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原先是一个乡村小贵族，因为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失去了理性，不问现世状态，骑马漫游世界，去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完全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他的思想动机与他的行为结果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他虽然想维护真理，保卫被压迫者，但所做却多属事与愿违的行动，并不发生正义效果。我们判断这个典型，不能简单说是哪一阶级。因为在他身上既有占主导地位的没落贵族的共性特点，又有承受新生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人文主义的某些特点，失去生活的现实感，而沉溺于幻想中的奇迹，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开创能力的没落阶级的特有表现，所以尽管堂吉诃德从家中走到社会生活中去了，但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末路的骑士，而他却多半看不到现实，被过时的幻觉蒙上了眼睛，现实生活经常给他以重创，而他却完全错误地判断给他重创的真实对象，他仍然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他头脑中所要维护的罗曼谛克的世界，是一个在生活中已经支离破碎了的世界，那个道德系统已经瓦解，无可挽回，所以他计划中的那些“功业德行”，大体不外乎是封建阶级的一套，说到他“该去扫除的暴行、伸雪的冤屈、补救的错失、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基本都是维护骑士的道德。针对这个特点，作者说他的堂吉诃德在这个范围里是一个疯子，“他只牵涉到骑士道德才发疯”。这是作者要立意批判讽刺的东西，从前言开始直到结尾，作者都是这个态度。作者写的这种个人特点，概括了历史的本质真实，末代骑士有些人身上有这种特点。但这是这个典型的一方面。此外，他还有另一方面的真实。这就是封建没落时代，分化瓦解的贵族等级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脱离原来的立场，或成为有资产阶级进步观点的人，或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人文主义者，堂吉诃德是一个在世事上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小贵族，而作者则是在根本上脱离了小贵族立场的人文主义者。堂吉诃德这个典型的成功，不是没落骑士思想来自生活，人文主义来自作者，作者借人物为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发时代议论，而是两者都来自生活现实。因为生活中当时有许多正在开始转化的人物。转化是从过去旧起点上发生的，自然背着因袭的重担，而感受了新的东西，又接受了它，使之成为自己信从的准则，这样的人就成了矛盾的人物。作者把生活中的受这种复杂矛盾冲击的人物显示出来了。在中世纪末期，我们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了这种人物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一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问题是要看到这个过程的运动特点：即这个转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我们说到的这个典型是没有完成转化的典型。
那么在堂吉诃德身上有哪些主要东西是人文主义的呢？可以说，凡是不涉及骑士道德的现实“人情世故”，他都是“识见高明”的。比如：一、他尊崇自由。他行侠途中救释了一帮被押送去服苦役的犯人，他的行动性质不在于扶困救危，而在他的思想动因：“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他用人文主义思想，骑士的行动，把押送的差使打散，解救了一帮罪犯，虽然那些人最后用石头砸了他。二、他批判中世纪的法律。他看到法律只惩罚那些没有钱、没有靠山的人，“法官执法不当”，“没有公平裁判”。有钱“可以用来润润书记官的笔，活活辩护律师的心思”。三、他反对宗法的血统世袭门阀制度。他认为在一个治理得当的国家里，“拉皮条”是最少不了的职业，“不是好出身都不配干”。他向要去做总督的桑丘说：“假如你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为荣，你就不必羡慕天生的贵人。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美德有本身的价值，血统只是借光。”四、他提倡早期人道主义的“仁爱与公正”。他告诉桑丘：“你不能只耳听富人的声音，该眼看穷人的涕泪。”判案是“撇开私念，尽力实事求是”。“仁爱和公正尽管同是上帝的品德，我们看来，仁爱比公正更光荣伟大。”
上述这些，不是堂吉诃德勉强说出的，从整个情节中我们看到，这一部分正是他能说出做出的。他不是不以他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的牺牲品，他的作为都是出自他的性格逻辑的。这些东西与骑士行为的那部分东西，不是一个阶级共性基础上的东西。而这也不是所谓人性的典型，而是都有阶级所归的矛盾转化中的一定时代特定人物的“共性”。
这是贯穿复杂的阶级性，又有时代性特点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一例。
作为出生在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贵公子贾宝玉，在他身上固然还残留着明显的贵族公子的阶级烙印。但是宝玉身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本质方面，即他所具有的反对贵族阶级、不满意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曲折反映，是反封建的民主、平等的表现，其阶级性是萌芽的资本主义新因素，这个因素在贾宝玉身上是与他的旧思想烙印同时存在的。贾宝玉正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社会矛盾的冲击下，从旧贵族中发生叛逆而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典型，虽然还没有完成，但他是新质要素居于主导地位的典型人物，他的共性是矛盾的构成，而性格也显示了明显的矛盾，如果简单地用一个阶级性来套他，无视表现在他身上的深刻而复杂的时代、阶级矛盾，把他的共性不论说成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都是行不通的。
四、社会概括性的多重内容与阶级性
我们所以不把共性与阶级性等同起来，还由于同是一个阶级，由于所处的民族时代条件的不同，他们的本质也有不少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典型的本质性有很大的不同。在反映和评价这种情况时，如果不加以具体分析，以万应不变的阶级共性范畴去套，难免不弄出削足适履的笑话。这种人是有的。恩格斯批评的德国作家和政论家保尔·恩斯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保尔·恩斯特在他写的《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文中把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广义的民主社会运动分割开来，否认民主社会运动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在像易卜生戏剧中出现的那些有开创能力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被历史的发展安置在铁锤和铁砧之间，进行着保持自己经济独立的没有希望的斗争。恩斯特这样来看待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挪威的具体历史事实，而是用他所了解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框子装进挪威的小资产阶级的事实，结果在阶级的共性的判断上完全失去了现实根据。恩格斯批评他，这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是“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恩格斯说：“我通过他自己引用的一个例子，即通过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按照德国的样子来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这个国家来，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是“对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
那末两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在共性特点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恩格斯进行了深刻的历史事实的分析。恩格斯说：“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极其重大的区别。”首先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而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则完全另有自己的历史特点：挪威由于它的隔断状态和自然条件社会的发展也落后了，在这里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只有零散的大工业的萌芽，而没有交易所。而它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帆船业，大部分为中小船主所有。而且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农民之子。这种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挪威小资产阶级“比起蜕化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它们还是反映出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性格和首创精神，并且是行动独立的，虽然有时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奇怪。”我们在易卜生戏剧中可以看到，挪威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确与德国的不同，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有斗争精神，不屈服的性格，有独立创造能力，如像娜拉、斯托克芒、艾梨达等。而这些特点在德国小资产阶级身上是基本不具备的，这是民族历史的特有产物。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把阶级性变成套语，向两个不同历史土壤上生成的小资产阶级要求同一的共性，那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就是恩斯特所做的那一套。在文艺批评史上我们遇见的“恩斯特”实在是不少，今天是抛弃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批评方法的时候了。
现实主义艺术塑造典型人物，所面对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人物，所以它的基础既不是稀薄抽象的观念，也不是经过阶级净化了的超现实的标准阶级分子，这就决定艺术家要根据实际生活塑造典型人物，对人物的社会性的分析也是不可脱离这个条件的。共性等于阶级性的说法，即阶级性是典型概括性的惟一社会本质看法，实际是放弃了人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也就是舍弃了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形而上学地设定某种观念范畴，并进而据此去塑造典型、评论典型。这样的方法由于是把阶级的分析和考察简单化了、抽象化了，不论是创作与批评，都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事实上我们看到，由于这种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造成的害处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它促成了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做法。这种理论要的是超历史、超民族、超时代性的“阶级性”，而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阶级，真要听信了这种要求，不论是写秦始皇还是写韩老六，不论是写蒋介石还是写张学良，对他们只能写成一种阶级“共性”。谁要真的这么做了，岂不是天大的荒唐！
第二，它给图解政治的反艺术规律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理论要的是以个性来表现阶级性，而阶级性恰恰就是政治性，这不正是拿个性形象来表现政治性吗？于是政治性成了典型的内容，成了典型的基础，而所谓典型形象不过是政治性的个性化的显现，这正是黑格尔美的公式的翻版。把生动、复杂、变易、运动的现实，看成是抽象不变的概念，创作中必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并反对根据实际生活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
第三，它否认阶级性存在的广泛社会条件，不承认时代、历史、国度、民族的具体存在条件对阶级的影响，给阶级的质带来的差异影响，从而不能正确如实地认识和把握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阶级的特点。我们前边说到“丁学雷”和恩斯特时，已经具体论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引述恩格斯对这种倾向的批判：“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恩格斯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黑格尔学派构造体系的方法，真正科学的合乎历史实践的观点，必须从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中去寻找。“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坚决反对那种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的有害的空话。
第四，它否认共性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构成，从而把共性简单化。按典型的共性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不只是阶级，而阶级性本身也还有它的矛盾性。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它的历史运动过程，有它的质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在同时，阶级内部还有不同的阶层，发生矛盾的思想倾向，有代表这种质的矛盾的不同的典型人物。这是必须承认的生活的辩证法。岳飞与秦桧的不同，不仅是个性的不同，他们的区别首先是共性本质上的区别。孙中山与共产党的接近程度要比他与蒋介石的接近程度还要大。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石油大王福特之间有多少相同的共性？所有这些都迫使人们，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矛盾运动中的每个阶级，及其每个阶层、每个成员，由此引出应有的结论，贴标签的办法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