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倡导，加上生动有力的生活实际，以及广大诗人的走向社会，这就是在解放区出现的叙事诗创作高潮的历史背景。这个时期出现的叙事诗，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阮章竟的《圈套》，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以及艾青的《吴满有》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对正在进行的改造生活的工程作了详细的概括，也给中国新诗的发展发出了重要的信号：诗歌正在从主要表现诗人的内心感情而走向主要反映客观的生活实际，它预示了诗歌由主观走向客观的转折期的到来。
这种现象得到了理论批评的支持，劳辛在的《艾青论》中指出，“艾青初期的抒情诗，有很浓厚的个人主义抒情的成分……那时他缺乏坚定而透彻的思想做支柱，在生活现象上不无惶惑而感到忧郁的，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流露。”他肯定了大众（集团）的生活和把这种生活变成他们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艺术。他《诗的理论与批评》中认为诗人的任务在于以“正确的眼光史家的笔尖一样记录下历史的行程”。劳辛的理论印证了当时的提倡：有着“个人”成分的抒情是“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只有在诗中歌唱“集团”，才是人民的艺术。
大约比这还要早些时候，曾经热情地鼓吹过诗的音乐、绘画、建筑的形式美的闻一多，他的诗歌主张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在写下《文学的历史动向》要求在新的时代诗要做得“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解放区出现的长篇叙事诗的繁荣，恰好证实了闻一多的论点，这正是更像小说戏剧而不像传统观念中的诗的那种诗。在这些诗中，抒情性的“纯诗”因素的减弱和叙事性的“非诗”因素的增强，正是诗歌感应了生活的召唤，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现实生活的实际内容。这形成了时代的潮流。
后期诗风的转变，对开始的当代诗歌有着直接的影响。它几乎是规定了今后发展的不容改变的方向。概括地说，就是诗歌反映现实，并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方向。这种方向，在当代诗歌的创作中体现为颂歌和战歌（或者叫做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两个根本任务。两部当时最有影响的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概括了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主题并奠定了基本的倾向。
《王贵与李香香》诞生在解放区，它是劳动人民摆脱了奴隶的命运而成为生活的主人的历史性记载，这是一部光明战胜黑暗的再现生活的巨大变革的长诗。它明朗、高亢、清爽如同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风和云彩。《马凡陀的山歌》诞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它微笑着唱出痛苦的歌。这支歌是颠倒的和古怪的，如《人咬狗》：“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在对于扭曲的现实的描绘里，蕴含了诗人对于光明的渴望。这是一支诅咒黑暗的歌，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正在变革的现实。
作为一个共同的趋向是：这两部诗都是隐匿了诗人自我的并再现客观生活的诗，记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变革性生活。一个是如实的记载，一个是限于环境的“变形”；一个是颂歌，一个是讽刺的歌。他们恰好印证了座谈会提出的“歌颂人民”和“打击敌人”的现实的任务。在当时的形势下，光明在生长，黑暗在消失。诗歌再现了这种光明与黑暗际会、歌颂与暴露交织的时代。这正是诗歌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密切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体现。当时的这种明确的意识则是新诗自“五四”诞生以来所深感不足的。
整个，生活的实际是由黑暗向着光明进军。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生活呼唤着严峻的诗篇，轻松的情调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是一种亵读。号角的呼啸掩盖了琴弦的颤动，这时若有人唱起早期戴望舒式的温柔缱绻的歌，那肯定是整个乐章中的不和谐音。人们听不到对于个人命运的吟哦与叹惋，也很难听到关于爱情、友谊以及山川景色的讴歌。但那时的读者并不感到缺少什么，他们认为诗的钟摆在合乎规律地摆动着。这时节，即使是唱过像《夜歌》（更不用说《预言》了）那样柔和调子的何其芳，如果他重读《夜歌》里的诗句，他一定会感到和实际生活拉开太大距离的难堪：
而且我的脑子是一个开着的窗子，
而且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
向我纷乱地飘来
而且五月，
白天有太好太好的太阳，
晚上有太好太好的月亮……
众多的纷乱的云向着“窗子般”的脑子飞来，思绪如云，繁乱不清，矛盾纠缠。失眠之夜，受不住五月好太阳和好月亮的“诱惑”。旧日的情调仍在破坏着心灵的平静和平衡。这些正是典型的与现实脱节的情感的表达。
何其芳如此，戴望舒何曾不如此！请读读戴望舒写的《示长女》里的诗句和写的《过旧居里》如下这些柔婉的诗句——
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
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
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
人人说我们最快活，
也许因为我们生活过得蠢，
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也许因为你爸爸词句最清新。
这带露台，这扇窗，
后面有幸福在窥望，
还有几架书，两张床
一瓶花……这已是天堂。
我没有忘记，这是家，
妻如玉，女儿如花，
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
想一想，会叫人发傻。
他们也许会为自己诗中竟然有这么多的自我意识和这么少的大众的生活材料而吃惊。
这是一些充满了时代苦闷和心情矛盾的诗篇。以何其芳的诗为例，当他讲不能像莫泊桑小说中的神父因失眠而祷告“神啊，你创造黑夜是为了睡眠，为什么又创造这月亮，这群星，这飘浮在唇边的酒一样的空气”时，当他讲不能像雪莱那样坐在海边无休止地叹息自己“没有希望，没有健康……没有名誉，没有爱情……”时，他的内心深处仍然迷恋着那种“我从梦着你的梦中醒来”的情调。他并没有和他所眷恋的情感告别，但在那样的夜里，作为一个已经觉醒的青，他的心是矛盾着醒着的。那时正在进行残酷的战争，他在《夜歌》里说：“我们己经丧失了世纪的单纯，我们是现代人。”但他和由他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旧日情调”并不能就此割断联系，他又表现为恋旧的。
新的政权诞生的沉雷，把诗人们从个人的梦幻曲中震醒。诗人们都像何其芳那样毅然抛弃旧时代那样“飘在空中”的云一般地歌唱，他们从云端沉甸甸地降下来，降在结实的地面。严峻而深刻的生活变革，促使诗人变革自己的诗观念。生活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的诗人们，大致都有一个浓厚的“自我批判”的觉醒。何其芳将他的诗集取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暗示了他的这些诗分别歌唱在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时刻，而且也包含着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诗人的内在矛盾：“一个旧我和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他喜爱自己，又不满意自己；他留恋旧日的歌，一时又不知如何唱新的歌。这种心情，在写的《夜歌》的诗句里表现得非常生动：
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
而又是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
提高我自己！
总的形势是，所有的诗人都获得了扬弃自我和旧音的觉醒。还是以何其芳为例，他对自己简直有难以容忍的恼怒在写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里这样写道：“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啊。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而且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支配何其芳说这番话的，是整个正在动摇着的诗歌价值的观念：诗歌有太多的关于个人的主题是令人“厌烦与可羞”的，诗的触角应是伸向现实生活——诗应当拥抱正在进行着的变革生活，而毅然地抛弃关于个人的歌唱。
正是从这时开始，人们开始用实际的社会功利的观点，即是否对社会有直接用处的观点来要求评价诗歌，而相当地忽视了诗在丰富人们审美和精神需要方面的价值。他们认为，对于变革现实起促进作用的诗便是符合政治标准的诗，不应对它有过多的苛求，艺术毕竟是从属于政治需要的。从那时起，社会生活的实际，开始潮水般地涌入当代诗歌。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抛弃那种以抒写个人内心为主、以及太“个人化”的诗作。整个的风尚是要求用诗来表现那些轰轰烈烈地诞生着的事物。
这种现象在很长时期内被形容为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所包含的内容是并不宽泛的，而且是相当窄狭的。即当时所认为的现实或政治，大体指的仅仅是某一阶段现行的政策或中心任务而极少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当时有一篇文章以艾青在文学讲习所《谈诗》为例，用以批判艾青的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艾青说：“我们的政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和平，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批判文章反问道：“只有这样吗？”文章指责“他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可见在批判者和当时的一般观念中，所谓政治更主要的并不是艾青提到的那些广泛的内容，而是批判者所认为的那些更为切近的窄狭的内容。其实，就是当时认为的诗歌应为现实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观念。
注释：
劳辛：《论自由主义的诗作》，《诗的理论和批评》，上海正风出版社版。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
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诗刊》《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