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以来，香港所有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两桩要闻：
一桩是非典型肺炎肆虐，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港岛上下同心协力，打响一场志在必胜的击败“非典”的战役；另一桩是蜚声艺苑、能歌善演的全才艺人张国荣，因受“情感问题”困扰而从香港中区文华东方酒店24楼跳楼自杀。岂止香港，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报道着这两桩事件。
一边是与病魔搏斗，抢救生命的殊死决战；一边是向死神屈服，虚掷生命的轻生之举。这两起偶然巧合的事件，犹如站在“生命论坛”上相互辩驳的正方与反方，形象直观地演绎着各持已见的一对“悖论”——关于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截然相反的悖论。
而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在“愚人节”的四月一日傍晚，真像是上帝的刻意安排。说它是愚人节的玩笑吧，未免过于残酷，因为它是血淋淋、活生生的事实，不带任何“玩笑”的成分；说它不是玩笑吧，它又正巧发生在愚人节当天，加上它与抗御“非典”的大背景相“暗合”，这就不仅富有戏剧性而且颇带一点嘲讽意味了。
是的，张国荣自杀的社会反响是巨大的，然后它却从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起到了某种警世作用；血肉之躯砸向地面的一声砰然巨响，引发了人们关于“明星要提防心理疾患”和“人人都要注意心理保健”的一场讨论，进而升华到“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的某种共识。
生命是无比美好无比瑰丽的，犹如这繁花似锦、莺啼鸟啭的春天景致。正当张国荣“毅然”同生命诀别的“人间四月天”，有一种名叫鹧鸪的鸟儿，正在万物争荣生机盎然的田野上啼鸣；而它反复啼唤的，正是那一句：“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也许是香港太喧嚣，也许是心情太烦躁，哥哥没能听见这个“行不得也”的啼唤与规劝；也许是哥哥明知“行不得也”却一意孤“行”之，一念之差，便“行”向那生命的尽头，那不归的黄泉路。
其实，像张国荣这样多才多艺、业绩不凡的演艺人才，他的生命是有一定“高度”的。他曾经演过那么多好电影，唱过那么多好歌曲，拥有那么多影迷、歌迷，那么多崇拜的掌声，荣誉的光环，这一切都是殊为不易的，蕴含着多少奋斗的心血与拼搏的汗水，多少岁月的艰辛与颠踬的坎坷。当他生命的价值一步步“更上层楼”而攀升到相当的高度之后，却又毫不足惜地从渺渺高空中猛跌下来，摔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这类“落差”很大的生命带有悲剧的色彩、警世的作用和教训的成分；它所引发的舆论的轰动、社会的震惊、公众的惋惜，也就异乎寻常地格外强烈。
我当然不是说，“业绩”平平的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似乎就更有虚掷生命、自寻短见的理由；更不是说，明星大腕的生命比之平民百姓的生命有什么贵贱之分，轻重之分。我全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追星族。我只是想说，无论是歌星、影星、文星、球星，由于他们在事业上的造诣与成就，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故而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甚至敬重；反过来，他们就更应当对自己的生命，也多一些“看重”和“持重”。
当我第一次看到报上关于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我瞬间的思绪便“链接”上他主演的曾获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霸王别姬》——片中主角程蝶衣在“戏中戏”里演虞姬，虞姬自杀；张国荣在影片中扮程蝶衣，程蝶衣自杀；而今程蝶衣早已“还原”为张国荣，张国荣本人也自杀。张国荣虽已“跳”出戏外，却总也跳不出自杀的命运。一种谜一般的“宿命”的意味，似乎冥冥中早有某种暗示——果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么？果真是一语成谶，一戏成谶么？如此奇特的戏内戏外盘根错节的“连环自杀”，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在名人自杀案例中也实在是“典型”之至。
看来，“典型”性自杀与“非典型”肺炎，同样具有致人于死命的杀伤力。
当最近媒体对“明星自杀现象”进行剖析的时候，以张国荣为话题，报界还引述了近年来发生在演艺圈里的类似事件，如林黛、翁芙玲、筠子、陈宝莲……一个个明星大腕香消玉殒的悲剧。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如果联想再宽泛一点，由演艺界推衍至作家界，对社会？震荡”较大的例子，则还有1991年1月在台湾荣民总医院自杀的女作家三毛。1993年10月在新西兰激流岛自杀的青年诗人顾城；若是再旁涉外国著名作家，还得加上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于1961年7月自杀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和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于1972年4月自杀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他们大体属于同一类型，一方面，功成名就，事业达到一定的高峰；一方面，心力交瘁，生命“跌落”在自戕的深谷。显赫的名声与惨烈的悲剧，构成他们生命的绝响。这绝响的余音，常令世人震惊，遗憾，悲恸，惋惜，进而深思。人们发现，这些被鲜花簇拥的天之骄子，这些被光环笼罩的事业强人，就心理素质而言，他们却并非“强者”，甚至比一般人还要脆弱；一旦受到意外打击或陷人情感的误区，心理承受力的防线便易于崩塌，以致于导致“弓折弦断”的悲剧。
难怪，通过张国荣事件，人们发出了好心的忠告，奉劝名人、明星们要注意心理保健，增强人生观方面的免疫力——个艺术家不仅要珍惜艺术，珍惜人格，更要学会珍惜生命。
然而，严峻的事实则是：只要人类存在，自杀者——包括名人和普通人在内的自杀者——就不会绝迹。因为自杀是一种带“主观性”的顽症，是一个心理因素起主要作用的复杂的社会痼疾。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虽然绝大多数人在为长寿而养生、保健，为治病而求医、问药，为健康而锻炼、强身，然而，世上仍总有那么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人，要寻短见，要自杀。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据统计，自杀率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比落后国家多，富裕阶层比贫困阶层多，大城市比农村多，文化教育层次高的比文化教育层次低的多，孜孜求进的事业有成者比碌碌无为的游手好闲者多。你说怪也不怪？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自杀者往往是身未殒，心已“死”，而后采取极端的行动与生命决绝。其潜在的诱因，或失恋，或婚变，或精神困顿，或心灵受挫，或蚀财破产，或受骗上当，或家庭压力过重，或事业竞争太烈……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其最初的表现，常常是悲观失望，精神抑郁，是孤独和压抑，苦恼和烦闷，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萌芽状态“治”住，对“症”下药，宽“心”解难，是有可能防止其发展到极端的自杀行为的。在这里不妨引述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篇幽默小品文《生活是美好的》，有趣的是，它的副标题居然是《对企图自杀者进一言》：“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要是你有一颗牙痛起来，那你就该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的牙痛起来……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就会欢乐无穷了。”作者为悲观主义者开出的“药方”是：（一）善于满足现状；（二）很高兴地感到：“事情原来可能更糟呢。”——若是遵循这样的生活哲学与幽默逻辑，还有什么苦恼的事情想不通，非得去寻短见不可呢。
其实，具有强健的心理素质，能经灾历磨，在承受非凡压力时懂得“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的文学艺术家也是大有人在的。以现当代几位有影响的作家为例：王蒙、从维熙、流沙河、李国文，他们都从“反右”到“文革”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歧视、打击，或“充军”边关，或身陷囹圄，或长期劳改，然而非但没有自寻短见，反而磨砺了意志，增强了生之信念。从他们“解放”复出之后发表的“我为什么没有自杀”之类的文章和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当初在“死神”的边缘、在自杀的“诱惑”之下，如何以顽强的信念，战而胜之的心理历程。正惟其如此，他们的生命和事业得以延续，在人生的金秋季节，继续收获着创造的欢乐与成功的硕果。
他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从而成为生命的强者。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生命是万物中最强大最可钟爱的！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惊奇，产生崇拜，继而热爱它。我们没有成为别的什么，而选择了从属于人类，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奇迹。面对着这一奇迹，你唯一想说的只是：生命，真好！”法国作家蒙田也写过一篇《热爱生命》：
“我们的生命来自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我曾读过一篇谈“生命”的文章，文章开头引述了一则很“可心”的笑话：有一位几岁的小孩问他的母亲，自己（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回答说，是妈妈的一粒健康的卵子和爸爸的数十万个精子中最强壮的一个结合便产生了你，那个小孩高兴地大叫：“哦，我强大，是我赢了！”文章接下来说，是的，我们的生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当过了一次强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老人，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蜚声中外文坛的老作家、即将年满百岁的巴金先生。他在快满90岁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之初的幼年阶段，都能像那位天真的小孩一样，感受到生命的新奇和强大；而到了苍颜皓发的耄耋之年，又都能像童心未泯的巴金老人那样，期待着不调的生命之树重新开花，充满激情地呼唤着“再活一次，再活一次！”那么，我们就不愧是生活的勇者，生命的强者，死神就会对我们望而生畏，避而远之。
热爱生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珍惜生命，是人生的终身课目。
我相信，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越来越多，自杀之类的事件就会减少，减少，再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