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歌来图解政治和琐屑地再现生活，在一段时间被叫做“现实主义”。人们认为惟有按照生活的原样再现生活，才是诗歌与生活关系的合理状态。这种倾向的产生有它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对诗歌的社会价值产生了直接的功利的考虑。或是螺丝钉，或是号角，或是机器，这就是诗的基本价值，不是不应当有这种考虑，而是不应当局限于这种考虑。局限于这种考虑是狭隘的，不局限于这种考虑，则有可能走向宽广。诗歌于人生社会有用，除了实际的教育、认识作用，同样有着审美的作用、娱乐和休息的作用，这些，也属于人们对诗的正当的需求范围。由于有了前述的那些片面的观念，人们以能够在诗中充填进去越来越多的客观现象为满足，人们也以此衡量诗的成绩。除此之外，一种对刚开始的新生活的新鲜与热爱之情，使诗人普遍地产生了近于贪婪的要把一切现象囊括入诗的简单念头，这是一种特殊社会心理的反映。
形成这种倾向与诗歌作者的构成成分的改变也有关系。
开始，活跃在诗界最有生气和创造力的诗人，是一批直接由军队中产生或培养出来的人。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军队的士兵，例如李瑛、公刘、白桦、顾工、周良沛、高平、星火；有的是参加了工作的青知识分子，如邵燕祥、严阵、傅仇、流沙河；有的是曾经到过延安，然后进城，如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位诗人李季、闻捷、郭小川、贺敬之，他们的诗歌成熟期在之后。他们都是创造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确如前面说到的，他们和新生活新人物没有隔膜感，没有前辈诗人那种未能适应的痛苦。他们的诗歌创作，就是事业在特殊领域中的延伸。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用诗为政治服务和“现实主义”观念的形成，便是十分自然的。
那时候，人们对新生活怀有一种真诚的急迫感，因为在他们的经历里，黑暗的生活曾经带给他们以痛苦和不幸，对照之下，新社会处处充满了美景，到处都是明亮的阳光。“我们拥抱今天这新娘，用花枝来打扮她的新妆。”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人们把现实生活加以诗化和理想化则是自然的。何其芳在《讨论宪法草案以后》这首诗中写道：“一个热炕，一碗锅边贴熟的玉蜀黍饼子的香甜，一家大小的欢快的团聚，比起饥饿、寒冷和流离，谁能说不该唱赞美的歌。”对于饱经离乱和饥寒的人，幸福的概念就是“玉蜀黍饼子的香甜”和“一家大小的欢快的团聚”，就值得为此献出一首又一首的颂歌。
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比现在单纯得多，他们认为新生活一开了头，那光明、欢乐、幸福便是永恒的。他们不会再想到痛苦和黑暗，他们也永别了忧伤。那时，一辆拖拉机的出现，足以引起人们的狂喜。苗得雨在《拖拉机下地》中真诚地歌唱：“从今天，到永远，苦日子永不再归还！从今天，到永远，幸福日子无边沿！”在的诗歌中，到处都是这样欢乐的旋风，诗人们以一种近乎孩子般天真的声音，歌唱着我们将永远告别不幸和悲伤，如凌永宁的《我快乐，我歌唱》：
我快乐，我歌唱。
打从那一天起，我永别了忧伤。
我就整天整天地，
放开我紧缩过的心，纵情歌唱。
在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支配着诗歌创作的，是对于光明的时代和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歌颂。从那时开始的那种诗歌明显地为政治服务（具体化为表现中心任务和重大主题）以及随后那种全面地深入地展现新生活图景（如在前两个部分所叙述的）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可以把这段的诗创作概括为诗歌的颂歌时代。颂歌时代的形成是生活本身体现了光明，以及人们对这生活的热爱决定的。当然文艺政治性的加强，诗歌要为政治服务的提倡，都促使颂歌成为诗歌最重要的、最大量的诗歌形式。正是因此，郭小川后来才断言“抒情诗，绝大多数是唱颂歌”，说了这话以后，他没忘了赶紧补充，把颂歌和诗歌的为政治服务联系起来：“就是唱颂歌的时候，也应有针对性，这就是阶级斗争。”这话说在，前半句话，是对颂歌时代的总结，后半句话，已经表现出向着的诗歌表现阶级斗争的重心的转移。
作为颂歌时代的概括性的描写，应当认为是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的贡献。以一首典型的时代的颂歌而典型地概括了颂歌的时代，这就是《放声歌唱》在当代诗歌中所占有的地位。这首诗的开创性的意义，是逐渐地得到肯定的，当时编选《诗选》的臧克家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用了一句平淡的话作了介绍：“《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许久见不到他的作品了，为了庆祝党的诞辰三十五周，他以充沛的热情放声歌唱。”臧克家当时还不能对这首诗作出历史性的估量。
的确，7月日，当《北京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这首前所未有的气势磅礴的长诗时，中国当代诗歌正在开一代诗风。继《放声歌唱》之后，这位作者又写了歌颂“大跃进”的《东风万里》；他写了《十颂歌》是献给建国十周的，继而他写了《向秀丽》、《回答今日的世界》、《雷锋之歌》；打倒“四人帮”后，他写《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贺敬之的创作不多，但几乎全为中心任务和重大的政治事件而创作。在他的观念中，诗人应当不放弃为重大的题材而作歌颂性质的发言。从《放声歌唱》开始，中国当代的政治抒情诗的格局开始形成，而最后完成于《雷锋之歌》。这种形式上把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的外壳赋予以讲究对称美的传统格调、而且适于朗诵的形式，内容上以配合形势重现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诗，由于一批诗人的全力实践而得到广泛的流行。
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我们讲到诗表现政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政治在诗中的庸俗化（标语口号化），也讲到诗表现生活现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现实在诗中的庸俗化的写实主义。我们还来不及把这两类现象作新的归纳。其实，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诗歌在整个已经开始了诗的颂歌时代。这些配合“中心”歌颂“光明”的内容，几乎成为当时诗歌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颂歌这一概念，以完整的定局的形式出现是从《放声歌唱》开始的。贺敬之曾在《贺敬之诗选》自序里对他的颂歌创作作了概括：“我曾用真情实感去歌颂光明事物——我们的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放声歌唱》是前此的颂歌实践的集大成，同时，又是一个提高性的发展。说它是“集大成”，因为它的内容的庞大足以概括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歌颂新生活、人民、革命、政党、领袖、祖国的内容；说它是“提高性的发展”则是由于它密切地配合时事，而且不试图隐蔽政治，它甚至也不是狭义地图解政治，它的工作是把政治形象化，创造出来的是诗的政治，政治的诗。贺敬之把这概括为“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
颂歌主题的高度发展至此开始以政治抒情诗方式肯定下来，即在政治抒情诗的形式中达到了总结性的阶段。这种诗尽管宣扬政治，但不停留于照搬政治术语，而是赋子政治以艺术的形象。例如，本意是讲生产的大发展，但把它说成“瀑布和布匹的洪流，又在突破定额的水位”，给原先可能流为抽象的表达内容以跃动的形象，不是呆板的生产在提高，而是生动的洪流在突破水位。又如，本意是讲领导者在为人民的利益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把它写成“在国务院，第二个五计划的建议书上，正凝结着并肩的人影，和午夜的灯光”，它可以把本来是单调的叙述用令人亲近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放声歌唱》里，当时那种拙劣的直接堆砌政治术语和让人物直接喊出口号的现象，都被一幅幅生动可感的画面所取代。它力求避免概念化的宣扬，尽管它仍然使用着那些概念，例如，讲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它说“我们党的心和六万万人民的心，结成的联盟”，联盟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这里用心的联盟来替代那些陈旧的叙述方式，便比较生动。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最通常的政治概念，贺敬之的实践对当代诗歌有着深刻的影响。像这样写共产党的形象，在当时千篇一律枯燥的颂诗中是别开生面的：
在节日里
我们的党
没有
在酒杯和鲜花的包围中
醉意沉沉
党，
正挥汗如雨！
工作着——
在共和国大厦的
建筑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