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固的静态
走出文革的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几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乃至诸多的艺术品类都演出了许多寻求艺术嬗变的活剧。首先是诗歌，以朦胧诗为发端，掀起了一场打破大一统的艺术模式的变革，在十年的时间里，层出不穷的创新的实践，完全改变了中国当代诗的固有秩序，其影响早已超出了诗歌而造出了全局性的震撼。再就是小说，自从80年代初期天边飞起那几只美丽的风筝，在现代派的诱引下，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大跨度推进，自伤痕、反思而寻根，自新写实、新历史而新状态，它的变革旧有规范的努力，已使它成为最引人注意的文学现象。
在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艺术转型的时代，由于束缚文艺创作、批评的障碍的排除，摆脱了思想和艺术禁锢的文艺，得以无拘束地接受来自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中国自电影、绘画、音乐，乃至舞蹈和雕塑各个方面在不同层次上，都以新进的姿态引人了许多促使艺术发生新质的变革，从而充实和激活了整个文艺新格局。
中国新时期文学充溢着创造和革新的激情而总体展现出无拘束的、幻想的和好奇而不断向着前方追求的动态性。这种艺术生态与文革时期乃至文革前的停滞、拘谨、固执而丧失创造力的静态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样总的时代气氛的对照下，这一时期的散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散文对于新时期普遍弥漫着的狂热而騷动不宁的情绪，保持着一种近于警惕的冷静。外界的喧呼在它的隔音层中受到了筛滤，这是对于变革和创新的无动于衷，格外地引人注目。
当诗歌和小说感受到新时期的光影而普遍地展现出改变固有秩序的热情时，在散文这领域里却是什么都未曾发生过的淡漠和平静。这样说倒不是认为散文未曾感应到新时期的召唤，恰恰相反，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也许是最先从文革摧残中起步的一种文体。那时天空的阴霾刚刚消散，人们被严寒冻僵的嘴唇和手指还不习惯于自由地歌唱和写作，散文是当代作家最熟悉也最感到平易的文体，散文理所当然地最先充当了讴歌新时代降临的文学手段。
在文革前最富影响力的散文作家之一的刘白羽，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了他的散文创作。他在1978年11月出版的散文集《红色的十月》的《后记》中，传达了当年散文重新起步的情状：《红色的十月》一书，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我于1936年春发表第一个短篇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进行写作，没有停顿。只有过去这十多年，我完完全全与文学绝缘了，运笔如椽，十分生疏，实在也没有什么创作的愿望。但伟大的现实展现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一种由衷之情推动着我，有情可抒，有言要发。这一段话传达了一代散文作家所感知的时代使命，他们在长久被迫停笔之后的重新写作，是由于时势的推动，按照固有艺术方式的接续和延伸，当时并没有任何艺术变革的概念。
文革结束后的写作以欢呼胜利为起点。胜利的締造者依然是伟大和英明，于是传统的颂歌主题和颂歌方式也没有改变。随文革终结而来的当日文学艺术的两大基本主题：歌颂老一辈，控诉四人帮，散文对此是实践最早也最有力的一个文学品类。在刘白羽这本集子里就有《红色的十月》、《红太阳颂》、《伟大创业者》、《延河水流不尽》、《巍巍太行山》诸篇，无一例外地都是颂歌的内容。作者自述，我一旦认识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一革命文学真理之后，我确认延安文艺座谈会给了我第一次文学生命，那么，现在，党又给了我第二次文学生命。创作的动机和心态一如既往，创作的方式和表达也一如既往：
黎明，东方闪耀出一片红霞。我仰望辽阔长空，这时就像有一道怒涛奔腾而过，千万朵浪花，激起澎湃的心……我深沉地思索着：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震撼人心的时日啊！一个人一生能经历这样一个时日就非常幸福了；而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却经历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时刻呀！
这样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与这位作者的名篇《日出》、《长江三日》等相比并没有大的改变，尽管从写作时间上看它们相隔已达二十年之久。自然景观而充之以现实理念，最终以实现对于现实政治的肯定，是这些散文始终一贯的追求。在《日出》中，作者从日出的奇丽景色最后上升归结为：我深切感到这个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我忘掉了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兴、而喜悦，我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我在体会着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一句诗那最优美、最深刻的含意。《长江三日》也有日出日落的描写，但也都无例外加之以现实政治的比附，诸如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等等。
习惯性的主题和习惯性的传达，构成了新时期开始时散文创作的常态。政治动乱的结束，在那些岁月里以不同名目而宣告消失的人们，带着身心的伤痕从深渊的流放中归来，他们作为幸存者追怀那些不再回来的人。这时期追念死者的悲情散文大量涌现，如孙犁所作《伙伴的回忆》、《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以及丁宁的《幽燕诗魂》、《岱宗青青》、《人有尽时曲未终》等，其内容大抵忆旧怀人，其形式大抵即事抒情，作家在从事这一工作时自然而然，因为是从来如此，倒也没有涉及艺术变革的想象。
散文的主题基本是稳定的。虽也有演进，但它的行动的微弱使人们几乎难以辨察。例如，那种对于逝去的人的悼念散文，开始时仅限于政治性的人物，如对周恩来、毛泽东，后来则有其他人物，总是以他们代表革命性而对照对他们施加迫害的人的非正义。后来这主题自然地趋于平常化。随着政治批判激情逐渐淡远，文学中人性立场逐渐得到显现，这类散文也由伟人转向平民。巴金的《怀念萧珊》便是一个代表，此文写于1979年1月，从时序看，略晚于刘白羽的《红色的十月》。可以看出，时间的推移带给散文的可能有的渐变过程。随后，他的散文涉及了对赵丹、黎烈文、顾均正、方令孺这样一些文人朋友的追怀，巴金的这些散文写作，多半见之于《随想录》。《随想录》虽是着眼于以平常心对异常年代的批判反思，但它所怀念并寄以哀思的大都是平常人和平常事。所以，它是平民化对于意只形态化的超越。
《随想录》为中国当代散文带来了新的气象，这就是它把表现内容大幅度地推向了个人心灵，以往直接面对的时代社会变成了抒情叙事的背景。巴金特别致力于经历大动乱后通过诸多通常性的人事反思自身。他认为个人的行为不能泰然置身于物外，不能认为个人与时代无关。一个野性泛滥的时代悲剧要是离开个人悲剧性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巴金的《随想录》是中国当今知识者的心灵忏悔录。巴金的努力无意间打破了形成大一统的颂歌模式。
但就中国散文创作的总体形势来看，巴金所致力的很大程度上乃属于先觉的个人性行为，他的努力和倡导并没有总体上改变中国散文的传统格局。全民共忏悔的致力难以达到共识，散文在很大范围内依然受命于社会功利的动机。但巴金却在此时此地成为中国散文变革的前驱。他的力作《小狗包弟》是写他们家的一只小狗可悲命运的。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人自身尚且旦夕难保，又如何可能保护一只小狗的生命？他们一家为包弟的去留伤尽脑筋，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这就暗中宣判了包弟的死刑。最后，这位五四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作为一位终身为保全人性和人道精神而无畏抗争的作家，写下了如下一些摧肝裂肺的文字：那些夜晚不曾安宁，他送走包弟之后更感心情沉重。
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从为受委托和被摊派的任务服务，到涉及个人命运和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从普泛的虚假性的讴歌，深入到对动荡年代造成的苦难揭露、控诉和反思乃至自责，我们不难发现散文在历史新时期开始时的进步的脉动。但这种脉动是并不强烈的，它甚至也不曾成为这一文体的自觉意识，更不曾如同诗和小说那般形成为延续性的新潮迭涌的猛烈冲激。
二、冲破模式的震荡
新时期肇始散文受到最强的一次震荡，是徐迟系列报告文学的发表。报告文学属于广义的散文，伹还不是纯粹性的散文，它有很强的时事报道的因素。徐迟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的创作，也是从有感于时事这一点进人的。他在讲此类散文写作时说过：我们是一面镜子，是一面能动的镜子，就是要反映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群众沸腾的战斗生活。可见当日《哥德巴赫猜想》等系列文章依然是固有激情的传达，它们造成轰动主要是由于所传达的内容与公众的关注产生了和谐的共鸣。
但是作为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的徐迟，显然使上述两类文体中最重要的抒情品质在报告文学中得到传扬。这在当日因禁锢而造成的文学性贫乏以至灭绝的年代，自然带给读者以兴奋和激动。这些是空谷幽兰、髙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他用一连串美丽的形象来象征那神奇而又枯燥的数学公式，这是《哥德巴赫猜想》，篇帙之中随处可见这样美妙的文字，再如：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风和鸣，姣妙、娟丽、变态而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徐迟不仅恢复了散文的行情性，更重要的，他在理想精神和批判精神的驱使下，恢复了作家的自由写作的姿态。在他收入《哥德巴赫猜想》这部题称献给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报告文学集中，随处可见作家那种才情焕发的随心所欲的文字表达。徐迟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羁约于当日普遍的意识形态热情，但由此却自然地流露出长久精神压抑之后的形诸文字的心灵解放的活泼灵动。他在那些看似平板乏味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发现和开掘诗性，他赋予那一切概念性和逻辑性的事物以鲜明的形象。徐迟的工作恢复了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人们在这种有效的努力之中重新生发出对于文学的信心。但是，如同巴金对于文革动乱的自责并没有成为当日散文思想内涵的普遍原则一样，徐迟在报告文学中恢复文学性以及作家在此中所拥有的艺术创作的自我解放，也不曾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潮流。
依然故我的散文，一如既往地充满了传统的对于文体的自足感。文革结束，随着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过去，当小说和诗歌仍然置身艺术新潮试验的狂热之中，散文在一阵怀旧的感伤之后，很快就恢复了素有的平静。获得一定自由的散文作家，几乎毫不犹豫地重新开始了传统的运作：遗址的凭吊，山水的寄兴，温情的传递，以及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猎奇式的异域风情的介绍也日益增多。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它的确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以轻松而蕴藉的姿态，实行了广泛题材的覆盖。
但这一阶段散文的确没有带给读者以从内涵到形式的文体变革的震撼的感受。究其原因，应追溯到散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古代中国文章按韵散分两大类，散文涵盖了举凡韵文之外的所有文章体式。用散文形式作出的文章，主要还不是涉及纯文学的，大量的是与政治、社交、科举等重要的社会活动相关联。周作人曾经精辟地指出过，因为散文的这种处境，那些属于纯文学的品类便发达不起来，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正统的散文地位的重要促进了散文各文体的发达和完善，出现了诸如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等文章范式。散文发展的极致也形成了阻碍这一文类发展的模式化，特别是阻碍了纯文学散文的自由发展。这种模式代代相传、陈陈相因，在经典阴影的笼罩下任何创新企图都显得步履维艰。
五四开始的白话散文的确展开了散文发展的一代辉煌。那时名家蜂起，而且创作也不拘一格。各自个性化的写作，绝少彼此的抄袭模仿，多少显现出那代人自由创造的时代风韵。50年代以后，群体革命意识的张扬，个人化的抒情方式和立场，事实上都受到极大的抑制。匆匆忙忙的年代，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体制里，就连传统的关于个人境遇、山水流连、书香茶韵的闲章杂品也成为禁忌。在这样的总氛围中，被称为最灵活的散文，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它的素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