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新、陈建中长篇纪实文学《血战》
近年以来，以中国革命史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取得了大面积丰收。就我所知，影响甚广、篇幅甚巨的就有两个大系列：一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报告文学丛书”，二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两套大系分别都在二十卷以上，题材分量重大，作者阵容整齐，编辑队伍精悍，可以说是大构想、大操作获得了大成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人们提供了系统了解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形象读本，也为文学与历史的联姻做出了新的尝试。
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作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二万五千里长征悲怆的前奏曲，却始终未见全面完整的文学反映，至少在上述两大系列中付之阙如。现在，江西作者常建新、陈建中二位得天时地利之便，花费十年的工余时间，广泛搜集，深入采访，反复研究，辛勤耕耘，终于捧出了长篇纪实文学《血战》，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画出了一幅全景画，适时地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囿于研究方向和个人兴趣，我向来对纪实文学这一领域涉足较少，因此一时也难以将《血战》置放于整个纪实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纵横比较，给出精细的评论和准确的定位。如果仅就这一部作品而言，我觉得大概有如下两点值得特别指出，以期引起读者注意。
第一，作者是带着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走进那段沉重的历史的，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态度去全身心投入“血战”的。《血战》以翔实的史料和深沉的情感以及真实而朴实的笔调，比较准确和完整地再现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全过程。而且，作者丝毫不回避党内矛盾的尖锐与复杂、斗争道路的艰难与曲折，紧紧把目光盯住那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中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比如李德，作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成了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与专横，在党内利用博古等人迷信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著与幼稚，导致中央苏区一幕幕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都有实事求是而又栩栩如生的描写。而毛泽东等一代军事伟人在困境中的苦苦思索、顽强抗争与艰难寻觅，也都在个性化的言行举止中点化而出。如毛泽东面对李德拍案而起，彭德怀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等等，均让人感到历史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条条，而且还是空气、声音和风，是有血有肉，可触可摸的。它让读者不知不觉走进那时、那地、那人的心灵之中，感同身受那种种复杂、尖锐、危险和痛苦。同时，它又包含了作者从容审视的情怀，严正与尖利的批判锋芒，充分显示了作者面对历史时把握是与非、爱与恨之辩证关系的艺术腕力。
第二，作者倾力追求历史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题材年代越久远越便于创作。这大概是因为在那些历史题材创作中可以更多地凭借虚构与假设，而《血战》瞄准为时不远的现代历史“禁区”，既要真实地复原历史面貌，又不能为史写史而成为一部单调说教的历史教科书；既要具备大胆闯关过隘的勇气与魄力，又必须具备站在“险峰”而不坠“崖”的脚力与技巧。在结构上，《血战》由艺术之“藤”而探历史之“瓜”，经过精心提炼与构思，较好地把握住了整体框架的建构。它以事件为藤蔓，以人物为绿叶，贯穿书中情节；以长透视、短镜头将党内斗争、军事斗争定格于历史的胶片上，一一逶迤放映而出，由此而获得了结构的严谨与完整。此外，在叙述或描写语言上，《血战》也尽力强化文学色彩，如写到广昌决战时，作者开头便写道：
南方连绵不断的雨水，湿润了战火不断的土地，催涨泡裂了冬枝梢头的那无语的芽苞。中央苏区的四月，在一片桃红柳绿黄花飘香的摇曳中袒露出她的多姿与婀娜。然而，在这战云密布的春天里，人们顾不上去留心1934年曲春景。因为，一场惨烈的大决战，就像高天中的乌云翻腾汹涌，已经使你看到了头顶上长龙曲身的闪电，随即而来的将是一声声惊心裂胆的炸雷。而这个炸雷就将要在广昌这个“落雷区”滚动。
这种对战前气氛的渲染，我想大概得力于作者的文学修养和对越作战的生活体验吧。
我们知道，对于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学水准而言，长篇作品是一根重要准绳，巨大的质量后面包容的必定是巨大的才力和艰辛的劳动。《血战》的作者曾告诉我，他们在动笔之前十年就开始了史料的收集和采访，是经过反复提炼、推敲、比较、加工而成的，“是把散落在大森林中的树枝一根一根地拾起来，捆成一捆，背回家放在炉灶里生起炊火焖出的红米饭”。
看来，这“米饭”得来确实有几分艰辛，惟其如此，才让人咀嚼后感到它的芳香。作者植根于江西，创作于江西的《血战》就算他们开垦赣文学的第一犁吧。但愿它能结出富有江西特色的“红米”和“南瓜”，亦以其独特的芬芳香遍全国。
1998年春于京西黑白斋
载《江西日报》1998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