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浪漫星云(中国当代诗歌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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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为政治服务的“现实主义”(下)(1)

热情高涨的,总是促使诗歌更贴近实际生活。但当生活未能展现它的实际面容,而人们也缺乏认识它的充分条件时,把流行的政治术语视为生活的实体,当热情冲动的诗人扑向它时,抓到的往往只是现实的幻影,这就产生了此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概念化倾向。只要存在着把诗当做政治或新闻报导,存在着狭隘的功利观点,这种概念化现象就难以避免。

随着初期建设事业的逐渐兴旺,新的生活场景在人们面前越来越具体,政治口号在诗中也逐渐地被切实的内容所代替。一个时期比较集中的标语口号化现象有了明显的克服。这种现象已经在上面引用过的袁水拍为第一本诗选所作的序言中得到表述。诗歌从狭窄的天地里走出来,逐渐地摆脱“主观”对它的约束而投入“客观的怀抱”,在生活的重大转折关头,走了一段以政治观念代替形象的歧路。大规模的生活变革还是吸引了广大的诗人走上实际(战争,而后是建设),他们有可能较之他们的前人有更多的可能和条件接近大众生活。社会给他们提供了有利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条件。同时,从开始,诗人们也寻求着把广大民众为寻求翻身解放而进行的奋斗图画再现在诗中,从《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到《漳河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创作实践,都使诗歌创作在再现客观现实方面有了超越性的成果。

这一现象,与“五四”时期略加对照,便很明显。例如刘半农是“五四”时期认真写农民生活而且也写得很好的一位,他写过一首《一个小农家的暮》——

他衔着个十的烟斗,

慢慢地从田里回来,

屋角里挂起了锄头,

便坐在稻床上,

调弄着只亲人的狗。

他还踱到栏里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头向她说:

“怎样了——

我们新酿的酒?”

康白情很有名的《草儿》,也是写农民的——“草儿在前,鞭儿在后”,“快犁快犁,我把草儿给你”,“你还要叹气,我把鞭儿抽你”。诗人一定以为,牛犁地时,一定有人拿着“草儿”

“在前”引它,不然,它就不干。这只能让人认为是诗人对于劳动生活的隔膜,对“牛儿”和“草儿”缺少了解。这些场景不能说不是农家景象,但那份飘逸而无所牵挂的情调,却又不像农民而更像说者。这是文人想象中的农家的情趣,是寄托了他自己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

当然,在新诗革命中,由写士大夫到写农民,这是一个重大的前进,因为诗人毕竟把社会底层的生活带到新诗中来了。但是,这些诗歌所展现的生活画面,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觉得未免“走样”。再看康白情《朝气》里描写的农民的劳动:“石块儿也搬开了,乱草也斩尽了,所有荒芜的都开转来了,挖上些窝窝,种下些麦子。”在初诞生的新诗中,像这样具体写劳动的,的确很少,但这样的劳动只能在没有劳动过的诗人笔下出现。他们有良好的意愿,但他们限于当时的条件往往达不到目的。

这种状况只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那时开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达到了相当融洽的程度。以张志民的《五九诉苦》为例,它表现的业已不是那种知识分子对于贫苦农民的同情心,而是变成了发自农民自身的痛苦的呼唤。句句都由农民的血泪凝成。它这样写饥饿农民的形象:“我身上瘦得露着青筋,眼窝塌下有酒盅儿深。”它这样写王九一家没有吃的:“我娘寻来二升荞麦皮,合把榆叶吃下去,拉下屎来狗都不瞧,半天大风就刮着跑。”也没有穿的:“夏天晒个黑铁蛋,冬里蹲在灶火边。”劳苦人的痛苦生活在诗中得到了真实生动的表现,而这样的生活单凭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这个传统,直接地被当代诗歌所继承。在当代诗歌里,实际表现民众生活已是普遍的现象。以后,生活的变化迅速,当战争还在南方进行的时候,全面的经济恢复已经展开。随后,一边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边开始了经济建设,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得天独厚,生活为他们提供了超越实际所能想象的内容。

新的生活实际开始涌入诗歌:诗歌表现了中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生活的过程,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的青春气息,弥漫在这一时期的所有创作之中。

李学螯,一个普通的印刷工人,生活把他变成了诗人。因为他处在变革的生活中,他发现了印刷机制作地图的速度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于是写下了《每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昨天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今天就出现了一座工业城,明天当地图上刚刚把这里添好新点、新线的时候,那边,又响起震天的夯声……”只要是从旧生活的黑暗和破败中走过来,人们都不难拥有作为诗人那种独特的感受,生活中充满了像李学螯所发现的这种诗情。的许多诗篇多以此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作为诗题,李季有一首《白杨河》——白杨河是戈壁滩上一座荒村,但它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巨变:

刚刚撵走了在村边游串的黄羊,

你又匆忙地准备着迎接着明天。

那时候,隆隆的火车穿过戈壁,

人们将会欣喜地指着你说:

“看哪,这就是有名的白杨河车站!”

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预言。生活是日新月异的,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似乎就是开天辟地的人。那时,要是走进一座林场,你就可能是第一批走进林场的人;要是飞跃高空,你就可能是第一批征服空中禁区的人。许多诗人以充沛的热情反映生活瞬息万变的节奏,比如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我们正是在工棚周围筑起城市,在骆驼队旁边,让火车发出自豪的吼声。”因此,当一位诗人写到改造荒山的人们时,写下《在云彩上面》雁翼要代表新的生活宣布:“它告诉远近的人民,云彩上面有了人烟。”当另一位攀沿曾经是很荒凉的山脉时,徐迟写下《我所攀登的山脉》要向世界发出欢呼:“我所攀登的山脉,不再是寂寞无人迹的了。”

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获得新生的土地使人们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把握诗的材料。无数新鲜的生活第一次在诗中得到了表现。中国过去是没有工业的、长久的小农经济的凝滞局面,被工业建设的喧闹所打破。这时期,把目光投向工业建设并且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工业生产的新生气象的,是邵燕祥。他把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到远方去》。这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响应生活的召唤,投向远方正在开始的建设的誓言。《到远方去》传达了那个时候那种生活的朝气和活力:“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那时的人们对于生活无不怀着这种单纯的、乐观的信念,邵燕祥把这一切保存在《到远方去》的全部诗句中。《在夜晚的公路上》,有一群“永远不知道平静的人”,他们“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处女地上留下脚迹;谁不愿在亲手抚摸过的地面,看烟囱和铁塔高高矗起!”在《她们来到新城里》还是在积雪铺满的路上,一群轻的姑娘来到新城,当她们正在惊讶新城究竟坐落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未来的城市正在出现:“千里外的来客不必再寻找,这公路两旁就是城区;那边不是露出了红楼,那楼顶不是还悬着红旗?”其实,邵燕祥自己也正是这样“不知道平静”的青人中的一个如同《在远方里》描绘的:“让人们把我们叫做母亲的最好的儿女,在我们英雄辈出的祖国,我们是轻的接力人。”

这批诗人,他们的诗表现了正在开始的生活,表现了生活的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他们的诗留下了那个篷勃的生命力。邵燕祥写了《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也许这是解放了的大地的第一条超高压送电线;同,他还写了《第一汽车厂工地的第二个雨季》:

我们一手铲平了丘陵,

我们一手填平了空地,

排除着地下水,排除着困难,

眼前出现了新的地平线。

他的诗正是这个“新的地平线”涌现的记录。同一,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座汽车厂正在施工建造的时候,他已经用充满信心的声音喊出《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我们满怀着热情,大声地告诉负重的道路:——我们要让中国用自己的汽车走路,我们更把中国架上汽车!”

与此同时,投入新生活的诗人们,从四面八方传来了诗歌表现新的生活的声音。当鞍山制造出了第一根无缝钢管,诗人为此唱出了喜悦的歌如张见的《无缝管来到锅炉间》:“伙计们快来看哟,快来亲自看一眼,这是我们自己的出品,它来自祖国的鞍山。”它写老师傅摸着钢管“一滴热泪溶在它上面”——他蹲了多少的锅炉旁,摸过无数的钢管,而我们自己制造的钢管,“这还却是头一眼”。

这些诗句,表现了旧日生活的落后与停滞,而迎面而来的新生活——哪怕是一根无缝钢管的诞生,都带给人们以激动。那时,人们什么都感到新鲜,也都有表现的价值。初期的诗歌创作中,一批随着军队南下西进并且工作生活在边疆地区的青诗人最为活跃。他们的诗开拓了新诗题材的领域,把过去不曾出现的新题材带到新诗中来。以收集在《诗选》中的顾工的几首诗为例,都是表现“第一”的诗篇。《开山的炮声》和《我们的家乡要修公路啦》,写的是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条公路的修筑。隆隆的炮声,在山谷回响,淡蓝色的硝烟起处,正在织氆氇的藏族少女好像已经看到了汽车扬起的尘烟,“从这座山峰到那座山峰人马在欢腾,从这片密林到那片密林帐篷在隐现”。《在世界屋脊土地上》写的是在“僵冷得停止了呼吸”的大地上的第一次播种;《飞翔在空中禁区》写的是轻的空军第一次征服了“空中禁区”,胜利飞越世界屋脊。顾工似乎是致力于表现新的生活诞生的无数“第一次”的诗人(当然不是惟一的),这些诗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并不突出,但是,那种新生活蓬勃发展的时势,造就了一批能够及时反映这些生活的作家。以李学鳌为例,他以一首从印刷工人的切身体会出发以表现生活新貌的诗而一举成名。像顾工以及他的许多同时代诗人(如梁上泉等),他们最初出现的诗篇就奠定了作为诗人的基础,这仍然是生活的恩惠。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全新的诗,却也是十分幼稚的重新开始的诗。这些诗的基本特点是——表现了单纯的人和单纯的情感。

随同着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具体化,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中的人的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客观的展示。总的估计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是单纯的、明朗的,而附着在那些场景上面的时代氛围是一种近于质朴的单纯的热情。初期那种充满着希望的朝气和乐观精神,此时已被更为扎实的精神所代替,这就是由坚定的信仰所促成的人们忠实于事业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那时并没有发展为宗教的狂热,而是一种虔诚的信念。人与人的关系单纯而友爱,在生活中随处可以看到一双双明澈的充满信任的眼睛。胡昭有一首《军帽底下的眼睛》,那是闪耀在战火和烟雾之中的白衣战士的温暖的眼睛,士兵望见了这双眼睛,他会自然地联想:“我想起妹妹的眼睛,那么天真而明净;我想起妈妈的眼睛,那么温暖那么深……”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眼睛,有的是表达信任,有的倾诉着爱慕,但即使是一种误会,人们也友好地谅解它如李季的《黑眼睛》:“不论我在图书馆里,或者我在蒸馏塔旁,总有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悄俏地对我张望。每逢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那双眼睛就显得分外光亮;若是我们不小心出了事故,它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一样。”多情的姑娘已经悄悄地和她的所爱共同承担了欢乐和痛苦,然而,他已不可能爱她,他爱着祁连山下的一个牧羊姑娘。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着纯净和坦白,它还没有受到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