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诗的进步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80年代新诗潮带来的冲激促使了诗歌观念的解放。诗歌内涵的扩展和丰富，造成诗广泛涉足于从社会到内心、从实有到幻想，以及意识深层的所有领域。至于诗的审美追求，以意象化对于文革模式的挑战为发端，全方位地艺术探险，早已促成了中国当今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格局。现阶段中国诗人所拥有的创作自由可说是空前的。当前诗歌写什么和怎么写已经很少存在障碍，这就是90年代中国诗歌发展的良好环境。
个人化倾向
对于社会或时代代言身份的扬弃，促使中国新诗迅速地走向个人化。有一个时期，诗人们开始拒绝诗对意义和价值的承载，认为人类的教育、愿望无一不是在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展开的，诗歌的真实就在于它脱离了这种利害。这种主张说明中国新诗摆脱了在特定年代受到的非诗的困扰。那种使新诗不得不在诗美之外承受负荷的局面，现在已基本结束。在90年代，诗歌的确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诗中的豪情壮志。我们从中体验到通常的、尴尬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平民的处境。这是中国新诗的历史欠缺。在以往漫长的时空中，诗中充溢着时代的烟云而唯独缺失作为个体的鲜活的存在。现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们是读者的朋友。平常人和平常心迅速地使诗恢复了常态，弥漫于诗行中的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普通和平凡。日常生活，即所谓凡人琐事大幅度地进入诗中，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普遍的大题材占领的局面。
诗歌的出发点本来即在个人，所有涉及外界的大的关怀或钟爱，无不生发于诗人的内心。从最初的动心到表达，诗的营造过程都是个性的。当然，不管诗的动机如何的个人化，它最后总作用于他人，但这种引起他人激动的作用，依然归根于诗人融化内心情志的个人性的劳作。从这点上看，诗的生产的群体化是违背其本性的。中国诗行进到了本世纪90年代，使游离的诗心复归于诗人的个性，显然是历史性的辩证，其重大意义不容怀疑。例如，90年代的新诗大幅度地展现出中国诗人内心的从容与舒展，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人以往缺少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姿态。过去被严峻环境所催逼的紧张得到松驰。这大大增加了诗歌扦写个人情态的份量。
由于个人化写作的进展，诗歌迅速地把原先远远伸向外界的触角收了回来，如同蛙人的劳作，诗人们把感觉和体验潜深到内在世界的无限丰富之中。前面谈到的诗人从社会的群体回到单纯上的个体还只是问题的初始，诗人把以往对外部世界的无保留也无节制的才华的抛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开始把关注停留并凝注于个体生命的细观默察上，心理的和潜意识的细末微妙之处的体察和把握上，诗歌创作发生了由外向内的移置。
这也成了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兴起的切实而巨大的背景。笔者始终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歌成就中，除去朦犹诗在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方面的贡献是别的成就无可替代之夕卜，唯一可与之相比的艺术成就，则是女性诗歌创作。这是仅次于朦胧诗（当然，女性诗人中有些人也是朦胧诗的参与者）而加入了中国新时期诗歌实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中国新时期女性诗歌的写作在中貝新诗的历史中并非罕见。早在五四新诗革命之初，便有女性诗人加入了新诗最初的创造。冰心的《繁星》、《春水》便是女性诗人对草创期中国新诗的贡献。从林徽因到陈敬容和郑敏，尽管为数并不多，但中国女诗人都在各自的时代产生过突出的影响。但在文革以前的长时间，中国女性诗歌的表现形态及其实质，大体只是表现在女人写诗的层面上，即她们和男诗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她们是女诗人。这话的意思是，要是撇开性别差异这一点，则她们所写的和男诗人所写的是同样的无差别的内容。这样的表述也许有点绝对，事实上男女诗人在表现同一事物时在感觉和表现上会有差别而中国女诗人的创作除去诗歌社会性的完全一致之外，女诗人基于中国社会长期封建压迫的事实，而在女性自立，男女平等，以及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等方面也表现了她们特殊的关注，也就是说，男女诗人在创作的风格和题材的选择上也并非完全相同。
但事实上中国长时期的女性写作大体总处于无性别差异的状态。战火连天的年代，动荡不安的环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剥夺，女人承担了和男人同样沉重的命运的负荷。整个时代要求于女人的，是做一个和男人一样的人，而不是女人。这样，中国女诗人笔下的风景就是无差别的风景。尤其在倡导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女人细腻、委婉、善感多情、温柔缱绻，这些性别给予的特点，在艺术上均得不到施展的机会。文革结束后整个文学处于开放的态势，以及騰耽诗引发的一场大的艺术变革的机遇，再加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这些诗歌内外的条件促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罕见的女性诗创作的全面繁荣。
从女性写的诗到写女性的诗
这种繁荣用最简括的表述就是，诗回到了女性自身。这种女性诗不再是女性写的诗，而转进为写女性的诗。这样看似简易的词语倒换，却表达了诗歌在一个新的时代里的巨大的进步。过去受到忽视或被驱逐的一切，如今都回到了女诗人的创作中来，而不仅仅是女性的自尊和价值重新肯定。诗歌的发展很快地使舒婷的《致橡树》或《惠安女子》成为古典的话题，一般认为，这位女诗人所传达的美丽的感伤尽管震撼人心，却也并不是单单属于女人的那些感受。
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自我抚摸或进入私语状态发端于诗歌，而后才进入小说，再而后才进人散文及其它。诗在新时期文学运动中始终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年青的和更为年青的女性诗人大踏步地超过朦胧诗造就的成果，她们无拘无束地一径向前而去。她们进军的方向不是向着外界而是向着自身，向着女性自身丰富而隐秘的内在世界。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事实上，每个女人面对着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就是当前女性诗歌的指向，正如翟永明所说，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
中国女性诗歌就在这样状态下彻悟过来。在中国年轻的女诗人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宇宙，她们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内部的感觉和那些仅仅屑于女人的一切体验——生理的和心理的。也就是说诗歌一下找到了过去未曾深掘甚至是没有真正发现的一个巨大主题：女性的精神性别。
依然闪耀着理想的星火
告别80年代的诗歌其主导的流向，是全面推向诗的个人化和增强诗的私秘性，大量的诗歌表现了对历史的隔膜和对现世的疏离。诗在过去的惯性决裂方面投人了巨大的热情，却也因而陷入了丰富之中的贫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80年代后期幵始的理想主义的提倡和学院诗人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辑倡，以及近期由一些诗人发出的关于新的文化复兴的呼吁，依然是滔滔洪流中不曾湮没的一脉清泉。它微弱的声音虽不足以抗拒那举世滔滔的巨响，但无疑是一种坚忍的执着。
（原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