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代替了前一段诗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的变革、建设的进展，对于现实的临摹已变得拘滞而已被自觉地抛弃。革命精神在诗中的发扬日益变得重要起来，要是把建国初期的诗歌与五六十年代之交这段时间的诗歌加以区别，其标志则是前者注意现实的变异，后者注重精神的发扬。诗歌技艺的精进当然使得那些幼稚摹写现实的风气得到了改变，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那时节，游行队伍中进发着如雷的口号声，报纸和广播不间断地抨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勾结。天安门前经常举行声讨和支援的集会，总是红旗，红旗，无间断的红旗；这让人想到：世界革命已经到来，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把目光盯在一些太实际的事物上的人是缺乏远见卓识的，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热恋于表现哪里出现一条铁路或哪里新盖了一座工厂，而是要通过哪怕只是一块现台、一支竹矛寻求革命精神的宣扬。过程变得不重要了，细节也可以不考究，但是政治主题和革命思想的寄托却是灵魂和精髓。
政治正在渗透到抒情领域中来，革命改造了部分的抒情诗，这就宣告了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新的诗的体式的诞生与壮大是一种必然。政治抒情诗的盛行是建国后新诗的一大成绩，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政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在党的领导下，人们的政治热情日益高涨的现实所促成的。但是，在此后，也出现了若干不很健康的现象，一些人曾对此加以必要的提醒。王亚平在1960年1月号《星星》上发表题为《那不是诗歌创作的坚实道路》一文指出：写政治抒情诗，要富有热情，还得有马列主义的理论素养，又有通过具体事物对政策的深刻感受，抒发出来的诗情，才是真实的动人心弦的。没有这些，就是虚伪的感情，不真实的诗！同时，我觉得一个初学写诗的同志政治思想修养差，历史知识不够，不应该抢着写毫无把握的政治行情诗。他指出：题材不熟悉，就没有思想基础，只好求之于贫乏的语言（没有思想，语言一定贫乏）。这一切正是严重地违反了创作规律（任何作者都应该写他熟悉的题材）。他的这一番预见性的话却相反地引起了迅速的和严厉的批评，《诗刊》于1960年2月号发表了《王亚平反对的是什么？》的文章，强制性地压下了正确的意见。
1958年，随着新民歌的广泛宣传及其地位的加强，抒情诗的政治化已经出现端悦，改革在悄悄地进行着。6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别有寄托的抒情诗，有的自然贴切，有不少诗则显得生硬，仿佛是外加的政治。例如，明明是船走在长江的感受，却偏要做政治的文章，胸中长江不倒流，此刻有舵手；明明是写惊蛰这一自然节气，为了表现进步的时代精神，对诗题作了夸张的比附：十万里江山，十万里锦屏，十万里高亢歌声，漫漫四海来呼应！惊得牛鬼蛇神，胆裂心崩！一首诗写胡桃树，对着胡桃树的感想是：应该把什么向祖国献出？最后想到像胡桃树那样有一万颗心，每颗心都像胡桃那样圆熟。一首诗写川江领航员，由于生硬地比附政治，使这首诗失去了现实感：即使在夜晚，你也能把航向分辨，数着江上的标灯，驶向太阳身边。
人们都舍弃了过去那种写实的笔调，那种把笔墨专注于具体事件进程的诗篇已经基本消失。许多被叫做富有深意的诗篇，往往只是从具体对象的恃征出发迫不及待地联想重大主题。这类诗篇，工业有，农业也有，似乎一切题材都在悄悄地起变化。钢啊，钢！一身豪气一身光；巍然战斗在火热斗争的前线上，很快，钢不再是钢，它成了无所不在的精神。同样，《饶铸者》也不再是饶铸者，它由原来具体对象幻化为抽象的精神：砸断手拷脚镣，还要多少大锤？劈开黑牢铁门，还要多少钢斧？拨散满天阴霾，还要多少利剑？开辟灿烂生活，还要多少犁头？由利剑可以类推一切，这里浇铸的都不是实体。因为从来没有一把具体的利剑可以拨散阴霾。这个时期的诗风就是追求这种由具体生发为抽象的概括，一个锻打车间髙不过十尺，宽不过丈把，但是却联系世界上的雷电与云霞：锻的是旗帜，打的是天下。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抒情诗的基本倾向是由现实转向象征。
到60年代初，诗歌已经明确地由摹写现实而转向抒写激情，这一潮流由于两首可以视为路标式的作品的出现而明朗化起来，它们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和张万舒的《黄山松》。这两首诗，都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精神。《雷锋之歌》顾名思义是一个具体的题目，按照习惯，很可能被写成《刘胡兰》一类先进人物的事迹颂歌。但《雷锋之歌》恰恰只在借助英雄的业绩去概括、实现时代精神。它没有成为叙事诗而只是行情诗即是明证。它的目的不在表述雷锋的身世与事迹，它要面对整个世界发言，它的目的在于吹起无产阶级大军的震天号声，在于敲响革命人生路上这嘹亮的钟声。把具体的先进人物的事物材料改造成为声势宏大、激越奔放的长篇政治行情诗，这标志60年代的诗歌正在摆脱太具体的羁束而走向象征，表现了追求更丰富的政治寄托的倾向。《黄山松》是首短抒情诗，松树本身只是一个媒介，完全是寻求通过具体物象以作更大范围的抽象概括：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比附，是一种革命精神的寄托；要站就站在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好的天堂看个饱。这与《雷锋之歌》的主旨完全相同，它不是在写具体的事物，而在阐发某种情操，某种胸襟，某种气度，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的体现。
以上所述，都是广泛意义的颂歌。如今翻开当时的刊物，可以看到这类颂歌的盛行，其盛况当然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应当认为是重大的诗歌现象。诗歌随时代而前进，但也受时代潮流的消极面的影响。我们开始了颂歌的时代，由此也派生出一些问题来：我们的时代只有颂歌。我们的错误并不在我们唱了颂歌，也不单是因为有人提倡；甚至也不主要是由于一种大的误解：对我们的时代只能唱颂歌。这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的确有这样的风气。在当时一些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偏狭的意见：有一位老诗人这样说过，诗人对于现在，应该是个歌颂者，对于将来，应该是个预言者0。要是我们的新诗都按照这种提示的方向去努力，那就是确认诗人今天的使命只是唱颂歌，对于明天，只能充当先知，而不存在其他。尽管这些话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这种论点代表实际存在的情况。事情也远不是至此为止，严重的是，我们由于某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我们助长了某些虚假的颂歌。
从50年代开始，我们的颂歌从未间断，颂人民、颂祖国、颂英雄、颂共产党；这一切，都有不容置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这一切都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正如一位诗人说的，我们的土地，到底是我们的土地了！（邵燕祥：《我们爱我们的土地》）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醒悟到，即使在我们的土地上，也是光明与黑暗相对立而存在，成功与失败相对立而存在，顺利与挫折相对立而存在，主流与逆流相对立而存在。太阳从遥远的天边照射着地球，一边是通天的明亮，另一边却是黑夜沉沉。1958年在一篇批判文章里批判了只歌颂光明太单纯了，生活复杂得多的观点（《邵燕祥的创作歧途》。其实，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否定光明面，对着光明不去歌颂是不对的，但无视光明背后的阴影，不去抨击和揭露那阴影岂不是容忍丑恶和伪善？要是说，我们的年轻诗人当年为一名女工贾桂香的受屈辱与受迫害一是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杀害了她，而不是光明杀害了她而发出激愤的声讨：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贾桂香》）
我们应当看到诗人的热爱，而不应当把它歪曲为诗人的仇视。但历史就是这样在只许歌颂的武断与片面之下被歪曲了。1957年前后，我们在政治上，也在艺术上打击了颂歌以外的言论和作品，其后果是明显的。到了后来，我们的确只剩下对于今天的歌颂者一如同那位老诗人所主张的，除此以外的声音则基本上消失了。
建国初期，我们有过诸如标语口号化以及忽视诗的杆情特点、单纯用诗来摹写现实过程等等倾向，但我们一直在提倡并尊奉现实主义，我们一直坚信自己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着。今天我们谴责的诗歌的假、大、空的痼弊并不产生在这个阶段，事情也许源起于50年代的最后几年，那时，配合着经济上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我们曾有一次人为的（当然也是愚蠹的）诗歌大跃进运动。在确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创作方法的命题下，也在当时根本无法讲清这两种方法在中国是如何结合的情况下，我们明显地冷淡了现实主义的宣传。而掀起了一股鼓吹浪漫主义的热潮。1958年6月号的《诗刊》就曾经以《我们需要浪漫主义》、《略谈我们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幻想的时代》等一组文章集中地作了宣传。这种集中宣传表明，提倡二革的结合，实际上是在无法讲请结合的情况下提倡浪漫主义精神，有的文章讲，我们的浪漫主义应当以急不可待的热情向人民展示光辉灿烂的未来。急不可待恰好印证了当时的狂热与冒进的心情。又有文章讲工人用铁锤猛追英国，农民双手把大山劈开……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就透露了我们当日对于未来的追求有着某种盲目性。我们的浪漫主义热潮的理论提出，就建立在马上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观念的沙滩之上，所谓的超英赶美跑步进人共产主义，全是这种臆造的幻影。我们出现的一些大跃进民歌其中不乏荒唐的浪漫主义。其中极端的例子如：麦秸粗粗象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这样的天堂原来是用空想的麦秸支撑起来的。
诗歌，由太过写实这个极端而转向了崇尚虚夸的另一个极端。这个时期，那种唯恐疏漏了现实材料的写实风气已被夸大而不切实际的描写所代替，为了突出政治，不惜创造出虚假的形象为政治概念作替身。例如有这样一首《新娘子刚进庄》，闹新房的人向新娘子要糖吃，新娘子笑容满面，她不慌也不忙，从怀里掏出张跃进计划，向大伙说端详。政治概念已经把活生生的人物蛀空而只剩下一个精神的空壳。到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初，这种虚假的诗风已经席卷整个诗坛，与内容的虚假相适应，语言形象也渐趋夸饰而不切实。像浩浩东风呵东风浩浩，熊熊烈火呵，烈火熊熊这样的空话到处都是。为了掩饰内容的空虚，一种华靡的新骈体文应运而生，到处都是这样的陈词滥调：云涌星驰，飞泻滔滔江河；雷鸣电闪，射出道道剑火，千山竞秀——是你的滴滴春霖滋润，万花争艳，是你的缕缕春风催开；在极左路线的破坏下，当我们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我们的某些诗还在那里唱着虚伪的歌：红旗漫舞，彩霞千道；山河竞秀，凯歌如潮；时代的列车，电掣风驰，飞奔的骏马，仰空长啸，驮来了，煤山、油海、稻花、棉桃，最后还要加上一个啊，到处莺歌燕舞。诗歌中充塞着这么多的豪迈的谎言，诗歌的威信可想而知。诗失去了贞操。更为严重的是，诗参与了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造神运动，颂歌的时代仍在继续，但像《放声歌唱》那样真挚的颂歌已经基本绝迹。与此同时却爆发出更多的充满了封建意识的对于神的礼颂曲。它歌颂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万能的救世主：
豁然间，云蒸霞蔚，满天异彩，
一霎时，万象生辉，遍地花开，
这当然不是现实主义的歌，也许它正是某些人心目中的浪漫主义。这种颂歌颂的不是人，也不是人所创造的现实，而是能够呼风唤雨，驱邪镇妖的超人：乌云压顶，你呼唤露雷驱阴霾，迷雾弥漫，你浪卷疾风落尘埃。这种带着封建意识的礼神曲，长期以来被神圣和庄严的外衣包裹着，掩盖了基本的违反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质。
当50年代我们跨进颂歌时代时，那时的诗境是一片光明澄澈的天空，我们一直引为自豪，我们以人民的颂歌丰富中国新诗的传统，而这种丰富的实质性后果是政治行情诗的兴起以及它所创造的巨大成果，当时也有缺点，这就是歌颂光明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了唯一的和绝对的，我们形而上学地认为，歌颂光明者其动机和效果总是好的，暴露黑暗者其动机和效果总是不好的，前者总是正确，后者难免谬误。我们绝不会想到，颂歌也有丑恶和虚假的，而颂歌也可以为丑恶的时代效劳，它可以污染人们的心灵，也可能断送我们的文明。
三、抒情主人公的变异
中国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根本变革，整个社会都经过了严密的组织。集体主义思想的灌输，为人民和革命而献身的道德观念的宣传，以及社会活动的广泛频繁的开展，带来了人们意识的巨大变化。要是说，30年代初期，何其芳发出如今我悼惜我丧失了的年华，悼惜它，如死在青条上的未开的花的《慨叹》时，人们能够理解并能够欣赏。那么，到了40年代初期，他在《夜歌》中充满矛盾地自言自语：
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
而又如此痛苦地要突破我自已，
提高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