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的无产阶级文艺作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文艺要在革命运动中“尽到自己的职责”，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合起来”，为这个运动的主体“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是在路线原则上“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所指的“运动”与“任务”，都不是一时一事，它首先是指历史性的运动与时期性的任务。我们今天的文艺在创作中实践作用于政治的作品，主要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所以，即使面对那些确实是属于“为政治服务”的具体作品，也必须说清是为怎样意义的政治服务，既不应为错误的政治服务，也不应当把一时间的中心任务，当作服务的基本历史任务，以为非这样就不算是为政治服务，甚至像从前有人提出的“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口号，把文艺缩小为“时政文艺”，使文艺与政治的实际联系，由广阔道路变成十分狭窄的小路，这都是不对的。周恩来1961年针对“四中心”的现象指出：“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这种匡正流弊的批评，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文艺与政治的联系，就根本不可以直接触及时事，或者触及了时事就势必是口号文学。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问题在于不要把触及时事或配合中心绝对化，一律化，不要要求一切作者、一切文艺形式、一切文艺刊物，清一色地无例外地只有一个“中心”，非此则一律禁绝，弄到完全背离百花齐放的荒唐地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条件地搞一些应合时需的创作，也是应予鼓励的。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应该强调，这种应合时需的文艺，第一，应该努力做到是进行艺术创作，能以艺术特性发挥对人的审美感染作用；第二，应该承认这只是作用的一种形式，并不是普遍、主要形式；第三，应合时需与作用根本，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它们只是题材的时效差别，并无地位的高下区分。恩格斯讲过文艺作品“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的“时限”问题，他说有些配合现实形势的诗，应该及时发表，“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它们耽搁的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这说明配合形势，注意时效是必要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也要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艺术所应具有的长久生命力，应合时需的作品也应追求这个。被列宁誉为“在五月的流血惨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国际歌》，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杰作。巴黎公社起义的街垒战斗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歌曲的感人力量并未成为过去，列宁当年曾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我们看到有些配合形势的作品，形势一过，完全失效，这就应该到作品缺乏艺术特性上去找原因。
无产阶级文艺作品作用于政治，主要是通过对于生活的描写，作用于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也就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这是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无产阶级的文艺作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是这样，其他阶级的文艺作用于其阶级也是这样的。英国的莎士比亚，他的剧本反映的是中世纪末期、新时代开始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从政治上来说，他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为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言，以艺术形象批判封建的、宗教的黑暗势力，宣传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为推进资产阶级历史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人民群众也有一定的利益相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本的情节，都是根据旧剧本、编年史、故事传说或小说改写的，过去人们习惯所说的“配合中心”的题材几乎一个也没有，但是他的戏剧艺术却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同时代人本·琼孙说他是“时代的灵魂”，他的艺术“属于所有的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莎士比亚在戏剧史上的地位，提出要“莎士比亚化”，这都是足以引人深思的。鲁迅的小说，从总体上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中国革命，但他的小说题材多是取自病态的社会现实，然后用真实、深刻的艺术形象把现实典型地再现出来，他的作品中有时代的中心，表现的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这种作用于政治的形式是更具艺术特色的。
在文艺与政治相联系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看到一种间接联系的形式。有的作品，并不直接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创作的，内容有的是表现历史和外域生活，有的是表现自然风物的，有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艺，或从外国介绍过来。这些作品在今天对人民认识历史有帮助，可以引导人民了解历史经验，有些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观古鉴今的启发意义，有的具有审美价值，可以愉悦人民大众。我们利用这些作品，有意识地使其不同程度地与现实相联系。这种联系，在题材、主题等方面，说不定在哪点上总是与现实运动存在一定距离，但它们又以某种形式发生与现实的联系，所以我们称之为“间接联系”。“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完全禁绝了这种联系的方式，遭到了群众的唾骂。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复演了，一些影片也复映了。有些作品，过去看不到的也看到了，看过的人有的又去重新看，看过之后又很令人深思，不禁使人联想到现实生活，悟出了许多有益的认识。
在“间接联系”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供广大群众欣赏，能够引人们愉悦，使人得到美的享受的作品。这些作品就直接形象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它能激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山川风物的自豪感，为群众所欣赏，所利用，这也是不能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百花园中应该有这样的花。毛泽东当年讲到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要为人民大众“所利用”，这个“利用”之中，除了认识意义、教育意义之外，美感作用也应包括在内。事实上，历史上的各阶级的文艺家，除了供应他的阶级群众以一部分斗争武器一样的作品之外，也同时提供这种愉悦欣赏的作品，以满足社会的广泛需要。苏联的早期无产阶级文艺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论述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画时，分析了这个古典现实主义画家在画中所表现的现实生活态度，他说：“这个时期，古典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正在兴盛。它的内在乐音、它的基调是这样：自然是美的，生活更是幸福，万事万物，从太阳如何升到我们居住的大地上空起，直到一只盛着清水、旁边摆着一把葱和一块面包的罐子为止，——这一切都是幸福，这一切都是美的。”他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先后都承认过这种艺术表现，并进而正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应该培养人们热爱生活，培养人们的感受方式。“艺术家的任务，是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去爱我们的环境，去爱我们的这种生活、我们周围的这种气氛、我们的这种思想、感觉和感受的方式。”这个说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应该肯定的。
我们认识文艺与政治相联系的特点，还必须注意到，实现这种联系有一个必经的途径，就是要通过欣赏，作用于人，使人受到感动，得以共鸣，否则，是什么联系也谈不到的。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如果不同具有实践力量的人结合起来，并作用于他的实践，文学艺术本身真是不能实现什么。因此，我们追求文艺作用于政治，并要作用得好，必须重视欣赏的环节，研究艺术使人喜闻乐见的规律。怎样达到喜闻乐见？具体手法很多，但作为艺术达到教育目的的基本方式是“寓教于乐”。如果把“标语口号式”的文艺拿给群众去欣赏，无论政治性多强，群众也不会是喜闻乐见的。不懂得这个规律就是不懂得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