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科长篇报告文学《超级审判》
真诚地祝贺你！1992年的金秋对你真是慷慨得让人嫉妒——长篇纪实文学《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济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和《最后的圣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同时问世。两部作品煌煌近80万言，不仅搅拌着你两年多来的心血为你初登文坛就浇注了两个深深的足印，而且已然展示出了你在纪实文学这条道路上的追求、特色和基本成形的个人风貌。
毫无疑问，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审判，也是如同“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一样震撼20世纪全人类的特大审判。它不仅开庭时间长（77天）、旁听人数多（6万多人），更在于这两个集团十余名主犯所窃取的位之高、权之重、势之显赫，和他们形成的复杂深邃的历史渊源、矛盾与纠葛，以及他们对我们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等等，这一切就构成了“超级审判”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庞大和千头万绪的纷繁。——对一位法官来说，这是一次超级审判；而对一位作家来说，这却是一个“超大题材”，如果没有相当的胆略和气魄，即便想一想要写它都会令人头皮发炸的。几乎与“审判”具有同样“吨位”的另一个“超大题材”是“最后的圣地——延安”。如果说前者更突出的是现实的纷繁复杂的话，那么后者更侧重的是历史的深长悠远。尤其当我们不仅仅把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或者共产党人风格的一种象征来加以简单的歌赞，而是把它视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种积淀与结晶来进行叩问与探寻时，就更加显出了这个选题的沉甸甸的分量。而你初涉文坛就出手不凡，一下就抱住了这两个大金娃娃志在必得。在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不屑于小打小闹小鼻子小眼的志向高远的大胆略、大气魄、大追求。这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我认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基本素质。所以，当初听说了你这两个超级选题之后，我一方面是暗暗吃惊且不无担心，另一方面或者说更多的是暗暗欣喜且满怀期待。
果然，你不负众望。你没有成为“好大喜功”或“好高骛远”的新的反面例证，而这对于一般的文学青年来说往往是在劫难逃。你恰恰是在对宏大题材的驾驭把握中锻炼了笔力，磨砺了思想，逐渐闪射出了一些理性的成熟的锋芒。譬如对于“审判”，你不是以“大”唬人，哗众取宠，靠兜售一些内幕揭示若干秘闻和制造某种热闹效果（尽管这样做是便当的和容易立竿见影的）。你走的是一条艰难而严肃的道路，你以时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图们将军的亲历作为骨架，来支撑起这次审判以及和审判有关的历史与现实、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领袖与群众交织而成的庞大时空，显得丰满而有序。更重要的是浮升在这个“时空”之上的一个“视点”，那就是把这次审判认定为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透视超级审判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民主进程中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就像一根思想红线，串起了本书所提供的全部事实，雄辩地告诉人们：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必定乱国；法有权威则治，法无权威则乱。因此，“审判”一书不仅为当代中国存留了一份珍贵而翔实的“史料”，而且还给未来中国提供了一种警示和一种参照。这也就是它之所以能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拔萃出来的重要原因。
以此观之，你对《最后的圣地》的成功处理同样得益于此。
应该说，延安是一个被人“炒”烂了的话题，很难再翻出新意。
然而你却能独辟蹊径，不再满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她联姻的热血历史的再度描述，更不停留于对她作为一种艰苦创业精神代名词的重新诠释，你着眼的是这块广袤深厚的黄土地的背后，是这个神奇的鄂尔多斯地台的底下所包含的极其广阔丰厚的精神和文化内蕴，最见创意的是你从地缘文化的角度人手，对延安与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所做出的新颖独到的揭示与探讨。虽然这种见解还不乏可商榷之处，或者也还没有从整体上宏观上渗透全篇统领全篇，从而见出某些生涩与勉强，但有了这种见解和发现，就使得你对延安的看法不同凡响，就使得全书有了一只照亮人们眼睛的“眼”，就可以从中看出你企图多层次、大纵深挖掘与理解传统延安精神的努力，以及你对重铸现代延安精神的呼唤与期待。而且，你的这些“思想”都被你非常投入的情感所滋润、所灌注，从而外化成一种充沛的文气和洋溢的文采，它又反过来包裹了、修饰了、运载了你的思想。比如第二章最后一节“红色文明——五千年的孕育”结尾的那个梦，那个关于宝塔山上九级宝塔“第一层：轩辕皇帝；第二层：大禹……一直到毛泽东”的梦，就是一个情感中和理性之后而产生的艺术化的梦想。类似的比较考究的艺术化表达还多处可见。相比较而言，这一特点比《超级审判》来得更为显著。也许那是图们的“亲历”，而这其中却饱含了许多你自己到延安采访的亲历。
看得出来你确实动了情，在那些清晨黄昏，你徜徉于宝塔山下留连于延水河边时所抒发的大段文字，有的笔力饱满，有的则意绪绵绵，都有打动人心的地方。甚至，你对早已远逝的处决黄克功的那个历史场景的描述，都写出了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一种杀之不忍纵之不能的复杂心态和怅然情怀，令人深深叹喟，欲哭无泪。
当然，你的文采有许多优点和长处是值得保留和发扬的。
但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也要给你提个醒，就是你的文字的功底还有待进一步磨炼，它时不时还有些“漏汤”之处，这多半表现在你自己生造的一些半通不通的词、词组和句式上。虽然说是“瑕不掩瑜”，但一读到它们时，总让人费解甚至败兴。而且我相信，只要你注意到了它，克服起来是并不困难的。
最后，我还要跟你谈一点儿关于你这两本书的“文本”之外的话题，也就是说你创作这两本书的严肃态度引发了我的一点儿感叹。你知道，随着文学的日见卷入市场或者说金钱逐渐侵入文学，好看好卖的“纪实文学”更加走俏了，迅猛升温的“纪实热潮”几乎要覆盖整个图书市场了，这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卷入市场过程中无可避免的暂时现象，但它由此派生的一种负面倾向不可不引起世人注意。这就是有一些人打着纪实文学的幌子捞钱，他们所谓的“纪实文学”既无“实”可纪，更无文学可言，不用调查不用采访，只需要关在屋于里想点子、翻资料，一旦想出了新、奇、古、怪的名目，便开始“编辑”现有材料，大动剪刀，剪剪贴贴，拼拼凑凑，一部“作品”即告完成。加上一些三流书商从中推渡助澜，侃价谈判，迅速成交，快则数日，慢则一月，万儿八千的就到了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风正日炽一日。肥了个人腰包却砸了纪实文学的牌子，极大地败坏了纪实文学作家的声誉。一个严肃的纪实文学作家不知对此作何感慨。
由此我想起了你创作这两本书的过程，可以说与今天的某些“纪实文学作家”形成了鲜明对照。我知道你还在军艺文学系当学员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这两本书的准备工作，很专注很沉得住气，尽管你当时一字未发表，而其他同学如阎连科、陈怀国、石钟山等正连连打响，可你却丝毫不为之诱惑。为了《审判》，你先与图们将军就进行了42次长谈，还查阅了包括图们将军的日记在内的文件以及各种卷宗多达上千万字的有关资料；为了《圣地》，你专门拿出一个假期自费到延安进行实地考察与访问，光修改初稿就花了整整十个月时间。你这两本书能达到今天的水平与你下的这番苦功夫是绝对分不开的。但是，更可贵的是你表现出来的一个纪实文学作家所应具备的一种良知、人格、道德感和敬业精神。这个东西比以往的任何成就都更重要，有了它，就可以保证你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进行长途跋涉。因此，我由衷地希望你高举着它，尤其是在今天在明天高举着它，做一个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艺术良知的真正的纪实文学作家。
1993年1月10日京西黑白斋
载《文论报》199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