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恩佑是总后勤部营房设计院的工程师，应该说他在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对自己总是呆在北京不满意了——那是他听到部队要在青藏高原修建地下输油管线的消息以后，他决心要在那广袤的大地上用自己的心血去铸造这项举世闻名的工程。于是，他主动要求来到高原，担任了工程的总工程师。
章总上高原那年已经53岁了。他是一个在沸腾的工地上寻找自己生命归宿的创业者。
身先士卒的章恩佑任何时候都出现在艰险的地方，组织技术攻关，解决施工难题。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他的高山反应比一般人都要严重，有时头疼得整夜难以入睡。但是他工作起来那股火辣辣的干劲就是年轻人也望尘莫及。有一次，他拿着仪器，攀着晃晃悠悠的梯子，登上十多米高的油罐鉴定安装质量。年大体弱，再加上高山反应的袭击，使他脚下一滑，摔了下来。要知道这是在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昆仑山上，这是氧气缺乏的高原，他怎能经得住这样的摔打？当下他的右小腿骨跌伤，同志们要送他到格尔木22医院去治疗，他指着工地上的帐篷很幽默地说：“人为什么要那么娇气呢，有点小毛病就住医院，还不把医院都挤破了？”
“我就在这帐篷里躺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半个月过去了，他的腿痛倒是减轻了好多，不料身上又添了新的疾病——他突然感到肝区在隐隐作痛，先是轻微的，很快就急转直下，疼得他有点支撑不住了。随着工程的不断发展，他的肝疼也在不断加重，犯病的周期在缩短。章总心里明白，肝区有了病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治好的。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许要和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同时完成。但是，他只是在心里这么想，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给家里人写信也只字未提。
当他把一切都交给输油管线工程的时候，同时也把生命交给了死亡。
章总继续在高原工地上奔忙着。所不同的是，从此他总是拄着一根拐杖，迈步艰难地行走在每一个他认为需要去的地方。
一年过去了，拐杖戳戳点点地迎送了365次日出日落；两年过去了，拐杖着地的一端日日磨短，在手心的一头天天变光；三年过去了，拐杖在格尔木至拉萨河谷的地段上走出了一条闪光的小路。
他的肝病已经十分严重了。
同志们和领导都劝他下山休息，他的同答总是这么一句话：“等到输油管线建成之后，我要给自己立一座纪念碑，那时候我就躺在这座碑下长期休息！”
大家的眼睛湿了，因为谁都明白，他所说的纪念碑就是墓碑。
三年间，刨去坐车，他步行的路加起来超过了两千公里。
1978年夏日的一天午后，昆仑山被低低的阴云盖住了面目。飘飘扬扬的雪花在天空中旋转。章总要离开高原回内地了——医生说，他在高原连一分钟也不能再呆了。他的肝病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大家还清楚地记得他恋恋不舍地把那根伴了他三年的拐杖留在高原上的情景：上飞机前，他拿起拐杖，掂了掂，摸一摸；摸一摸，又掂一掂……
他含泪下了高原。
从此，拐杖就孤孤单单地留在了高原上，靠着墙角寂寞地站着，仿佛向人们诉说章总的故事。
他住进了医院。从住院那天起，就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开始。他每天靠输液维系着生命。
此刻，在青藏高原上，地下输油管线正在进行着收尾工程，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的指战员们忍受着极大的疲劳和高山反应的痛苦，做最后的奋力一搏。
躺在病床已经失去生活自理能刀的章总，仍在苦思冥想地考虑着自己没有来得及做的有关输油管线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画出了一张又一张图纸别人告诉他，管线的所有事情都有了圆满的结局，让他放心。
突然有一天，他提出他要再上一次高原，说是管道某个地方焊接上还有点疏漏，他要去看看。同志们告诉他，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他也不相信，仍然固执地提出要上高原。
部队领导理解他，特地派人拿着管线工程正常运行的照片来看望他，让他亲眼看看，他所挂心的一切都已经如愿实现。
可他呢，这时视力严重衰退，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只能让同志们给他指点着，他用手摸着照片……
他很放心地走了。
临终前，他说过一句话：
“我很遗憾，我没有在昆仑山下给自己做个纪念碑，我应该躺在那里休息……”
他仍然记着当初打算为自己做墓碑的事。
据说，后来有人特地在格尔木烈士陵园里为章总堆起了一个墓堆，里面埋的便是那根拐杖……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死者都无亲人在身边陪伴，也不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为故去的人立碑的愿望。也许是悲凄到了极处，也许是情爱到了顶点，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送亲爱的人远去时，让其离开喧闹，在偏僻、荒凉的地方“落户”有一对夫妻临终前留下遗言：绝不埋葬在陵园里，而要独葬一处。
他俩刚举行完婚礼就走了。死得好惨……
男的叫李育田，和我一起在汽车团政治处当助理员。
他长得英俊，帅气，一副金丝跟镜给他增添了几分文雅。他是属于很有文化的那一类军人。李育田的女朋友在他家乡冀中平原上的一所小学当教师，我从李育田那里见过她的照片，长得少有的漂亮，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格外抓人。李育田是那种不可貌相的人，外表看文文弱弱，蛮书生气，却特别能吃苦。当时，跑青藏线的汽车部运输任务相当重，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下基层的机会特多。李育田几乎终年都随车队在线上跑。不论冬夏他总是穿一件皮大衣，登一双毡靴子，典型的高原汽车兵的形象。李助理出发后什么脏活累活都下得了手，和战上们相处得很融洽。正因为部队运输任务繁重，出发频繁，李育田几次推迟婚期，直到快30岁那年才从格尔木同家去完婚。
那是他假期将满的一天，我们收到了他从家乡拍来的电报，说是要和新婚妻子一起来格尔木。我们都理解他的心情，休假的时间一共30天，他回家半个月才办的婚事，小两口的新婚被窝还没暖热，就该归队了，难分难舍呀！带着新娘返队，不仅使他们可以相亲相爱，延长新婚蜜月的日子，也给这女性罕见的男子汉世界里添一片诱人的色彩，带来一份欢乐。
我们政治处的全体人员一齐动手，在那排泥土坯垒成的十打垒式的机关干部宿舍里，布置了一间舒适的新房，等候李育田夫妻的到来。每个人的心情都毫不例外地又激动又亢奋，好像期待的不是别人的喜事，而是自个儿的幸福生活。
日子在渴盼中总是很熬人心的。
就在我们估摸着李育田两口该到格尔木的那天早上，突然有人捎来口信（当时青藏线没有电话、电报之类的通信设备），说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祁连山下翻车，四轮朝天，女的当场死亡，男的压成重伤。
我们政治处立即派人到了祁连山。事故现场仍然保留着：李育田已经送到附近的花海子兵站抢救。女的翻车时被摔出汽车大厢，她的面部正好挤在一块巨石上，半边脸被挤掉了，剩下的半边脸也完全变了形，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李育田的生命只延长了几个小时便停止了呼吸。他临死前，用尽浑身力气，断断续续地讲了下面一段话，也算是他的遗嘱吧：
“我有罪！不该带她来格尔木，我对不起她，她本来希望我继续在家里度完蜜月再归队，是我一再说服她上了高原。你们不要把翻车出事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老人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也不要把我们埋在陵园里，随便在昆仑山找块地方，偏僻一点的地方，埋了就行。也不必立碑，让大家很快忘掉我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李育田的遗愿，便在离陵园较远的地方找了一座小山包，把他们夫妻俩安葬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完全按照他的遗愿去办，最后还是把他俩翻车遇难的事通知了他的家人。使我们没有料到的是，始终没有人来高原探询，料理他们的后事。细一想，也是，那年月，整个青海都没有一条铁路，更无航线可言，对人们来说，上一趟高原肯定像去一次外国一样遥远，迷茫。
那是我已经调离高原，来到北京的事了，据说李育田的父亲到了格尔木。可是，时过境迁，他儿子和儿媳的墓堆已经与陵园里的墓堆连成了一片，且早被岁月荡平，他根本无法辨认，无法找到了。
奇怪的是，次年，李育田夫妻的坟头猛乍乍地长出了一棵胡杨树。那棵树孤零零，细条条的，很不壮实，随着戈壁风摇来摆去。但是，它给这座荒坟以至戈壁滩带来了令人振奋的生机。
昆仑山未增高。
那棵胡杨树很快就干死了。秃光光的树干依然挺着腰肢高高地站在坟头……
我沉思着走在格尔木烈士陵园里。
我看见格尔木河在夕阳下踱着方步，在阿尔顿曲克草原上留下鹰翅膀一般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