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线35年艰苦创业的历史，充分体现了青藏线人的风貌，展现了青藏线人的赤诚，表现了青藏线人的情怀。今后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不怕损身子，不怕苦妻子，不怕误孩子，不怕舍父母。’我们要在高原上千下去，这是党和事业的需要。”
这洪亮的嗓音好悠长，它借助扩音器送到了兵站部每一个人的心里，连在北京的我似乎都听到了。好个“四不怕”！
没点决心和气派谁敢讲？
这“四不怕”现在在青藏线上叫得很响，可是，你知道吗？原来它是一首顺口溜，曾被人们视为青藏线人的牢骚话。
原话是：“损了身子，苦了妻子，误了孩子，舍了父母。”那年，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来昆仑山视察工作，有人在汇报时把这四句牢骚话也给端出来了。赵部长听了，马上就作了纠正，说：“我看这四句话不是牢骚话，恰恰是你们青藏线官兵们牺牲、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非常了不起啊！同志们，你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将军讲这番话时，眼里含满了热泪。
据说，王根成在大会上高声呼喊“四不怕”时也是热泪盈眶的。
C.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
我过去不认识他。
那天到格尔木22医院去检查身体，我看到他肩扛大校军衔，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几分莫名奇妙的敬意，同时距离也拉开了。可后来竟是他带着我检查身体，外科内科、楼上楼下，满口乡音，说他读过我写青藏线的不少作品，我们的距离又缩短了。
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余忠江院长。其实，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而且曾经想写过他。在青藏线上的知识分子中，他是很受人敬重的，原因是他在这儿扎扎实实地蹲住了，一蹲就是26年！他走了知识分子应该走的、但至今仍有人在犹豫的路。
我真不相信他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学生，那个余忠江。
离开老家关中都二三十年了，怎么还是满口老陕话？如果不是这身威武的军装，他简直像个从风里雪里走来的哈萨克牧民，身板那么壮实，待人那么和蔼。就是穿着军装，他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斯文、秀气，倒像一个高原汽车部队里的团长。
我跟着他在病房里走了至多不过半小时吧，他就跟那么多人打招呼，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一位看样子在寻找X光透视室的蒙古族老妈妈在走廊里东张西望，他便上前给老人指了方向。还有一位检查身体的军人找错了科室，他又把他领到了二楼。我对他说：“你不用陪我了，我自己会把所有项目检查完的。”他听了笑笑，说：“还是我带着你方便，你们多少年才能来一次呀！”
医院政治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昨天晚上余院长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为了一个病人住院动手术的事。原来，有个回民青年脾破裂，医生决定给他实施手术。可是，这个病人死活不肯做手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医生给他讲了脾破裂的危险性，请他一定慎重考虑。可他在晚饭后竟然悄悄地走掉了。晚上余院长知道了这件事，他问科主任：“病人现在在哪里？”“昆仑旅社。”“那好，我派车，你们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主任坐着院长要来的车赶到了旅社，对病人说：
“我们的院长请你回去做手术。他说，不做手术你的病会很危险的。”病人说：“就是死了，我也不治。没有钱呀！”“院长讲了，先治病，钱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你实在很困难，我们就给你尽义务。解放军的医院怎能为了钱，把病人推出去不管？”病人放声哭了起来。他终于坐着医院的小车又回到了病房，余院长正在焦急地等着他……
后来，我在和余忠江院长交谈时提起了这件事，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作为医生，救人是天职，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因为‘钱’的事打官司到我这来的，我就回答：抢救人命第一；不要因为钱，把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病人耽误在我们医院里。”
我想，只有走过许多冰天雪地，走过许多荆棘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余忠江的经历是应该让人们羡慕的，因为他在青藏线上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
来高原那年他刚25岁，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时，正是1966年7月那个“火烧一切，油炸一切”的岁月。他被分配到汽车连队给司机当助手，任务是擦车，打黄油，加水，加油，紧螺丝，打掩木，给驾驶员扛行李。干这些事要说当时他不委屈那是骗人的话，但是他还是干了，而且是很称职的助手。一次。车队到了不冻泉兵站，他发高烧，40摄氏度。战友们很焦急，好不容易给他弄来一碗糖稀饭，可他高烧得糊里糊涂，一口也不想吃。第二天起床后满被窝里都是稀饭，他还是要坚持跟着车队上拉萨，连里领导和同志们都说：“老余呀，你必须下到西宁去！”他说：“我只能上不能下。”他把被子拴在篷杆上，晾着，继续上山了。接下来的第二趟任务，车队一到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兵站，他又发高烧，比头一次还厉害。兵站的医生劝他下山，说太危险。他呢，摇摇头，指指山上。这趟任务他是吸着氧气才完成的……
余忠江在连队整整当了一年半的助手。
后来，他又调到坐落在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当了五年军医；再后来，才调到西宁的325医院外科工作。1989年又调回昆仑山下的22医院。20多年来，他出版了三本医学专著，发表了15篇论文。
他是从荒芜，严酷的青藏线上站起来的一个大学生。热情与冷漠、苦涩与甜蜜编成了他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经历。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对祖国疆土的爱，对疆土上忍辱负重的人民的爱！
今年他已经49岁了，这个年龄上高原应该说是顾虑重重的。我以试探的口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
“一个人在这个医院呆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是22医院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没有疑问的。医院的兴衰与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应为医院的发展做出应该做的工作。”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来医院后着重抓的几项工作：关于知识分子成才的工作；关于下大力解决设备的问题；关于解除知识分子后顾之忧的事情……
他有甜蜜的昨天，也肯定会有甜蜜的明天的！我坚信。
D.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个青藏线上的“第三代人”，以及他的感情，他的苦乐，他的愿望。
文义民，39岁，汽车某团政委，任现职已经快3年了，这之前他曾在兵站部任过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所领导的团队连续6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在全军的汽车团里也是创纪录的。他们的团党委连续6年是兵站部的先进党委，6年中有4年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团”。就在我采访期间，又从北京传来佳音：总后勤部批准给这个团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年轻的政委挑了一副重担，在风雪高原上带出了一个过硬的团队，令人钦佩。我想，他的感情一定很丰富，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出乎我的意料，他是那样的简单、明了。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你是个称职的团一级党委的领班人，我很想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初在你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大概总会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吧？”
“别人怎么看，我无暇去顾及。在团里这些年，我工作中有甜头也有苦头；甜头没吃够，苦头也没尝足。所以，我总觉得还有奔头。”
“甜头、苦头？能不能具体谈谈？”
“主意是党委拿的，事情是大家干的，工作中有点碰碰磕磕的事是难免的。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团队建设，分歧总会消除，矛盾总能解决。工作干完了，大家都满心轻松，谁还去记那些不愉快干啥？对啦，我们还及时提出一些口号给一班人敲敲警钟，防止不好的苗头酿成大祸。比如：为了使党委成员在包括‘枕边风’在内的闲言碎语面前不晕头转向，我们提出‘要消除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防止你信得过的人搬弄是非。我们还有一条警语：‘注意一个敏感点，用人要出于公心’，这就是提醒主要领导成员警惕自己在使用干部上不搞亲疏、厚薄那一套。就这些。我所说的甜头、苦头正是由此得到的。”
“你们团长是位老同志，听说你们配合得很默契。你对这位‘老高原’是否尊敬多于信任？”
“不全对。尊敬和信任是一致的，也是互相的。我们团长入伍时间比我长，在高原汽车部队工作的经验比我丰富，这是他的资本。但由于他并不保守，他的这些优势也成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笔财富。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对他愈是尊重，信任感也就愈增强了。”
“有没有挪挪窝离开基层的想法？比如往内地调调，或者到上级机关去工作？”
“没想过。我觉得还是在线上干工作痛快，在基层干工作痛快。干好了痛快，干错了也痛快。我不怕出力，年纪轻轻的，有的是汗水。我最腻味那种疙疙瘩瘩的、斤斤计较的麻缠事情了。我们这儿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净土。雪线是一片净土。”
一位中尉找文义民接长途电话，是沱沱河兵站打来的，说有一台车的水箱坏在途中，请示怎么办。他接完电话，刚坐下，又从纳赤台兵站打来长途，还是车队的什么事情要他拍板，他出去了……
就在他来来回回接电话的当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政委的外貌。
中等个头，胖墩墩的，显得浑身都是力气；西藏的风把脸膛镀成黑红色，双手格外粗壮、结实；绿军装已褪得呈灰白色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从昆仑山敲下来的一个岩石人！只是有一点令我有些伤感，他好像不是39岁的人，有些苍老、憔悴。我当然是指外表了。难道青藏线人的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第二节忍者为强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里海拔4700米。与其说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说是要让高山反应对我进行一次考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数：年龄的增长与高山反应的强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说年轻人中有高山反应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话，那么40岁以上的人则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我要写的这批领导者肯定是忍受着比年轻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坚持工作的。有这样一个数字，使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栗：1985年以来，兵站部因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的团以上干部就有15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那天，当我到格尔木陵园去寻找这些“早去的黑发人”的墓堆时，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太遗憾了！这块墓地太大，不规则的墓堆又多又乱，且多数墓前没有立碑，只有枯黄的沙棘、骆驼刺在热风中悄然地摇摆着，一片死寂和荒凉。我实在难以找到他们的归宿地，只得含着泪水向他们三鞠躬，然后便告别了。
我终于“自投罗网”，可恶的高山反应彻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狈极了，除了还有一口微弱的呼吸外，身上的其它部位都仿佛不是我的了。脑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关节都在发酸，不想吃任何东西，却想吐，哪怕走几步路都觉得头重脚轻，直打趔趄……
也许是有了这次高山反应的实际感受，我对那些在青藏线上奋战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是以抽烟而闻名全线的。不要说全青藏线，就是在全国，如果要举行“抽烟大赛”的话，他也蛮有资格名列前茅！
我永远忘不了和关茂福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双腿盘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里捏一支烟闷抽，一句话也不说。那脸色极不正常，不仅仅是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红，还有一种不常见的黄，我真说不上来这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有了毛病后在脸上的表露。但我总觉得他有病，而且还不是小病。他不说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烟头上的灰烬。转眼一支烟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烟……
这能叫“采访”吗？我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一天能抽几盒。他说，没数过，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烟的？”他说：“说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后不久吧。那会儿刚到线上，好像到了外国一样感到不习惯，他妈的！高山反应把我折腾苦了，咬着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烦死人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抽烟，用烟消愁，用烟解闷……”
这以后，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绍了关站长的一些经历。他是1979年从北京总后通信团主动要求上青藏线的。当时本来是要调他所在单位的另外一个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经质，一听说青藏线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长，就死拖着不肯来。关茂福一向看不惯这种人，便找到领导说：“他不去我去！”就这样上来了。11年的时光他全是在昆仑山以上的地区工作的，其中有6年是在海拔5400米的唐古拉山机务站度过。他常对大家说，他是拍着胸脯上高原的，如果趴在线上不是太丢份了么？说来也怪，自从他抽上烟以后，高山反应反而离他而去了，他再也不存在不适应在高原上工作的问题了。但是，从此，抽烟便成了甩不掉的黑影伴随着他，而且越抽越凶，以致变成了癖好。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能不抽烟。不久，他就有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咳嗽，夜里咳嗽，一边抽烟一边咳嗽。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减烟、戒烟……
我又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说着，就又接起一支烟抽起来，没完没了地咳嗽着。我坐在一旁感到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