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解脱节制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的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面临情绪膨胀时缺乏解脱的意识和有效的方法。
人皆有好胜之心。好胜心的特点是在对峙性情境中企图压倒对方，而不被对方压倒，当好胜心受到对方坚决的顽强的抵抗时，情绪就紧张起来，膨胀在所难免。这是人类共同的弱点。
富有幽默感的人，不是没有好胜心。不过他的好胜心不是采取直接冲突的雄辩形式，也不是采取抑制外部行为、语言的礼貌模式，而是采取了从直接对峙中转移的解脱模式。
幽默家的好胜心表现在通常人不能解脱的地方，他能解脱。
当然，常人即使能解脱，也往往不免带消极色彩；幽默家的解脱，在正面看是消极的，但从侧面看则是积极的、进取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教授，他告诉我说，他最讨厌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每逢有人打瞌睡，他都要大发一通雷霆。然而他并没有因而获得心理平衡，相反，他倒是常常在事后为自己的失控而感到后悔不安。
他并不是没有解脱的意向，而是没有瞬时解脱的能力。他在事情过后，脱离具体现实的刺激性场景时，就能解脱了。
可见，解脱不难，在现场刺激性情景中，采取瞬时的解脱难，因为那也许不是犹豫的解脱，而是一种果断的摆脱。
他如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反复钻研情绪的解脱方法，并不是没有希望提高解脱能力的。
有一种解脱方法，可能有普遍的适应性，那就是反面着眼，用“反说歪理”的方法解脱自己和对方。我自己也碰到过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但是没有情绪膨胀，而是这样说：“上课打瞌睡——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信任和爱护。”一下子学生哄堂大笑，连那打瞌睡的人也被笑声吵醒了。
这自然是最理想的从反面去找理由的解脱法——把许多人看成是有损尊严的事，说成是很有面子的事。
如果仅仅是这么说，也可能是哔众取宠。我接着说：“因为第一，上课公然打瞌睡，不怕老师怀恨在心，在考卷上扣分，这是对老师人格的最大信任。第二，上课打瞌睡，说明老师讲课不吸引人，有如催眠曲，如果把这意见大声讲出来，对老师面子不利；所以就用无声的身体语言向老师提示，希望他讲得生动些——”我还没有讲完，学生又笑了。我接着说：“我就是领悟了他的身体语言才来生动一下的。好了，现在这位同学已经醒了，让我言归正传。”
这种方法的特点第一是“反说”，也就是从反面去找理由；第二，所找出来的理由不能是正理，正理不幽默，如果找出来的道理很歪，把歪理讲得像正理一样振振有词，就幽默了。
歪理有幽默的效应，但也不能瞎歪，歪理也要歪得有理。歪得没有一点理由，就成了疯子的胡话了。上面我所说的那一套，自然幽默，叶是并不深刻，它只使学生兴奋起来，降低学生的对抗情绪。但是，缺乏原则性，学生不守课堂纪律，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总是以批评诱导为好。
但是，如果接下去说：“你这样上课睡觉不太好，下次不可。”这就杀风景了。我没有这样说，而是挟了一种方式：“上课睡觉，这很难避免，我当大学生的时候就睡过。这是生理反应，不可抗拒。与其整整一堂课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听不进，折磨自己又欺骗老师，不如小睡片刻再认真听讲。孔夫子有个学生，叫做宰予的，白天睡大觉，孔夫子对他的批评很严厉，说是‘朽木不可雕也’。我不大同意孔夫子这样的粗暴批评，因为他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学生上课打瞌睡，原因五花八门，可能是昨天他开夜车‘学习雷锋’，帮助一个第一次见面的老乡走后门去了。这应该一分为二，帮老乡，尤其是帮第一次见面的老乡，助人为乐精神亦应于嘉奖；但是走后门，就该委婉地批评了。”（说到这里学生又笑了。）“如果说，不是助人为乐学雷锋，而是去干剐的事——如打扑克啦，和女孩子谈心啦，那应谈采取更加委婉的照顾面子的方式加以批评和安慰。”
我这一说，全体学生一下子又哄堂大笑起来，而恰恰在这时我的歪理转向了正理。因为我和学生都明白，所谓学雷锋帮老乡，都是反话，都不是事实：而深夜打扑克、谈恋爱却更接近于事实。我时这些明明该更严肃地对待的现象却用了更为轻描淡写的语言，这在逻辑上造成了一种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提示学生去领悟我这些话中隐含的相当严肃的不以为然的态度。
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从衣着打扮到言谈举止都应该是美的。而在所有的美中，含而不露最经得起欣赏，在公共关系中，不论是无节制白内愤怒，还是无节制的狂喜，都有可能使自己变丑。
文明人很讲究温文尔雅。只有温多文尔雅的时候，人的思路才有可能自由转移。
幽默家在愤怒中和狂喜中都有一种节制的能耐，尤其是在激情面临爆发的关口，能自觉节制一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愤怒和狂喜淡化为睿智的微笑。
其实这也不一定需要特别的秉赋和天才，只要有一点修养，能够在对抗迅猛发展的时候暂停一下，中止一下愤怒或狂喜的加速度爆发就行。
我的女儿，她并不是一个有很强幽默感的女孩子，但是有时她也能在情绪激化、冲突变即将爆发之际暂停一下，给思路提供一个转移的机会。有一次她正在兴高采烈地看她的唐老鸭，而她妈妈却叫她去楼下倒垃圾。她不得已很痛苦地去了。回来的时候，她妈妈发现好地的脸色很不好看，就问她是不是生气了。这就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和解机遇，不抓住这个机遇则情绪可能僵持下去。我正担心她不能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她却很简单地说了一句：“最好别问！”这把她妈妈逗笑了，接着她也笑了。
这是因为这个暂停留下一个逻辑断层，由母亲在想象中去填补，并和她的结论在无声中会会，这样就默契了，心灵就沟通了。
敢于讲歪理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一点幽默的天赋也没有，而是因为有许多心理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不敢讲歪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话自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并不是绝对有道理。因为这得看情况，看对象。还有两句俗话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可见有理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通行无阻。
其实，除了看对象，还得看许多条件。比如说，看现场的情形，有许多真理是不适合在公开场合下讲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莽撞地讲出来，只能坏事。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别人说错了一句话，当场给指出来，是合适的；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宜用雄辩的正理和人家纠缠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
如果认真观察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人们每天所讲的话绝大多数并不是一本正经的真理，除了在课堂上、在会场上，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总想轻松愉快一点，常常讲些有一点歪的道理。老一辈的梧声艺人说：“理儿不歪，笑话不来。”……有时正常的逻辑推断，不但不能使人乐意听你的，反而使人讨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说话显得很聪明，因而总是说一些有理的话；但要有幽默感，就得敢于说不合理的话。
如果一个人打了喷嚏，你不说是由于着凉，而是说有人念叨他了。或者说：阿弥陀佛，明天可要天晴了。（这暗示他是小狗——谚曰：“小狗打喷嚏，明天好天气”。）这不科学，不是客观真理，但是很有趣。如果你的朋友脸色近来变得越来越红润了，你说这是由于他身体健康，营养丰富；过了几天，他又变黑了，你说他是由于到海滨度假，多晒了太阳。这都是真理，很科学，无可辩驳。但这样的因果推断如果有上千条好处的话，至少也有一条不足之处，那就是它不幽默，听起来没有什么趣味。如果你不这样说，而是说他脸红是因为多吃了红烧牛肉，脸黑又是因为近来常放高利贷，心变黑了，所以连带脸也变黑了。这种因果推断，明明不正确、不科学，但是如果它有上千条坏处，至少也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很有趣，有点幽默的味道。多少人想幽默而不能成功，原因是他们对讲一点歪理还有不由自主的心理障碍。
心态自由，思路灵活
幽默家的思路之所以灵活，是因为他的心态自由。他的心态自由，则是由于他的价值观念不拘泥，因而他的心眼特别多。在别人只有一个心眼的地方，他往往会多一个心眼，在别人思路被常规思路束缚住的地方，他常常能自由地转移。
在驾驭逻辑模式对应、操纵逻辑转移方面，他有雄辩家的魄力；在切割逻辑进程方面，他有诡辩家的机敏；在情感超越能量方面，他不亚于诗人。他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他在转移逻辑之前，特别善于将读者、对手诱人价值方位的错误预期，然后又轻而易举地在另一条思路上通你走向他给你留下的逻辑的断层，你不由得不去和他埋伏在那里的观点接通。不论是文学家还是漫画家在这方面都是异曲同工的。
契诃夫作品《我的“她”》我的父母和长官非常肯定地说，她比我出生早。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只知道我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天我不属于她，不受她的驾驭。她日夜都不离开我，我也没有打算立刻躲开她，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牢固的……但是，年轻的女读者，请不要忌妒……这种令人感动的关系给我带来的只是不幸。首先，我的“她”日夜不离开我，不让我干活。她妨碍我读书、写字、散步、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我写这几行时，她就不断地推我的胳膊，像古代的克利奥佩特对待安东尼一样总在诱惑我上床。其次，她像法国的妓女一样毁坏了我。我为她、为她对我的依恋而牺牲了一切：前程、蒙誉、舒适……多亏她的关心，我穿的是破旧衣服，住的是旅馆的便宜房间，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掺过水的墨水。她吞没了所有的一切，真是贪得无厌！我恨她、鄙视她……我早就该同她离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离掉，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律师要收4000卢布的离婚手续费……我们暂时还没有孩子……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请您听着……这个名字富有诗意，与莉利亚、廖利亚和奈利亚相似……
她叫懒惰。
在艺术上这不是一篇上乘之作，但作为思路转移，却是简洁明了的例证，全文90%的篇幅都在制造一种很有逻辑性的错觉，好像这个“她”是作者的恋人，思路相当颇畅，直到最后一行，读者才明白，原来所谓恋人却是作者的“懒惰”。思路突然从人转向一种牌性，然而并未发生逻辑混乱，原来对于恋人适用的，对于懒人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