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圈：文化重构与反文化
诗歌中的文化寻根发端较早。这一部分诗的实践，源起于对中国文化久经动乱之中衰与断裂的振兴意愿。它受到特殊环境与氛围的启示：因摧毁性的破灭而产生探究与重建的渴望。由于废墟开掘，感受到中国文化宝藏的宏深，不由自主地皈依感，同时，也由于现实的失望而力图重建合理秩序，这无疑包孕了隐遁的意绪。这一切出现在社会重获生机的开放情势之下，故不单纯是文化的吸附力所使然，它当然蕴有明确的现实否定与历史批判意向。
此一诗歌思潮值得重视之处，不是那种表层的对于传统题材的重新发生兴趣，而是作为它的内核的将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历史性思考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逆向互补。文化重构成为新诗潮的一部分诗人主要是声称旨在追求史诗的那部分诗人的一个确定目标，他们的工作尽管包孕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古文化的崇拜欲望，但动机中的积极因素依然是主要的。江河把长城喻为母亲手中刚刚死去的儿子或一条锁链，这些意象便凸现鲜明的现代性。杨炼的工作是他自谓的能力空间的建构，不单属于历史，也不单属于现实，而是作为建筑材料的组构以展示当代人的开放性思维。
继史诗追求之后兴起的整体主义宣称，它并不希望抽象界定诗的本质或构造方式，而只是强调它在开放性意识观照下确认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质。整体主义自谓它的核心思想不是阴阳互补的二元论而是无极而太极的整体一元论。它推崇周易，认定其为整体状态文化的卓越描述。它从文化现象的流变不息的整体所拥有的超越的生命力，而发现了民族文化的巨大磁心。整体主义不承认这是文化回归，也不承认对传统的迷恋。它宣称这种诗的思考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启示：全息宇宙生物律的提出，人类科学整体网结构的有机化趋势，整体性质的发散型、综合型思维方式的产生。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漫长的否定性文化时代日趋衰微之后，在荒原上，一个重建人类文化背景的大时代已经来临。
这些诗人的执着寻求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的过程，有人把迄今为止的基本属于文化寻根性质的追求称之为当今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杨炼的若干规模宏大的组诗如《半坡》、《敦煌》、《诺日朗》，以及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整体主义的出现对此作了较充分的理论表述。从创作上出现了廖亦武的《乐工》、石志华的《呓鹰》、宋渠和宋炜的《颂辞》、《静和》等作品，它们都旨在对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观照。这些创作正在争取知音，其间付出的心力，有待于冷静公正的评价。
由于诗驻足自身构筑的殿堂而与现实世界阻隔，也由于它崇尚智慧和玄思而使诗趋于高雅化，这不能不造成某种缺陷。但即使如此，此类诗中亦不乏寓深刻于浅显从而开拓了新领域的佳作。海子的《亚洲锎》意象明净而疏淡，展现着古老土地的忧郁以及对于悠远文化的思考。它无意于炫耀博学，也不堆积史料，以耿谣的明亮写出了丰厚的意蕴——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翅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文化重构一方面宣告了作为文化的诗的诞生，而与传统的作为政治的诗分手；一方面賦予诗以空前庄严的风格而使之具有沉重的沙龙意味的华贵典雅，正是这种高雅的诗首先与平民意识发生了冲撞。非崇高倾向伴随无地位又无所作为的愤激而诞生，它由于浓厚的失落导致以鄙俗不羁的姿态反抗传统的审美观念。这样，诗的鄙俗化便与文化寻根形成的高贵化倾向构成了对立。
对上述对立的接近的表述，其实应追寻到文化现象的自身。新时代以人的启蒙为始端，唤起了人摆脱依附观念的独立意识。人的觉醒的最终体现为人对个体生命的觉醒，这个觉醒受到了整个开放社会以及世界性的自由沟通的鼓励。为确认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人第一次感到了都市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构成了人性发展的障隔。诗人通过特定的智慧与自己締约。目的是为了完全抛弃他们面对并处于对峙状态的世界，从而达到绝对意义上的自主与自足。
要说这是一种拒绝，这种拒绝针对的是文化所描写的世界。诗歌已经超越以往所有的阶段，而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作严肃思考的题目。对于中国当代诗而言，这种文化与非文化的思考，已经不再把东方当作思考的重心，甚至国民性的反思亦已变得不重要，而是萌发于东西方文化汇聚交流的人类总体文化的思考：文化曾经怎样地由人创造并创造出人的异化的全过程。反文化的破坏性恰恰具有了人为挣脱文化束缚的潜深的建设性。它与重构文化的动机不同，它旨在重新确认某种价值，尽管它采取了愤怒拒绝的方式。
非非主义声称自己不反文化，而只是指出文化化了的世界存在危险性。它实际上表现了对现有和曾有的文化的不信任。它认为文化是一种符号化处理的人类行为，它造成了一种人类无以摆脱的强迫性后果即迫使后来的人把真正的世界一0艮就看成了语义中的那个样子。它认为这是一种语义的强加。因此非非主义诗歌主张创造还原的理论，其途径包括对于知识、思想、意义的逃避，它实际上构成了非文化倾向。
非非以外，后新诗潮有相当多诗人表示了此种共同倾向。许多非文化主张均从对语言的怀疑开始。偏激之论以诗人的最大天敌就是语言为最。这种理论认为语言只是表面符号，它与丰富而神秘的精神现象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现实矩离，与诗人的心理事实就隔着整整一个世界。当诗人的强烈精神现象被感知，几乎是立即就泛化为抽象语言符号，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就这样轻易地被肢解了。
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成为一道铁篱，它在一部分诗人那里是可怕的障碍。但当诗人表现出对文化和语言的不信任时，他所使用的依然是那些远古积累而来的符号系统。于是在文化的全部积蕴之中而又要超文化或非文化，正是怪圏中的徒劳挣扎。究其实，目前崇尚的非文化倾向，实际是一种文化的积累及其结果，但即使如此，后新诗潮迄今为止的努力并非无可称道，它为中国新诗在当前行进的速度画出了鲜明的印迹，它结束了作为新诗潮由传统诗潮向现代倾向过渡的进程，而开始了新诗向着本世纪末期先锋诗歌意识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