他的幽默。所有这一切如果用通常的语言来表达，很是费事，若用逻辑的断层来还原，却趣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