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民歌的兴起给新诗创作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郭沫若和周扬联名合编的《红旗歌谣》的出版达到了高潮。“编者的话”指出，这些民歌是“大跃进形势下的一个产物”，它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个战线上做出了惊人的奇迹”。这实际上明确地指出了这些民歌的“浪漫主义”性质：“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编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新民歌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郭沫若和周扬指出了新民歌是“大跃进”形势的产物，就等于指出新民歌产生的基础是虚幻的。当时所产生的许多“奇迹”相当数量是人们的主观幻觉，因而可以认为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所创作的“大跃进”民歌，在相当程度上是偏离了生活发展的轨道的。这种偏离的重要标志就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由真实的人向着“巨人”——即半人半神的“超人”的过渡；诗歌的环境由现实的世界向着天上的世界即天堂、乐园的过渡。
当时有一首很著名的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应当承认这首民歌的确传达出我国人民迅速摆脱落后和贫困生活的真诚愿望。在这点上，它体现了民众的意愿，但它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局限。说没有鬼神，这是科学的，又说我就是龙王和玉皇（即鬼神）而不说我是人，事实上又反过去承认鬼神比人更有力量。由这里开始，神话、传说、乃至于封建时代的人物的名字大量地涌入民歌，真实的人在“向地球开战”、“与天公比高”的现实斗争中逐渐地让位于那些虚幻的巨人，有一首题为《赞群英》的民歌，说今天的群英——应当说，这是“共产主义的英雄”——的力量相当或高明于古人：“青劲头赛赵云，壮力气赛武松，少儿童像罗成，老干活似黄忠，干部计策胜孔明，妇女赛过穆桂英。”换一句话说，今天的力量即便是非常巨大的，它的可比的对象也只是过去时代的、乃至传说神话中的人物而已。
现实中的人逐渐地变成了超现实的人，人的改造自然建立新生活的活动也被描写成仿佛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神话。例如山东民歌《明天要去闹天宫》：“要和神仙比高低，喊声冲上九重霄，硬石头上种五谷，白云上面栽仙桃。太阳出海大吃惊，吓得虎狼到处逃，明天要去闹天宫，夺取天河浇仙桃。”神仙在哪里？人又怎么和他“比高低”？即使把神仙“比”过了又能说明什么？这是“虚”的，是纯粹的“空话”。
当时的所谓壮志豪情多半是这样的“虚空”，“硬石头上种五谷，白云上面栽仙桃”，这样的事情断然不会发生在正常的生活秩序之中，事情发展到了非要在“硬石头上”种五谷的地步，可见离开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理智有多远！至于这种“豪迈的”劳动要达到什么结果，“夺取天河浇仙桃”只能是发生在天上的事件，而与现实生活并不相干。但是在当，这一切被形容为它是现实生活“大跃进”的真实反映！一首本意在歌颂的诗歌如今读起来，却成了尖锐的讽刺性的诗篇：“奶奶说神话，社长讲规划，规划像神话，奶奶笑眼看庄稼。”
当的很多规划都像奶奶嘴上的神话！即使是比较写实的作品，它所表达的内容也远离实际的生活。四川民歌《大山被搬走》：“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儿锄头，大山被搬走。”过去读这类作品，往往会被“万人齐动手”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以为它表现了那个万众一心改变贫穷面貌的气概，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那种过去被诗歌加以反复强调，细致刻画的劳动过程，却在这里被写得非常草率和马虎，它只是漫不经心地把那个艰难的过程抽象化和简单化。这表现便是：“两铲三锄头，大山被搬走。”它表明：改变现实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很具体的）正在变得不重要，而重要的，似乎只剩下那种“气概”，而这种气概是绝对抽象的。当时大量流行这类所谓力大无比的、迅速改观的劳动场面：“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人的劳动力量和劳动过程被有意地忽略了，现实中的人变成非现实的神。无限夸大的力量，反而促使人的力量的抽象化。为了说各种各样的大话，以致到了漫无边际的程度，例如有首诗说：“一脚把地球踢翻。”丁力写文章反问过：“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把地球踢倒？要是真的踢翻了，人民置身于何地呢？”那时在诗中随意地说大话，比赛着发狂已经成了一种风气，认真对待是不会有答案的。
大话的发展也有过程。开始只是夸张地描写那丰收的场景，如“牛车拉，运输忙，麦堆赛过大山岗，老汉望麦头仰上，草帽落在麦场上”，这场面与现实生活的实际还相去不远。到了后来，发展到写单棵的麦子有多高：“我闭着气跳三跳，还没摸着麦梢梢。”这麦子已经高出了正常的程度，但是意犹未尽，在一股比赛谁更能说大话的潮流鼓动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麦秸粗得像大缸，青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当时这样的“民歌”比比皆是，由这样的一阵微风就能吹倒的麦秸盖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天堂”，简直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陈列。
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争着以不近情理的大话来装饰自己的诗句。《诗刊》到了后来，甚至以署名的方式来正式发表这类诗歌。月号高炉铁写的一组《丰收谣》甚至发展到“扯电缆，上南山，拎着电锯割稻秆”。还有《架起梯子收黄豆》：“公社窝瓜可作房，用这房来开工厂。筑转炉，炼纯钢，钢锭垛了九间房，还有一间没啥用，引来银河开澡溏。”
当时由于领导人的大力提倡，加上习以为常的把领导人的意见当成发展文艺和诗歌的方向性的指示，再加上当时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关于诗歌发展问题讨论的引导，这种“浪漫主义”的亦即非现实的潮流已经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席卷整个诗坛。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这股浪潮的影响，或被迫缄口不语，或无可奈何地顺应时势，或并不心甘情愿的“改了洋腔唱土调”。当然，也有正中宿愿，得心应手的。这个时期的创作形势，蔡其矫曾在《自由诗向何处去？》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后来民歌被大力鼓吹，谁都无法抗拒，豪言壮语开始盛行，稍为涉及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都站不住。晴朗的天，也不是没有乌云了。这还不是丰盛的头，生活中还缺乏许多东西。是要花费相当的代价以后，才能逐渐明白这个真实。”即使是蔡其矫的这些显得冷静的叙述，也是过了二十余之后才能够发表。
而当时的情况却不是后来蔡其矫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种相当普泛的接受和响应。相当多的人认为浪漫主义（或称“二革结合”）是一种应予大力倡导的最好的方法。诗人们不甘心使自己的诗成为没有理想的爬行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又苦于不知道如何来增强自己诗中的浪漫主义的成分。于是，只好用神话中的人物或情调外在地来渲染自己的诗风。有时是在自己原先是反映现实的诗中“引进”若干个神话人物以渲染那种“非现实”的“幻想”的色彩。例如前面引用过的闻捷的长诗《东风催动黄河浪》中有一个“非正式会议”的情节：工人们为了“大跃进”，自动地聚集起来，开会商讨用双手制造汽车的事情。在那个“会议”的真实场面中混进来许多传奇小说的人物故事，使得原先也许是生活气息很强的场面变成一个“虚假”的和矫揉造作的表演——工人们一个个发言都是装腔作势的：
“别小看我们自己的力量，瓦岗寨上是兵强马壮，少几个秦叔宝没有关系，我们有的是罗成小将。”
“别看我们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不正是梁山的三十六天罡？我们文有智多星，武有花和尚，还愁搞不出什么名堂。”
诗人以为只有这样写，才是浪漫主义的和具有“大跃进”时代气息的。这个时代所遗留给诗歌的痕迹，许多很有成就的诗人都难以幸免。例如郭小川的《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闻》：在大理石筑成的礼堂里，“如同神仙的花园”，金红色的帷幕开启，一个眉目清秀的少朗诵大跃进民歌《铁镢头，二斤半》。接着，有人看见，“水晶宫里，浪涛翻，龙王脸色发青”，叫着“此仇不报，心不甘”，于是环境大变，时间倒退了四十，阴云惨雾。最后又回到民歌的意境中来：“学习愚公移山，拼命苦战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人们当时以为，这就是“浪漫主义”。郭小川还有一首《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其“浪漫主义”的理念大体与此相似。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有的诗人的创作，明明是对于现实劳动生活的描写，是改造大自然的斗争的场面，却一定要用“神话”来改造，使之蒙上了一层非真实的迷雾，而场面本身的真实性也随之失去。沙鸥的《龙王偷看拦河坝》是表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场面的一首诗。诗的中间大段，基本上是十三陵劳动现场的景象：“十三陵，景色变，东西山头看不见，拦河大坝挡着路，好比大山被腰斩。只听机器轰隆响，只见人马千千万。小斗车，如长蛇，条条直奔大坝前……”但是诗人觉得只有这些笔墨并不能体现出诗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于是他也请了当时民歌中曾经出现的龙王来客串，开头加上“龙王出了水晶殿，急忙上天脚步乱，拨开云头向下瞧，大吃一惊直冒汗”，结尾加上“龙王挥泪叹三声，只怪自己走得慢……从此群龙困水库，万箭穿心不敢看……”可以看出这里的“龙王”并不是诗人固有的人物和情节，而是诗人“请”来给自己的诗增添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