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有点儿难以接受。线上的风雪咬人肉，线上氧气“定量”供应，可恶的“线”曾经吞噬过多少人的生命！他们却还是那样爱山，那样将感情的琼浆泼洒在线上！
我想起了格尔木大站站长马尚武。在青藏线上也许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和战士们有那么多的故事。
老马是兵站工作的“总管家”，管着东线、中线和北线的所有兵站。我这次一回到青藏线，汽车部队的同志就告诉我：
近年来沿线兵站的住宿、伙食状况大有改观。就说吃饭吧，各个兵站都有自己的“风味饭菜”：纳赤台兵站的砂锅豆腐，五道梁兵站的煎饼，沱沱河兵站的烤饼，还有唐古拉山兵站的面条，都已经闻名于高原了。住宿情况从1990年起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汽车兵们再也不用带着沉重的铺盖上线了，每个兵站都实现了“旅馆化”。沱沱河兵站三层楼顶上那四个鲜亮的红字：“源头宾馆”，非常引人注目，几里地以外就可以一览无余。
我采访马尚武那天6月7日，正好是他的42岁生日。既然赶上了，我就请他谈谈生日的感想。
他说，他在山上呆了22年，虽然调来调去，却总也没有离开兵站工作的岗位。这22年中，除了一次到北京参加总后党代会外，再也没有出过潼关；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月山、唐古拉山、挡金山之间的公路上打发掉的。
这样的生活肯定是很枯燥的，我想。
他不再往下说了，两个粗壮的指头捏着一支烟，不住地捻着、捻着，仿佛要从中捻出什么名堂来似的。
烟点着了，他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一缕缕烟雾。他以十分喜悦的语气告诉我：唐古拉山兵站有了温泉浴池，去年修的，严冬里水温也有60度。
接着他给我读出了一个数字：200。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00名战士在山上洗澡！
我顿觉浑身轻爽！这200多名战士把浑身的疲劳都洗掉在世界屋脊上了。
后来，我到了沿途的兵站，采访到了许多马站长的故事。
老马有个习惯：下到兵站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便是食堂和客房，看看过往部队的吃住称心不称心。如果这两件事在他眼里“不及格”，你即使是条泥鳅也休想滑过去！
第一个故事：从5度到15度。
他一走进唐古拉山兵站的客房，就感到满身上下都灌进了冷风。不对呀！这怎么能住人？他一看墙上的温度计：不足5度。真是乱弹琴！大站规定，客房温度不得低于15度，却让他们给“偷”去了10度！
他把兵站的两个头头叫来质问：“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里，如果让你们的儿子在结冰的房里过夜，你们会怎么想呢？”
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原来锅炉出了毛病。
马尚武到了锅炉房，只见两台锅炉只有一台烧着。另一台呢？他们回答：“坏了，修不好。”老马提高嗓门说：
“你们修不好为什么不找我？我要是连一台坏了的锅炉都弄不好，这个站长还当个什么劲儿？”
大站后勤处处长袁海珠连夜被请了上山，还带着两个修理工。锅炉很快修好了。
客房的温度恢复到了15度。这是马尚武用胸膛暖出来的15度呀！
第二个故事：“怪味”稀饭。
老马在沱沱河兵站就餐，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感到甜丝丝、苦津津的，怪味！他用筷子一搅，碗里翻上来几片桔子瓣。明白了，他们是在用咸水煮饭，而为了压住苦味，在拿桔子罐头打“马虎眼”哩！原来，沱沱河兵站没有淡水，吃水得到150里外的雁石坪去拉。一台车从早到晚来回跑，也满足不了过往部队的用水。如果再遇上车子出故障或司机有病，断了淡水，站上便只好用当地的咸水做饭。今天这顿桔子罐头稀饭使马尚武的心里苦涩了好久，也发现了坐在格尔木大楼里根本不可能发现的问题。自己偶尔吃一顿又苦又甜的饭无所谓，如果拿这种“糖衣稀饭”经常去糊弄过往部队，就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问题了。他想，单方面地责备沱沱河兵站是不公平的，大站有责任，领导有官僚主义作风。马尚武回到机关不久，大站就给沱沱河兵站增加了一台拉水车，还配备了一名技术熟练的司机。
在青藏线上，军官对士兵的爱像昆仑山一样深重。这里有千年不化的“永冻层”，但永冻层下有喷涌的热泉。
我结识了一位团长，了解到他的许多爱兵故事，在这里随便说两个吧。
长江源头是永冻层地域，地形变异，常常裂缝，盖起的营房经常由于地壳陷裂而倒塌。这样，部队只能住帐篷，即使到了隆冬零下40多度的时候，战士们也只能在帐篷里苦捱。不光冷，而且风沙也很大，一刮起来，满帐篷都是沙子。
战士们只好用枕巾蒙着脸睡觉，第二天起床后，枕巾上的沙子足有一指厚！在部队住帐篷的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主任以及后勤处长，也轮流来到这个“帐篷军营”里和大家实行“五同”。这些年龄比战士们大一倍还多的“老兵”，常常被奇寒和高山反应折腾得头疼、四肢无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团长说：“我们不忍心把战士们扔在这里，自己去住大楼。”尤其叫战士们永生难忘的是：1988年夏天，总后刘安元政委在视察青藏线时特地来到这里，走进每一顶帐篷看望战士们，和大家一一握手，最后还和全体同志在帐篷前合影留念。刘政委临走前为部队题词：“赤诚奉献”。战士们很自豪地说：“连老将军都来过我们的‘帐篷军营’！”
一次，一个战士在唐古拉山施工时，因高山反应得了肺水肿，昏昏沉沉。团长便让出自己的车，送他到格尔木去住院。临行前，团长紧握着战士的手，说：“你不要紧的，咱们在格尔木见。”之后，他便乘坐大卡车下山了。谁知，刚走出100公里，到了雁石坪时，噩耗就传来了：那个战士死了！他匆匆赶去，看着战士早已闭上的双眼，拉着战士的手，痛哭失声地说：“你怎么能走呢？不是说好了咱们在格尔木见面吗？我这个团长没当好，没有救活你……”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这次这位团长给我讲起来时还止不住流着伤心的眼泪。我相信这眼泪是真的，这感情是真的。这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残酷、冷寞的环境是真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纯朴、无私的感情也是真的！
在高原采访中，我临时动意，想换个视角，让基层的同志说说他们的领导。
下面有关范银瑞政委的事，是一位宣传干事提供的。他说：
“我记得是从1986年前后开始吧，我们兵站部和所属各单位的领导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春节期间到线上去看望指战员，和基层的同志一起过团圆年。你们大概想象不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战士们在冰冷的雪线上过年是多么难熬啊！这时候如果领导干部出现在线上，雪山就多一份人情，战士们就少一份忧愁。我们的范政委今年春节前夕，给老伴儿提出他俩一起到线上和大家过年，开始老伴儿还有点顾虑，一是感到自己一个家属上线合适吗？二是觉得我也有儿有女，平时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各有各的事，难得有个团聚的机会，好不容易等来个春节可以坐在一起了，自己却要上线，孩子们会咋想呢？范政委的‘思想发动’蛮有攻势，他告诉老伴儿，春节期间山上的战士们缺少文化娱乐活动，看场电影都很困难，他们太寂寞了，咱们上去和他们包包饺子，聊聊家常，大家欢迎着呢！这样，老伴儿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欣然答应上山。”
“春节的前两天，范政委和老伴儿从西宁出发了。这时候在内地春节的气氛早就浓浓的了，可青藏线上却比平时显得更冷清更空旷。这大概是正常现象，内地越是热闹，就越是映衬出这里的荒凉。这两个特殊的客人自然给青藏线增添了意外的亲切气氛。他们在每个兵站、泵站、机务站都要停留，给指战员们拜年、问好。除夕夜，他们是在唐古拉山以南的安多兵站和大家一起辞旧岁。大年初一，他们来到了青藏公路制高点上的唐古拉山‘三站’，和指战员们迎来了新年度的第一天。”同志们忘不了范政委发表的那篇充满激情的新年祝词，他恭喜大家把脚下的世界屋脊作为新的起点，更上一层楼。他说，咱们生活在世界上最高的兵营里，这是一个让多少人羡慕的地方！我想，我们只有在新的一年里干出最出色的成绩来，才不会辜负这个崇高的地域称呼。同志们对于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初一下午，范政委和老伴儿告别了积雪半尺深的唐古拉山，返回格尔木。路上他几次让司机把车开快点。哦，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家，孩子们还等着爸爸妈妈过年哩！”
讲到这里，这位宣传干事停了停，望了我一眼，说：
“在内地的军营里，如果一个军长、师长带着夫人下部队，那是要遭到指战员们的嘲弄的。可是在青藏线上，当范政委和老伴儿不管出现在哪个军营的时候，指战员们都对他们报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掌声，大家只差喊一声万岁了！”
续着范政委的故事，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也是春节的除夕之夜，在昆仑山顶有一辆北京吉普抛锚了，年轻的司机钻上爬下地修了近1个小时，急得满头淌汗，却怎么也修不好。
这辆车上坐着管线团团长姚太平，他本来是去给沿线泵站的指战员拜年的，没料到车子行至昆仑山出了麻烦……
除夕，昆仑深处夜沉沉。
我想，这阵子在唐古拉山顶的温泉浴池里，想必有战士正开心地击水、沐浴吧！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泡一个温泉浴，那才叫惬意呢……
第四节醉沉心底
踏上青藏线，我就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词：酒文化。
“酒文化”的发明专利属于兵站部副政委赵信。赵信这个名字大概对不少人并不陌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昆仑英豪》就是他主编的，这本书在青藏沿线颇有影响，我们所到的地方几乎都可以听到指战员们在议论它。它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青藏沿线部队世代创业的艰辛和乐趣。
赵信是从青藏线土生土长起来的秀才。1959年入伍后他在五道梁兵站拿了4年油枪，为数以千计的过往汽车加油。这4年中他所吃的苦，比他入伍前18年在甘肃临夏贫困山区所经受的艰难还要多。正因为这样，这4年成为他人生道路上成长的4块坚实的基石。前几年他又到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攻下了大专文凭。赵信对谁都是这么讲：“没有青藏线，就没有我赵信。”
当“酒文化”这个词儿对我还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梦幻时，我只好去请教他。他笑了：玩笑话。借题发挥！借题发挥！
他终于给我讲了“酒文化”的真实含意：高原上的春节免不了很寂寞，不少同志无处可去，无事可乐，便自己掏腰包买些酒聚在一起打扑克，输者喝一杯酒后要穿着新衣服钻桌子，地上泼着水，谁衣服上的泥水粘得多，谁就是最后输家，惹得同伴们哈哈一乐。他们要的就是这一乐。
这就是“酒文化”，文雅的名称与粗野的动作相结合的产物。不必过于认真地推敲它的严密性，我想只要它给青藏线人寂寞的春节增添了一层欢乐，就应该给它记功。
我问赵信：“你们兵站部的头头也参加这种‘体力劳动’吗？”
耿兴华回答：“如果你能在春节期间来到线上，就可以亲眼看赵信唱着青海花儿喝酒钻桌子了。”
只能是春节，平时他们够忙的了，根本无暇有这份闲心。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头头们钻桌子各有特色，各属其派。像赵信那种钻法是属于说说唱唱钻，耿兴华是骂骂咧咧钻，范政委是痛痛快快钻，景主任是老老实实钻。当然，也有根本不喝不钻的，那就是后勤部部长黄倔头了。他在工作中原则性强，照章办事，这在兵站部是出了名的。即便是8小时之外的生活他也是很“正统”的，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扑克。赵信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不如一条狗。”当时，黄部长就坐在我身边，他听了连笑都不笑，只摇了摇头。还有一个始终与钻桌保持相当距离的人，那就是王根成部长，但是他有个与“酒文化”类似的理论：“要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
人类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酒文化”在青藏线上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应运而生，我觉得一点不奇怪。青藏线人是很能喝酒的，对此我这次重返高原很有体会，即使到了昆仑深处的军营，你在吃饭时也能有一瓶茅台或五粮液摆在桌头。你如果不喝，那就不够朋友。“朋友来了有好酒”嘛。正是在青藏线上，我对“以酒消愁”这句话开始动摇。在我所接触到的高原人与酒的故事里总带有那么多开心的笑声。当然，笑后也难免留下几分苦涩……
这是一件流传很广的头号新闻：管线团的4个常委被一个从北京来的“毛丫头”灌倒了！
我来到管线团，问几位“团总”是否有这样一个“悲剧”。他们没有否认，只是辩解。政委张玉道说：“我们都很清醒，起码我们团长没有醉，他有过一口气喝30杯的纪录。”
团长姚太平的话就更表现了对那位“女酒仙”的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