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黑白斋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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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1)

陈怀国小说集《毛雪》

当我欣悦地注视着陈怀国从“北纬41°线”稳健地来到了“无岸的海”时,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件往事——差不多就在一年前吧,军艺第三届文学系开学约两个月后的某日上午,一个肤色黧黑方头阔面的中等个学员悄悄地把一摞稿纸送到了我的桌子上。这位第一次来单独露面因而让我感到陌生的学员唤起了我的直觉。对这种不吭不哈不动声色的主儿你可要注意,正所谓“不叫的狗才真咬人”。

我顺手翻开第一页稿纸——一方天地里祖上传下的说法,我们家乡一带,把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叫毛雪,毛雪是引子,下欢了,铺够了,才是正经的大雪。

不多不少,刚刚读到这儿,我的心格登一下:正经的“大雪”莫是要来了?我翻回封面看署名——陈怀国。

这部稿子就是后来发表于199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毛雪》。

陈怀国由此率先“出线”,成了第三届文学系年轻作者中的“带头羊”。

现在,《解放军文艺》又隆重推出他的中篇新作《无岸的海》,并借此把他介绍给全军乃至更广大的读者,我的欣慰之情自不待言。我自然会想到,当初,他从“北纬41°线”、从“毛雪”起步时,陈怀国的名字还全然不为人知,这不过才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他就在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留下了几个虽然不多但显然都比较坚实因而已逐渐引起广泛注意的足印。它们分别是短篇小说《在北纬41°线》(《解放军文艺》1989年11月号,《小说月报》1990年l期),《荒原》(《青年文学》1990年5月号,《小说月报》1990年6期),《蓝色黄羊》(《神剑》1990年4期),中篇小说《毛雪》(《小说月报》1990年7期),《农家军歌》(《昆仑》1990年4期,《小说月报》1990年11期)和(无岸的海》(其中《荒原》和《毛雪》还即将由《中国文学》向域外译介)。

今天陈怀国的意义当然远不拘囿于第三届文学系了,他和一批正在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部队文学新人(仅就我所读到的小说方面而言,就有阎连科、李森样、陆颖墨、石钟山、张惠生、陶纯、阿浒、赵琪、徐贵样、薛晓康、胡玉萍、王秋燕等等)一道,构成了军旅文学的“新生代”。他们的出现和迅速成长,无疑是对军旅文学创作队伍的适时补充,为打破与改变当前军旅文学的沉闷格局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关于这些,我已在《军旅文学的新风景》(见《解放军文艺》1990年II月号)一文中作过概略的阐述。我在这里还想重申并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他们这代人的年龄层次的意义。

我重视年龄层次意义的前提是部队兵员的变动性、时期性和阶段性,即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兵与一茬兵不同,一个时期的兵自有一个时期的特点。进一步说,“文革”时期与新时期的兵员状况就差别甚大(譬如“文革”时期兵员尤其是农村兵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在小学层次乃至以下,而新时期兵员的文化水准一般都在初中以上;又譬如“文革”时期兵员中多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子女,而新时期兵员中这部分人已急剧减少。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军旅生活要求它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新的代言人(作家)。这一点与那些描写对象相对恒定的地方题材如乡土文学、市井文学等等甚为殊异。返观一部当代军旅文学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个时期的军队作家愈多,哪个时期军旅生活的文学化程度就愈广泛愈深刻。正是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群体的崛起,才使“文革”以来直至80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部队生活和军人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全方位的抒写、描绘与塑造。

例如李存葆、朱苏进、刘兆林、刘亚洲、乔良、简嘉、唐栋等等等等的创作。他们大都入伍于“文革”时期,写那段生活自是优势,亦是局限,即便还在发表新作,也难跳出那个历史阶段,无论是朱苏进的中篇《绝望中诞生》,还是刘兆林的长篇《绿色的青春期》,概莫能外。

问题是今天,他们都已步入中年(多在40岁左右或以上),20多年的军龄就使他们与今天的兵拉开了起码20岁的年龄的距离。他们的官阶都在中校团职以上(还不说都在专业创作队伍中呆了起码10年),这又使他们离部队的基层事实上已十分遥远。尽管他们可以下部队当兵代职体验生活,但终究难免要隔着一层。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无法继续写作了,恰恰相反,军旅文学的舞台上还得靠他们当主角,唱大戏。

我想说的意思是,他们今后谁要写出了大作品,也多半仍然是写了他最熟悉的有过切身体验的那段生活经历(或曰生命过程。就像是莫言的《红高粱》那样的历史复活,也仍然是他的童少年生活的历史幻化,何况这种历史题材具有相对恒定性的人生背景与文化背景,与急剧变动的当代军旅现实生活差不多是两码事了)。

“新生代”们与以上诸君的主要不同点就是年轻。他们大多入伍于80年代,年龄多在25岁左右至30岁之间,他们绝大部分至今仍然活跃在基层,当着连长、排长、干事、参谋,有的干脆还是士兵。换句话说,他们正行进在80年代的士兵行列里。对于80年代的兵们的理想、追求、痛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情趣、喜怒好恶、发牢骚、恶作剧乃至青春的骚动等等,他们都无须去采访,去“体验”,一切都如同己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参考陆颖墨的《寻找我的海魂衫》短篇系列,石钟山的“兵味”“兵趣”短篇系列,和胡玉萍的中篇《丫头,想当兵吗?》)。他们年轻,当然也就同时意味着人生阅历的短浅、思想认识的近视和艺术水平的稚嫩,但这些都无法妨碍他们成为这一代军人的“代言人”,这是他们的“专利”,谁也替代不了。真正写好这一代军人也许不是当下的事,也许是在90年代乃至21世纪,那都只是个时间问题,选择的权力仍在他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文艺》1991年如此集中地推出新人,无疑是一个保证军旅创作代有才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学战略行动,它势必对今后的军旅文学发展产生长久的影响。

再回过头来接着说陈怀国。

或许陈怀国恰恰是“新生代”里最不利于支撑我的“年龄层次意义”的一个了(如果仅仅局限于反映80年代兵们的特点的理解的话)。但这也许又可能正是他的比较成熟与深刻之处,换个说法,也可能是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种超越。是不是这个样子,可以不忙结论。请大家耐着性子看我将在下面专门围绕陈怀国“这一个”展开的具体辨析。

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事实是,摊开在我面前的陈怀国的这六部作品,已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链,即农家子弟们从土地走向军营到离开军营最终又回到土地的有序的全过程。

借用他的一个小说标题来表达的话,那就是一首有头有尾的“农家军歌”。《无岸的姆》作为其中的一环,我想把它放置于这个有机链条当中,和其他作品等量齐观并审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支“军歌”并进一步把握住陈怀国,而且同样有利于我们对《无岸的海》本身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我不打算把《无岸的海》单挑出来额外多加考量。我首先想到的仅仅是,为了整体把握与分段论述的方便,必须把这根“有机链条”裁为三节。

第一节:《毛雪》

我曾经从开拓与延展军旅文学创作题材的角度指出过《毛雪》的意义:它在刘震云的《新兵连》贡献的“新兵现象”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推出了一种“前军人”的形象。而“前军人”形象出现的意义又不仅仅标示着一种创作题材面的拓展,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军人的新的视角,一个当代中国农民“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的第一个中间环节。作品中的主人公:“我”、那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同时也是带有相当的普泛性质的。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农家军歌》中有更明了的表述:“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当然,识见不同,希冀也有不同——“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大多是那些家里不太稀荒的人家,不愁肚子饥饱,盼望着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但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在庄户人跟中看来,当兵效命国家都应该是一种天职,所以:“说到流血打仗的事物,父母们也不私心,说是流血打仗乃当兵人的本分,皇粮养着身子,性命归了国家,丢了也是该着的事情,只当是在自己身上剜了一疙瘩肉去。”《农家军歌》中的这段引文,正好可以用来作为《毛雪》主人公“我”以及围绕“我”参军所展开的全部人们的行为的注释,并帮助我们理解成千上万的类似“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是带着何等样的精神、情感、文化和心理的历史重负与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从“我”的身上,我们窥见了农家军人的昨天与前天,因而也就不难想见他们的明天。

也许,在他们通往现代化的军旅人生长途上,争抢着体验参军的较量与淘汰,确实仅仅是一场“毛雪”,“正经的大雪”还没开始。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什么样的“大雪”呢?

第二节:《在北纬41°线》、《荒原》、《蓝色黄羊》和《无岸的海》。

对于陈怀国笔下的农家军人来说,这场“大雪”可以是旷辽的戈壁、粗粝的风沙、寂寞的岁月和繁重的劳作对他们生理的和心理的承受极限的一种检测;也可以是包括价值准则、行为方式、道德标尺等等在内的军营文化对他们因袭与承传的农民文化的一种击打与渗透;更可以是对一个遥远而又切近、飘渺而又实在、美好而又残酷的梦想的追寻与失落。无论是那位在“北纬41°线”的茫茫沙海中终年跑车的“红鼻子老兵”:

还是那个在“荒原”深处守着一个山洞“一眼眨了十三年”的“老万”;抑或是“守一眼井,堵一条路,在试验场最北边的这方世界一杆枪背了十四年”最终企图和一只“蓝色黄羊”亲近而不得的“老丁”;以及在那“无岸的海”一般的“罗布泊西部边缘阿什干以南”的戈壁滩中的一个窑场里无体无止地做砖的“何黑子”、“老维”、“宝福”、“朱全”们——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对簇新的人文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许都从或一侧面与层面展现了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朴实、坚忍、顽强等等。烧砖也罢,开车也罢,守洞看井也罢,不管是一年半载中紧张剧烈的体力牺牲,还是十三四年里默默无闻的青春奉献,都无怨无艾。恪尽职守,始终如一,让你无可挑剔。

然而,即便如此,在他们军旅生涯的尽头也终于没能升起理想的彩虹(没有一个人“穿上了四个兜兜”,如愿地“逃离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一个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即看一眼自己竭尽全力为之服务的核试验的“蘑菇云”的愿望也不能满足。

“老丁”退伍前夕在去参观的途中半途折回;“老万”只在离队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雷声从远方滚过来,脚下有一阵震动”。

随即,“向遥远的莫合尔山好一阵张望……”最遗憾的是“红鼻子老兵”到了现场也错过良机,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新兵的来信”。至于《无岸的海》中那个一百多号人集体撤离窑场时望着烟囱被炸而感叹“妈的,那团火,还真有点像蘑菇云”的结局,就不仅仅让人觉得失望与怅惘而是很有些悲怆的意味了。

陈怀国如此无情地逐个击破这些农家军人们的希望,也许是出于一种潜意识的“农家情结”作祟,但在我,却从这不约而同的收尾中读出了一个深刻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