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元生能有菲立普那样的好运气该多好呀！这样，若干年后，当他22岁的生命重新活跃在青藏线上的时候，战友们一定会把他抬起抛得高高的，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
可是，不会的。成元生不是菲立普，他走了，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同志们为了怀念这位不该早去的战友，每当驾车路过四道梁时，都要鸣响喇叭，向他致意，向他问候。
笛笛笛——有时候是几十台车的喇叭一齐呜叫，荒原都被吵翻了。
成元生，你听见了么？
白昼，四道梁上空的蓝天镶着一钩弯月……
三片止痛片送他远行
1986年2月3日，彝族战士沙马说么住进了家乡四川省大凉山地区美姑县人民医院，医生对他的病情最后诊断是：肝硬化合并腹水，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在此之前，沙马说么一直认为他得的是胃病。“胃嘛，吃吃喝喝都是它的事，年轻人，铁能咽，钢敢咬，难免有热了要烫嘴凉了会渗牙的时候，还能不出点毛病？”他总是这么轻描淡写地对每一个认真劝他看病的人说。他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看过一次病，所以别人也认为他得的是胃病。
现在，大家明白了他的真实病情，讨厌的肝硬化！可躺在病房里的他仍然以为自己是因胃病住的院。
3月14日，沙马在县医院病逝。
他28岁，未婚，连女朋友都没有交过。他在青藏线上的汽车部队工作了八个春秋，却是在离高原3000公里外的凉山闭上眼睛的，乡亲们讲，他死时嘴里念念不忘昆仑山……
肝炎！一个又一个肝炎病人。王志远患的是它，邢景山也患的是它。这个可怕的病魔为什么要这样无孔不入地侵袭着青藏线人的身体？
高原的风用灰蒙蒙的颜料涂画着一切。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以来，在青藏兵站部所属部队中，因肝炎病死亡数已达29人。其中团职干部10人，死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0岁，年龄最大的也仅50岁。从发现病情到死亡，最长的不过两个月，短者只有四五天。
沙马属于时间较长的行列中，也就是说上帝留给他在世的时间多于别人。
他仅仅活了28个年头。
另据调查：青藏线上困肝炎病死亡的人数与内地同等人数中的死亡数相比，发病率和死亡率平均高出二三倍。
我在昆仑山采访时，一位医生的感叹解开了我心中的疑虑，他说：青藏线上得肝炎病的同志，几乎无一不是与超负荷的工作有关。他们都像焦裕禄一样是被累死的！
我似乎悟出了点什么。王志远、邢景山、沙马，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带着疾病在高原抗争的西部战士，他们确确实实是一匹匹超载的西藏牦牛。
沙马这匹牦牛在世界屋脊上行走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驮着星星，驮着太阳，驮着雪山，驮着戈壁，哪儿是他歇脚的小店？
那是他入伍到高原的第3年，连队执行给西藏运送水泥的紧急任务。9月的一天，长江源头突然飞降暴雪，数百辆军车、地方车被大雪封在唐古拉山中。沙马和他的战友们也未幸免。车队被围困了整整4天，食物极缺，大家只好在雪地里寻找野味野草来填充肚子，有两个地方司机因吃冻死的地老鼠中毒，死了。为此连里做出决定：谁也不许吃地老鼠。可是，饿极了的人是疯乱的，仍有一些大胆而抱有侥幸心理的战士拿着死老鼠啃吃着。连长急了，说：“咱们想别的办法渡过饥饿，死老鼠万万吃不得！”
别的什么办法可以充饥？没有。在下山联系饭的同志未返回之前，大家只有干等。奇人自有奇法，沙马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同志们说：“我的体会是坐下来等死容易死，挺起身子抗争能产生力量，死不了。来，大家铲雪开路去，蹦达蹦达，干点活出身汗，饿呀累呀就从汗毛孔跑了！”说得大家直乐，这一乐，饥饿真的就退让了三分。
他确实是这么干的。被大雪围困的四天中，他一直拿着一把铁锹黑天白日不停地铲雪开道。他当然知道一个人一把锹的力量是很渺小的，但他仍然要铲雪，要开路。消极的等待，这不是沙马的性格。
第4天夜里，安多买马兵站的同志把饭送到山上。这时，沙马的力气已消耗得所剩无几，昏倒在他铲出来的路中央。他没有福分去享受这好不容易得到的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
正是从那时开始，沙马的身体素质明显的下降了，他常常感到胸部和腹部疼痛，食欲大减。同志们劝他去卫生队查查，他憨憨地一笑：不就是胃病吗？我当过卫生员，这病没啥大的危险，咱们这些跑车的驾驶员，十个有九个得胃病呢！
一次，他在西藏的当雄兵站帮着战友检修分电盘时，因腹部剧痛靠在保险杠上痛苦地痉挛着，最后倒在了地上。当大家要送他到卫生队去看病时，他忽的一下离开保险杠，站得直挺挺的，像一棵白杨树，他说：“咱们的连长，还有二班长，不都有胃病吗？他们干得多欢势！有点小毛病就躺倒，工作撂给谁干？”
沙马哟，看来你这个卫生员是肯定不够格的，三流水平？
有个起码的知识你没掌握，肝和胃的位置你没分清，它们虽然相连，但并不是一回事，你的疼痛来自肝区！
全连的同志甚至连营里的领导都知道沙马患的是胃病。多少人被他蒙哄了！
当然，后来大家知道了，不是沙马故意不去检查病情才把肝病当成了胃病，而是运输任务太紧张，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劳驾医生。
他的身上经常揣着止痛片，有了情况就用它来解围。在他看来，这小白片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魔鬼向青春进军。
美姑县人民医院。
沙马骨瘦如柴，他的神走了，眼看就要倒下去了。人总是要死的，他不怕死。但他觉得有点窝囊，就这么个胃病，把命要了？那么多人都有胃病，怎么到了他这里就过不了关啦？
他连连发问，但不知问谁。
家人和专程从高原来县医院看望他的战友，在这最后的时刻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你的病已明确诊断了，是肝炎。
他听了，那深深眼眶里的眼珠子忽的发亮了，呆呆地瞪了好久。之后，他叹一口气，一笑，又变得很轻松、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从他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之后，大家就发现他常常在嘴里轻轻地、反复地默念着两个字：肝炎、肝炎……
沙马的病情日益恶化，每日吐血屙血不止，有时一天就是六七次，医院千方百计地抢救他。他却表现了少有的倔强，拒绝一切治疗。他拔掉了输血的针头，当护士劝说时，他竟然连准备的血浆也藏起来了。
护士说：沙马同志，你不能这样，你的病情需要这样治疗，需要这些药物。你应该听话，不听话要吃大亏的。
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希望你们再不要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了，把这些药都留给别人用吧！
护士哭了，一边哭一边又拿出了新的针头，她无论如何要给他把这些血输进去的！
沙马忽然变得老实了，乖乖地让护士给自己输血。
以后，他再也不闹腾了，只是悄悄地做着“走”的准备。
他要远行，心里不免有几分留恋。
他让护士找来笔、纸，抖抖索索地给连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这样写着：
连长同志：您好！
我不行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你不要难过。有几件事还要麻烦您，请您领取我的最后一月的工资，代我交了党费；请您检查一下我的04号车上的随车工具、附件，如有缺少，请折成款从我的工资中扣除；探家的前夕，我借了三班郭平生一套涤卡军衣，把我箱子里一套新衣还给他。我死后，不要为我的事给组织添麻烦，组织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拜托了！
人在死时才感到活着多好，我这一生做的事情太少了，我多想再回到高原上干几年，可是，一切都晚了……
沙马
他走了，是有思想准备而走的，但留下了心头永远无法补救的遗憾。
死的那天，人们看到他总是哭，见到一个人就哭，不说一句话。惹得亲人和战友们跟着他一起哭。只是大家像他一样，也是无声地哭……
家乡人按照彝族的风俗习惯送他远行：他身穿彝族服，头戴“俄贴”（帽子），身披“查尔瓦”，打着“西敖”（绑腿），静静地躺在柴禾上。送葬的人们紧紧地围着他，伏在地上痛哭，呼叫着沙马的名字。乡人们把沙马身下的柴禾点燃了，接着便鸣枪四十响，倾洒子酒，表达对沙马的怀念和敬意。
同一天，青藏高原在悄不声地落着一场大雪。送走沙马好些天了，家人在为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衣袋里还有几片白片片药。
啊，止痛片……
昆仑山下，有座拐杖冢
我的笔像触了电一样颤抖着。
又是一个肝炎病人！
但是，我必须写出他的故事，他的命运。我无法改变许多青藏线人是被肝病夺去生命这一事实，就像无法改变唐古拉山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这个事实一样。
昆仑山的荒漠上，坟堆，望不到边的坟堆连成一片。
这，就是烈士陵园。
当年，慕生忠将军率领筑路大军在昆仑山下的荒郊撑起了第一顶帐篷，用笨拙的铁锨埋下了青藏公路在昆仑山地段的第一个里程碑，同时也用这个简陋的工具，为无私无畏把生命奉献给高原的建设者们修筑了永久的寝地——烈士陵园。
从那时候起，每年每月每日几乎都有魂系昆仑的英灵们在这里歇脚、永远地安睡。
虽然这是大家公认的烈士陵园，但是躺在这儿的青藏线人却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烈士”，他们绝大多数是患高原疾病故去的，属于正常死亡，按红头文件上的规定不够烈士的条件。
不过，高原人敬重他们的感情就像敬重在老山前线牺牲的烈士一样深沉。他们是为奋战高原而献身的，他们死得伟大。
他，章恩佑，修建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的总工程师，也是一个不够烈士条件的“烈士”。他埋在家乡唐山，不过，青藏线人一直觉得他没有离开高原，每年清明时节都要到烈士陵园为他扫墓。
壮实的生命应该崛起于荒原，又长眠于荒原。
章总的肝病几乎是与这项工程同时开始，而他的生命进程也几乎是和这项工程同时完结的。他倒下去了。他本应该长眠在昆仑山，但是没有……
章总是50年代初走出大学门的知识分子。那阵子的大学生在心中筑起的理想长堤似乎特别牢固。为什么？这是个不少人不以为然而我又暂时说不清有待大家共同研讨的课题。
我是深深敬佩他们的。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示要在青藏高原修建地下输油管线，这是中国国防建设史上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项宏伟的建筑。正在北京总后勤部某营房设计院工作的章恩佑得到这个消息后，迫不急待地要求上了高原。首都，这让许多人羡慕的舒适的环境对他失去了诱惑力，家中妻儿老小的挽留对他也不起作用，他只想着要到昆仑山去拼搏一番，那里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巅。他对亲友和领导说：“中国人要在世界屋脊上修建一条地下输油管线，多么自豪的事业啊！这不仅在中国属首创，国外也没有过啊！”
当时他已经53岁了，这样的年龄上高原肯定意味着要冒很大风险。我们这一代人是荒原的开拓者，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章总上高原后抓的头一件事是研究国内外的有关文献资料，编写教材。他协助各级领导采取诸多的方式，培训了3000多名焊接、仪表、电气、司泵等各类技术骨干。这是他亲手栽培的支撑输油管线的一批顶梁柱。
章总的生命在53岁这年爆发出了惊人的耐久力，山高缺氧奈何不得他，疲劳饥渴拖不住他，他像一个小伙子一样拚搏体力，绞尽脑汁。他的人生在这时候才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序。
他毕竟是个老人。
一次，在鉴定油罐的安装质量时，他手里拿着仪表，脚下一滑，从荡荡悠悠的梯子上摔下来，右小腿被跌伤。如果仅是小腿骨伤了也罢，问题的麻烦性表现在：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原先就有的肝病从这次摔了以后加重了，病魔一日紧似一日地来纠缠他，致使他有点招架不住了。
章总不得不准备了一根拐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离不开这根拐杖了。年迈、多病，使他走路很艰难，但是，该走的路他一步也不拉下。不仅如此，他干的工作比过去更多了，每天都是小跑步地忙乎着。细心人在他下世后作了这样一个统计：他在高原3年时间里，刨去坐车，步行的路有2000公里。一个年轻人脚上的功夫也不如他硬啊！
“章总，你该歇歇了，不是为了你个人，而是从工作着想，身体健壮了才能挑更重的担子啊！”
“我比别人多了一条腿，当然就应该多走路，多干活！”
说毕，他拄着拐杖又一颠一颠地忙去了。
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了。当然这是别人绝对不知道的。他把所有痛苦都咬碎咽到了肚里。当他知道这可恶的病正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他工作的时间不会很长时，便竭尽全力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多做点事情，再多做点事情。也许这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人们还感到他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志。他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人都死了，功名对他还有何用？
拐杖伴着他，他伴着拐杖，这是一对战友，他们丈量着高原上的山山水水，高原上的山山水水映着他们的影子。
管线的第一期工程完工了，试通油成功。这时，一部分人员要撤回内地。他是理所当然的排在了这批内撤人员中。章总，你早该走了，你就放心地内撤吧，你的功德永远留在雪山银岭间。
可是，他没有走，要求留下了。
他说，我要慢点走，这里的事我还没干完，工程的总设计人之一在工程还没有完工之前溜之大吉了，像话吗？
还是那根拐杖陪着他在高原上颠波、辛劳……
很快，他就走不动了。是被肝病拖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