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些运用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由于对社会历史运动有基本相同的理解，而以文艺反映社会现实，并推动现实的发展变化，一个时期内形成的社会的文学潮流，并在创作与批评上成为文学运动的普泛倾向。受这种潮流推动的作家，虽有多方面的表现，但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深入地认识现实社会，却是这种思潮的核心特点，它联结广大的作家群，促成文学流派的产生。
这样我们便可发现，有一个作家在创造实践中运用了现实主义，便可谓出现了现实主义，但是创作原则特点，还不是现实主义思潮；构成思潮，必须是一个时期受现实推动的普遍性的文艺潮流，是许多作家为解决一定历史矛盾而发动起来的现实主义思想动员。为此，我们说，从文学艺术产生伊始，现实主义原则就开始产生了，但作为思潮，却是以后在社会较为发展阶段上，以比较明确的运动形式出现的；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打下不同的历史烙印，使同一原则显示了不同的历史特点。
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这种原则在欧洲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运动特点。
一、现实主义原则早于现实主义思潮
为了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先从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加以追述。
对于现实主义的起源有对立的两种见解，一种认为古已有之，只不过是随文学历史发展不断在发展，这种观点的核心是现实主义的最本然、原始的素质，是客观的现实真实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产生于近代，就历史发展而言，主张从文艺复兴算起，真正的现实主义是19世纪出现，这种主张的中心观点是典型性格的描写。
我认为现实主义原则是与文艺的发展和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认识、概括能力的发展而一起发展的，客观真实性是这个原则的核心，性格描写是真实性原则在生活条件、艺术经验积累、艺术生产者实践认识能力不断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扩延。
在原始文学艺术中即发生了现实主义的萌芽，它虽是萌芽，但却具有现实主义的某些特质。以某些原始美术作品为例来看，它们主要的是野兽的形象，特别是经常作为捕猎的那些对象，它们常是被描绘得真实而生动，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中的原始野牛图。那是对于对象形态的真切感觉和造型，我们没有理由说这样的作品没有把对象的真实反映出来。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如《吕氏春秋·古乐》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个反映先民狩猎后的欢乐生活场面的歌舞，也是渗透现实主义精神的，在各民族的神话中，除了有浪漫主义的神奇幻想精神外，也都有它现实生活的真实基础，如我国的大禹治水所表现的人与自然斗争的不屈精神，这里有它的生活真实性。希腊神话中反映的母权制的解体也具有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恩格斯分析：“克丽达尼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的维护者依里逆司神的追究，因为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奥列斯特却受到了“幼辈的神”阿波罗和雅典娜的庇护。在奥列斯特与依里逆司的对辩中，前者的理由是其母既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又杀了儿子的父亲，犯了双重罪，而后者追究奥列斯特的理由是他杀母，而女人杀丈夫不是“血缘亲属关系”。审判结果宣告为父杀母无罪。恩格斯说这是“父权制战胜母权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就有现实主义的历史真实性。
由此可见，认为原始艺术根本不含现实主义，是不实际的。但也要注意，在原始文艺中，由于作者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并且不存在着作家群，这种现实主义既不能形成为文艺思潮，也无法构成为文学流派，只能以一种自在的现实主义因素存在。
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社会历史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奴隶社会，这时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专职的作家，如希腊的四大戏剧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但并不是同时涌起了明显的现实主义思潮，而是以不断相续的触及现实矛盾的特点出现的，他们的作品都接触了现实生活，都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有的如幽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现实主义精神比较突出。这种现实主义是渐渐发展的，带有越来越自觉的趋向。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前384—322）那里，把这种精神加以总结，提出现实世界是艺术的蓝本，文艺是现实世界的模仿，模仿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艺术中写的“特殊的事”，虽是被“安上姓名”的具体人物，但“多半带有普遍性”。古代希腊的戏剧文学实践与亚里士多德的总结，对后来欧洲现实主义的发展影响很大（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影响很大）。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潮在思想资料上是以此为条件的。
欧洲中世纪（公元5至17世纪）的文学，主要是英雄史诗、骑士文学、民间歌谣和城市文学，这里边现实主义精神比较突出的是民间歌谣和城市文学。英雄史诗有的是氏族社会以来传流下来的作品，如芬兰的《英雄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有的是封建化以后产生的，如《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这里有一定的现实真实，但主要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骑士文学接触的生活面比较狭窄，现实性不强，里边充满的是浪漫情调。从11世纪以后，随城市发展兴起的城市文学，显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特点。它描写市民生活，提出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歌颂市民和农民的聪明机智，批判社会上层统治势力，受当时城市斗争和“异端”思想影响，显示了社会上新阶级思想的萌芽。流传欧洲许多国家的《列那狐传奇》即是代表。这部作品以兽寓人，展开复杂的矛盾，揭露和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其中的国王、廷臣、主教、教皇代表等，都是凶暴、奸恶、蠢笨、虚伪的坏蛋，形象的批判性很强。但是在这里，现实主义也是以创作精神体现在作品中的，也未形成社会上的文艺思潮。甚至到了意大利的但丁那里，基本情形也是如此。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潮
真正最先作为文艺思潮出现的现实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
发生在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贯穿14—16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历史要求。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由于有新的经济基础，有新的历史目标，有新的道德观念，特别是15世纪末的地理发现给人们带来的开阔眼界，造就了一代人文主义者，其中不少人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处在文学艺术战线上的这些“巨人”，他们在历史上差不多是第一次用属于历史的、科学的眼光来看社会历史，来看待人自身，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水平；而他们自己也“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这种情况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是根本没有的。
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特点反映在文艺上，自然发生了与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潮。
这个思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以文学艺术反映现实历史状况，再现自然。这在许多文学家那里是一个共同性的思想。
在意大利，薄迦丘认为创作“能够摹写天堂、大陆和海洋，用华丽的花冠，美饰年轻的妇女们，描绘人类性格的不同方面。”达·芬奇主张“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的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用“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的方法，来创造“第二自然”。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提出艺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惟一的范本”。维加把艺术看成是“风俗的镜子，真理的活生生的形象”。英国的莎士比亚也说戏剧是生活的镜子。这些作家在这个历史时代中对艺术与生活关系有此相同的理解，实际是以唯物论为基础，把艺术提高到科学的地位，要使它承担反映历史的责任。这种普泛性的认识，以前是并未如此明确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家以此作为艺术向生活突进的入口，在再现自然的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接触了现实社会生活，显示了强烈的历史感。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第一部分，以航海旅行家希斯拉德之口，对当时欧洲社会制度作了尖锐批判，清楚显示了反对国王们的掠夺战争，贵族寄生腐朽，镇压穷人的残酷立法，以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羊吃人”的行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展开了英国历史的广阔画面，显示英国人民需要摧毁旧制度和旧关系，建立新制度和新关系。限于历史运动的水平，他侧重分析批判了中世纪的政治和道德的黑暗与罪恶，并提出处在这种现实面前的人应该如何办的问题，是忍受还是反抗？他提出要挺身反抗，毁坏囚人的监狱，重整乾坤，使脱了节的社会恢复正常。这表明，莎士比亚有清醒的社会历史眼光和文艺原则，并在创作中使二者自觉地结合。恩格斯称赞他的戏剧中的“福斯塔夫的背景”，并把它作为现实主义描写的成果，也正是看中他的社会历史表现的深度与广度。
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作家所揭示的社会历史问题，差不多也有此格致。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提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了，人的主观世界及实践行动应该如何随之变化，主观动机与社会效果应当如何统一的问题，也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的。维加的《羊泉村》针对封建压迫，在剧中喊出“手里拿起武器来打倒这个主人！”的口号，其他很多反教会、反特权、反对陈腐道德的作品，也都是把腐朽、黑暗的东西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阻碍物来加以批判的，19世纪形成的文学家是“历史的书记员”和“舞台是文学的议会”的说法，实际是始出于此时的。
第二，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现实生活，突出表现了人的地位、人的能力，摒弃了超人的骑士传奇、超凡的宗教传奇，这时的文学中，人以其世俗的真实本身样式出现，使人的内容与形式获得了统一。可以说这时的文学艺术发现了人，赞扬了人的力量，这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现实生活的充分注意和肯定。这里对人和现实生活的肯定，是针对着中世纪的神权以及天国来世的虚幻观念而发，显示了反封建反神权的进步倾向。这时异化为神的人，被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希腊古典时期（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的一般观念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命运之神支配的，人自身捉摸不到，不可更改，他们认为命运是超现实、超自然的，是上帝的法律，在这个法律面前，事件的参加者的主观愿望与行动是无能为力的。由于命运注定，不仅有罪该罚，无罪者也有宿命的规定。如索福克勒斯剧中的俄狄浦斯，他是忒拜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特的儿子，他出生前，福波斯预言他要杀父娶母，所以他出生后，国王便叫人把他抛到峡谷里，并把他的左右脚跟钉在一起。由于老牧人的怜悯，把他送给了牧羊人。又转送到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和王后墨洛珀处为养子。他长大后得知关于自己的预言命运，便逃离王宫，结果正好在路上杀死了生父，又娶了生母。始终也逃脱不了杀父娶母的悲剧，又因这种行为受到一系列惩罚。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否定了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否定了命运的报复，看到和认定的是尘世现实中在客观上起作用的社会事体的力量和人的自身的过失。这是招致悲剧的原因。这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上的现实主义思潮由于着眼于现实生活，所以把人放在了神之上，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人比天神好看得多。莎士比亚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为，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既然人是这样的，就应该按人自身的特点来看待人，不能按家庭、财产、衣着来看人，并应肯定人有追求幸福、光荣和自由的权利。这时的现实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早期的个性解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不论内容与形式都与民间文学有密切联系，情节、主题、人物、语言、手法、样式，许多都取自民间，成了这种现实主义的丰富滋养。
这在薄迦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高康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中看得比较明显。应该承认，只有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创作在欧洲各国取得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那些光辉作品。试想，如果没有意大利的短篇小说，滑稽短诗和早期发展阶段的假面戏剧，英国短篇故事诗，英国和西班牙的早期戏剧，德国民歌和节日戏，法国的讽刺诗和滑稽剧，十六世纪德国和法国的民间故事集，等等，就没有欧洲国家的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水平。与其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主要是古典文艺的发扬，不如说是富有传统的民间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古典传统文艺结合的一派应时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