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和公刘都是相当出色的抒情诗人。他们的诗以才思敏捷、边疆特色和浓厚的时代使命感的交汇而形成自身的艺术个性。白桦的诗热情、奔放，能够通过行情完成叙事性的主题。著有《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以及长诗《鹰群》、《孔雀》等。公刘（1927）是共和国青年诗人中最具抒情个性的一位，继《边地短歌》之后，他连续发表了《作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等一系列融自然景观与社会理想于一体的抒情诗，人们被他诗中的奇丽景象和独特风格所震慑。他的诗在当时的出现，犹如他在《西盟的早晨》那首著名的诗所表现的那样，是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而迎面扑来的一朵奇异的云。公刘也和邵燕祥一样，诗中充满青春气息以及作为祖国守卫者的自豪。他的诗精炼隽永，使哲理蕴含于形象，自然而机智。随后，公刘自边疆来到内地，写了《上海夜歌》以及关于北京的诗，这些诗后来结集为《在北方》。公刘的创作凝括而生动呈现那时代青春理想的形象，他把50年代的抒情诗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生活抒情诗相对应，由于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突出，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不断，应运而生被称为政治抒情诗的诗歌形态。这类诗以重大的政治事件或政治主题为抒情对象，通过长短相间的句式排列，以奔腾的气势，激昂的词汇，夸张的形容，多半通过蓝天、红旗、鲜花、波浪、东风、红日等形象，造出一种豪迈、理想、信心的宣传效果。
当代写得较早也较有影响的政治抒情诗是石方禹表现囯际争取和平、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首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首诗以宏阔的视野、渊博的见识和雄浑的风格开创了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新格局。石方禹这首诗在当日那种即景即事的氛围中是一个特异的现象，不论他的诗保留多少当日难以避免的局限，但应当承认，它的自由而奔腾的表达、雄浑的节奏特别是它的一泻千里的气势，是与那个朝气蓬勃的年代相一致的。
随后集中写这类诗的是两位来自解放区的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他们诗中的思想内涵相对来说，显得拘谨而不如前者开阔，也注意豪迈的表达，但刻意而为的痕迹却明显得多。贺敬之是参加歌剧《白毛女》写作的一位，早期创作受到七月派的影响。50年代以后专注于重大政治题材的杆情诗创作，主要作品有《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贺敬之善于通过阔大的气势、瑰丽的形象、激昂的词句、纵横交织的历史画面体现他的政治思考，阐发他对构成这一政治事件的时代精神的理解。
郭小川（1919—1976）早期奠定了他的诗名的作品是政治抒情诗，尽管他是一位艺术思想活泼、善于变革诗歌形式的具有多种艺术才能的诗人。代表作《投人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均出版于50年代中期。郭小川的政治杆情诗，师法马雅可夫斯基，出之楼梯式的自由体，他不像贺敬之那样讲究骈对和辞句的雕缛。他在诗中的形象是一位有过革命经验的兄长，以自己的得失告诫青年朋友正确面对困难的考验，树立坚定的人生理想。郭小川这类诗重理念说教，但总是选择恰当的形象，使所传达的理性内容具有可感性。他的诗心胸阔大、真挚坦诚、热情奔放。
政治杆情诗在中国大陆这个注重意识形态的社会里，有它畅行发展的良好环境。它一直盛行不衰，在历次政治性运动中都发挥着引人注意的作用。它们的信念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句，即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要是说，生活行情诗所形成的形态，创造了诗的颂歌时代的话，由政治行情诗形成的形态，则开辟了诗的战歌时代。这种中国新诗的当代格局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基于阶级对立观念的爱憎两极的思想，即对人民要歌颂，对敌人要暴露。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到大跃进，从国际上的反帝反修到后来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它更与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相结合造成战歌与颂歌两大潮流的汇合。这种汇合，不仅是诗歌的苦难，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苦难的象征。
颂歌和战歌两大潮流的分立和聚合体现了中国当代新诗的主流意识。它是涵盖中国大陆诗创作的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它造成了当代新诗有异于五四以来现代新诗的独特形态，它也无情地约束了甚至拖杀了中国诗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但深厚博大的中国诗传统并非真的会在政治窒息中死亡。数十年来在诗歌主流之外时或有着非主流诗的闪现。这种闪现带给人们以兴奋。它成为与主流对立或补充的一种力量，尽管它是微弱的、甚至要承担风险的。
在主流诗歌形态中，抒情诗的使命只能是歌颂光明，而与暴露无涉。但社会生活的发展赋予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以新的内涵。信奉这种现实主义原则的诗人，认为诗应当干预生活而不能是一味的对生活唱颂歌。他们还承认人的情感十分丰富，人们精神需要多种多样，对于情感的表达也不能只是欢乐。除了欢乐，也会有悲伤、失望或痛苦。这种实践使以艾青为首的一批诗人成为右派份子而从中国诗坛消失。他们的消失多半与涉及表现生活的黑暗面或人的情感多样性有关。这里需要介绍一位前面没有提及的重要诗人蔡其矫。他以题材、形式和表现内容迥异于流行性而一直被认为是边缘性的一位非主流诗人。蔡其矫1938年到延安，次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他深受惠特曼的影响，并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修养。在格律诗盛行的年代，他一直坚持自由体诗的写作。在五六十年代革命风暴席卷大陆的时候，他以清新的风格、明确的形象写着生机勃发的山水诗。南海的媚秀和江南的清弱都生动地保留在他的诗中。他还写非常个人化的爱情诗。这在当时都是异端行为，一直遭受各种各样的批判。他先后有《回声集》、《回声续集》、《涛声集》等问世。
在50年代中期的政治狂热中，蔡其矫写了《雾中汉水》和《川江号子》两首著名的诗。当时正是中国大陆开展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年代，许多诗人都在改变诗风学写新民歌或是参加大跃进的合唱，歌颂虚幻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但蔡其矫却在川江的航道听到了碎裂人心的呼号，悲歌的回声在震荡，看到的是川江舟子千年的血泪。蔡其矫不同凡响的诗句表达了中国诗人的良知和坚贞，他所闻所见仅仅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随声附和。这里是《雾中汉水》——
两岸的丛林成空中的草地；/提上的牛车在天半运行；/向上游去的货船/只从浓雾中传来沉重的橹声/看得见的/是千年来征服汉江的纤夫/赤棵着双腿倾身向前/在冬天的寒水冷滩上喘息……/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不是当日的颂歌主潮中习见不鲜的欢乐幸福，而是浸透千年血泪的人生苦难。一种那时诗中已经绝迹的人道精神在这里闪光。对于人民的挚爱使诗人有勇气展现深刻的现实生活的画面，这里有一种对于粉饰真实倾向的无声抗议。
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诗歌运动受到向着古典和格律回归的理论倡导。民族化的强调排斥了世界性；古典和民歌基础的强调排斥了现代性；群体意识的强调排斥了个人性，这使诗歌一直在一条窄狭的道路上发展。伴随不停顿的政治运动而幵展的诗歌批判，使众多诗人视张扬个性的艺术创新为畏途。
五四新诗自20年代后期出现的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潮流至此已经断流，剩下的是那些诗人旧习难改的偶尔流露。但就是这样的偶尔流露也很少能够逃脱凌厉的批判。穆旦是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他的创作始于40年代的西南联大。他和他的围绕在《中国新诗》的朋友如辛笛、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唐祈、唐堤、袁可嘉、杭约赫等的创作，均因为有现代主义的倾向而受到抑制，基本上已不再创作。但在当时百花时代的鼓舞下，穆旦写出《葬歌》，杜运燮写出《解冻》，也因艺术上的歧异而成为绝响。穆旦最后也消失在政治运
动中。
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诗人群，即团结在胡风的《七月》周围的诗人如阿垅、绿原、牛汉、鲁藜、冀彷、彭燕郊、罗洛等一批从事自由诗创作的诗人，他们也因为受到不存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而被剥夺了创作自由。
中国新诗多流派的多元共生的秩序建立于新诗开始期，当总结新诗最初十年的实绩时，朱自清就把这种现象作了格律诗派、自由诗派和象征诗派的划分。大陆当代新诗的单一化倾向对新诗发展造成了损害，而纠正这种倾向尚须等待社会的转变。但中国新诗的深厚传统和顽强生命力，却在中国的另一个地区显现了出来，这就是50年代的台湾新诗。
50年代在台湾有一个振聋发聩的现代诗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是大陆来到台湾的现代诗人纪弦0913；）。纪弦于1953年创办《现代诗》杂志，1956年正式成立现代派，最初加盟者八十三人。纪弦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重要的有：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新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知性之强调，追求诗的精彩纯粹性等。
台湾现代派的理论实质在于重新强调诗的现代性。它给沉闷的台湾诗坛以震动，尽管为此展开了历时久远的论争，伹实际上不仅推进了而且实现了中国新诗在台湾的现代发展。继现代派之后，蓝星诗社与创世纪诗社相继于1959年成立。从此形成了长期影响台湾新诗运动三大现代诗刊鼎足而立的局面。与此同时，《葡萄园》、《笠》等诗刊也在提倡回归现实，回归明朗的现实主义诗风方面做出贡献。
50年代由于现代诗运动的推进，加上诗歌社团和刊物的支持和配合，台湾新诗出现了与大陆形成反差的繁荣期。从中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如纪弦的《阿富罗底之死》、郑愁予的《错误》、覃子豪的《追求》、余光中的《白玉苦瓜》和《乡愁》、罗门的《麦坚利堡》、洛夫的《边界望乡》和《与李贺共饮》、痖弦的《红玉米》等。
台湾新诗在50年代的繁荣，从诗歌生态方面来看，它是一种纠正失衡的互补的存在，从完整的中国新诗史来看，它证实了中国新诗历史性的绵延并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中断的事实。在大陆结束了文革动乱之后，台湾新诗又成为有益的参照，响应和支持了大陆的新诗潮运动，从而揭开中国新诗史的新一页。
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当代新诗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等的干扰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新诗拨乱反正的建设时期。作为一个新时期标志的是诗的人道精神和真实性的恢复。诗人们努力以自身饱和着血泪的声音，修弥由于政治动乱造成损害的中国新诗传统的断裂，并以重视新的多元格局为预期的目的。
被称为归来的一群，是指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而被放逐的诗人的重新开始创作。他们从切身的体验中，以个人的灾难和悲剧为出发点，思考着社会、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创作实践突破了颂歌或战歌的人为障碍，以挑战的姿态把悲怆的旋律引入新诗，从而打破了虚假的欢乐感对新诗的统治。他们创造了感伤的美。艾青的《鱼化石》和曾卓的《悬岩边的树》无情地再现了时间的暴力所造成的虽生犹死及残忍的扭曲。这些归来的诗篇成为灾难世纪和破损心灵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