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诗刊》创刊后，那时的编者颇下了决心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曾有意识地组织了各种流派的诗人的作品。《诗刊》发表了汪静之、穆旦、杜运燮、陈梦家、萧三、邹荻帆、饶孟侃、严辰、柯仲平、楼适夷、林庚等的作品，发表了王统照、朱光潜、谢冰心等的诗论，发表了卞之琳、罗大纲、戈宝权等的译诗。由于他们的努力，给初生的《诗刊》建树了威信，并为各种风格流派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但是好景不长。举例说，《诗刊》创刊后的第二期发表了艾青的《望舒的诗》，陈梦家的《谈谈徐志摩的诗》，分别对五四以来的两个重要流派的代表诗人作了评介，这本来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后来，不仅是被评介的诗人遭到了厄运。以徐志摩为例，1957年11期《诗刊》刊出巴人的《也谈徐志摩的诗》，明显地不赞同陈梦家的意见，并且已经流露出某种粗暴的批评作风。重要的不是巴人文章本身，重要的还是它是一种收的信号，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是事情远远没有就此结束。到了1960年，不仅徐志摩、陈梦家，而且巴人本身，都遭到了更为粗暴的对待。也是同一刊物发表的批判文章，把巴人的批判看作是一支冷箭。艾青和戴望舒也不交好运。艾青那篇文章遭到了凌厉的批判，株连到了戴望舒，批判文章对望舒的诗作了根本的否定。艾青自己的诗的遭遇也很典型。半年之前，某刊某人对艾青近作大加赞赏；半年之后，同刊同人对艾青近作大加挞伐，这位评论家的处境以及是否系他由衷之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应看到，这绝不是一个人的个别现象，整个的政治气氛，迫使人们向它屈服。
1957年，出现了另一个诗歌刊物，它是《星星》。《星星》的编者抱着与《诗刊》编者共同的良好愿望。他们写了一个《稿约》。《稿约》满怀喜悦地宣告：
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人们喜爱启明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可是，也喜爱银河的小星，天边的孤星。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这里来，交映着灿烂的光彩。所以，我们对于诗歌来稿，没有任何呆板的尺寸。……我们只有一个原则的要求：诗歌，为了人民！
应该说，这主张是对的。但1957年的形势实在多变得惊人。上述那篇稿约，第二期《星星》上就不见了。1957年10月号《星星》，刊出新的稿约，完全修改了创办《星星》的初衷。不久，星星本身也从天边消失了。
妨碍诗的百花齐放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良好的政治气氛。诗的艺术，只能在严峻的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弯曲地生长。1957年以后，一批批诗人都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被迫停止了歌唱，没有停止的，有各种情况。个别不自重的作者，为了趋炎附势，甚至违背了人民的立场。《骑马挂枪走天下》的作者就是这样的人，他甚至糟塌自己的作品，把《骑马挂枪走天下》也改了模样，最后甚至造出《西沙之战》那样的艺术畸形儿。这当然是悲剧。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作为一个民族的诗歌，要求与本民族的诗歌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对的。所谓基础，在这里只能理解为承认传统的意思。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五四以来新诗自己形成的传统，他也没有讲到新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优秀诗歌的滋养，显然，他对新诗的发展并不满意。作为一位诗人，一位读者，一位批评家、理论家，他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无疑都是允许的和正常的。但是，我们太习惯于把某位领导人的意见当作上级的命令，而且也太习惯于通过行政的方法贯彻这种命令。由于长久以来条件反射式的习惯，这种基础的理论的提出，当然使不符合这一理论的作者作品感到约束与压力，即使它们还顽强地生长着，它也许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或受冷遇。其实，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是洋诗，非常欧化，但却是好诗；未央的《枪给我吧》是纯粹的自由体，非常散文化，但也是好诗；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是楼梯诗，所谓的舶来品，也是好诗。在一种诗的窄狭的观念的支持下，像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一类既不是古典式的，也不是民歌风的诗体，建国后基本绝迹了。
当然，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努力继承和发扬本民族诗歌的传统，从而为丰富发展新诗服务，在此基础上（应当包括新诗六十年来的实践成果和外国诗歌的借鉴），建立一套便于记忆便于吟诵的新体诗歌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这恐怕是长期的任务。但是一旦实现了，其余的一切诗体，也不能人为地禁止、消灭，它们必然还是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的。新的道路应当十分宽广，应当中外古今兼收并蓄，只承认某种基础，而排斥或忽视某种诗体，只会把诗的路子摆得很窄。诗的体式上的片面性理论，也妨碍着百花齐放的贯彻。
整个50年代，包括60年代的前半期，诗有时是大步地前进，有时则受到冲击和阻碍，但毕竟是在扭曲着前进的。从1966年到1975年这整整十年间，诗歌在一场全国性的动乱中遭到了覆灭：几乎所有的有名望的诗人都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力；几乎所有的诗集都遭到禁毁；全国唯一的诗刊在此之前已被迫停刊。百花齐放成了幻影，人们看到的只是凋零的花儿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顫栗！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以文学作为斗争工具的传统的国度。我们人民的诗人，在这一切充满矛盾的痛苦经历中，不仅挣扎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并不放弃自己为人民歌唱的权力。他们的精神可以受到摧残，肉体可以受到磨难，但是一颗坚强的诗心是不会屈服的。长夜过去了，诗人们终于迎到了曙光，迎到了新的奋起和觉醒的时代。在新时代的门槛，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历史的峰巅，回顾那逝去的重重黑喑，那不是梦魇的严酷现实。
三、诗和人民在思索中
应当说，诗人永远应当是思想家、思索者。他们应当干预生活。美好的现实，他们歌颂；丑恶的现实，他们抨击；生活中重大的问题，诗人要发言。闭着眼睛唱颂歌的诗人，只是盲目的歌者。说诗人是战士，是说他在生活中像一个士兵，是不懈的斗争的勇士。优秀的诗人，必须是优秀的战士，只不过，士兵手中的武器是刀枪，而诗人手中的武器是缪斯的七弦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出现了当代两个优秀的抒情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他们都是对共和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他们的创作实践，给新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从内容到形式勾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轮廓。建国以来抒情诗的盛行，是与贺敬之、郭小川的辛勤劳作不可分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像《放声歌唱》和《向困难进军》这样的诗，以前还不曾有过。他们的激情而充满朝气的诗句，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最有时代风格的代表性的诗。
贺敬之曾经这样放声歌唱：
啊，多么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祖国……
郭小川也曾经满怀喜悦地欢呼：
黑暗久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
滚滚而来的
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
这都是真诚的声音。但诗人毕竟不是先知。他们的确难以预言：我们的生活也可能变得不好，黑暗也有可能重新降临在我们的头顶。当然，从历史的辩证法看，从真理必定会战胜邪恶看，这两位诗人讲的，也还是真理。生活也这样证明了这些诗句的力量。
郭小川是以思想敏锐、善于思索、富有号召力与鼓动性的战士——诗人的身份，而在当代诗歌史上出现的。他的最初引起强烈反响的诗篇，是那些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句如排炮一般震动人们思想的《致青年公民》。郭小川原先写过诗，但1943年以后，搁笔达十年之久。建国后重新为诗，是由于强烈的创作冲动。那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墙上写动员标语一样。郭小川把这时写的诗叫做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其实并不是，而是形象丰满生动的充满政治激情的抒情诗。新生活开始了，前进路上并不都是鸟语花香，他号召青年公民投人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郭小川送给青年人的，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诗，而是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这些诗，经过二十多年，今天仍不失光彩。但是郭小川自己没有满意，他甚至为此不安到写不下去，非得探索新的出路不可。这是一个在成绩面前总是抱着怀疑的人，是一个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着前进的诗人。
在郭小川的心目中，诗歌创作是非常严肃的事业。他时刻想着他的读者，他揣摩他们的口味，他经常为此不安。因此，他总是不断地从内容到形式实行自己的诗的变法。他写过《致青年公民》式的参差排列的长句，作奔放的讲演式的现场鼓动。这形式出现后，读者反响热烈，但他决心改变。于是立即又创造出《春暖花开》式的短句，作音韵淫银的节奏轻松的杆情。这种形式，郭小川吸取了我国元明散曲的某些特点创造而成，他以此写出了《林区三唱》、《将军三部曲》等名篇。60年代初期，郭小川在《甘蔗林青纱帐》那一组南行的诗中，又对形式作了新的突破。他在新诗体式中吸取抒情賦体诗的特点，对抒写的对象作纵横恣肆的排比咏叹，这在他的《厦门风姿》等一系列诗作中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充满创造性的诗人，在三十年的诗歌创作史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
贺敬之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诗人。尽管他已经十分娴熟于诗的艺术，但他总是以异常严谨慎重的态度从事创作。他和郭小川一样，在创作上是严肃的。但他们的表现形式却判然不同。郭小川迈着巨大的步子，大喊大叫地前进，因为大喊大叫，有时难免发出个别不和谐的音符来。贺敬之不然，他总是迈着稳重的步子，扎扎实实地前进。贺敬之很少败笔。这是一个拿起笔来便有烈火惊雷的诗人，却也是一个轻易不拿起笔来的诗人。当别人在那里放怀歌唱的时候，贺敬之在冷静地审视着、思索着。他不轻易歌唱，但总在酝酿着情感的电火雷鸣。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一旦时机成熟，他便笔墨酣畅地放声歌唱！三十年来，他一共只写了那么不厚的一册《放歌集》。从1956年的《放声歌唱》到1963年的《雷锋之歌》，从1976年的《中国的十月》到1977年的《八一之歌》，贺敬之每写一首诗，大致上总是代表他的实际水平的一首诗，而且往往也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首诗。贺敬之相当稳定地保持了他的创作水平线，而这是郭小川所难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向贺敬之提出更多写作的要求，但却无法对他严肃的艺术操守加以责难。郭小川不同，他是一位不断地跳着喊着迈着大步的诗人，他带着他的弱点歌唱，《望星空》也许是带着感伤情绪的，但却是真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