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每一部长篇似乎都带有着某种突破性，《生死疲劳》的突破口在于小说结构上的创新、叙述视角的变幻。他借助佛教里的六道轮回，为小说提供了立体的框架结构，让叙述者西门闹的灵魂附着在驴、牛，猪、狗、猴身上，以动物的眼光看人的世界，而各种动物的视角又各不相同。每种动物带有各自独特的秉性，有着某种象征意味。这种象喻式的物化形式增强了小说的形象性、直观性和可读性，容易诱发读者发挥自身想象，创造性地理解作品所具有的反讽意味。这种多角度的叙事对小说的多义性提供了可能，使得小说在意象上具有婉曲性，暗示性和开放性。
从社会层面看，《生死疲劳》中不管是人类的“家族文化”还是畜牲的“群体文化”都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小说中的西门闹变幻成怎样的动物，都没脱离西门家这个家族圈子，无论蓝脸怎样特立独行，也走不出西门家的大院，因为这种家族式的文化传统流淌了几千年，已经融人到血液中，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并不可避免的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层面看，它又是“家族文化”的延伸或扩大，这种扩大和延伸，就是一种变形，即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但是又有个体人格，有个人的价值追求，可以深切感受到小说中的人或动物对权利的追求，对强者的歌颂，这中间渗透的是“官本位”的中国传统。从心理层面看，莫言借用佛教的生死轮回的观念，企图唤醒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世道轮回的想象，这种想象曾是中国人基本的精神资源，在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在现代小说中基本上被摒弃掉了。《生死疲劳》使这种古老、陈旧的想象重新获得了再生的力量。另外，小说在形式体例上采用了章回体这一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而莫言对俗语俚语和成语的夸张活用，使他的小说语言带有深厚的民间色彩；内容上则是回归乡土，立足于农民与土地，表现近五十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关注的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折射出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心理状态的曲折变化。
如此看来，小说想以“土”取胜，表面上是向传统的回归，但骨子里却充满现代意识。莫言以其诡异的想象力让叙述者站在三个层面讲述一段历史，而不是传统的一个全知叙述者进行线性的叙述。“大头儿”及其五种动物的变幻形态，建构了与“蓝解放”的对话关系，第三者“莫言”的出现则更加强了小说的现代意味，“莫言”不纯粹是一个作家，还是个爱卖弄、多嘴的“知识分子”，在叙述中是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消解了矛盾与对历史叙事的严肃性，并造成一定的喜剧效果。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形成了一种张力，在形式上，这比单一的全知视角要丰富，给读者提供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更广阔，也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转换角色：驴、牛、猪、狗，每一次转换都是新的一重调子。
实际上《生死疲劳》是在现代小说框架内，恰到好处地采用传统小说的各种优良的因素，运用了技巧性很强的叙事手段，舍弃西方小说中那种繁冗的心理描写，在对话和叙述评议中表现个性。看起来是一种重复，向故事回归，向宏大叙事回归，似乎昭示了小说历史或者说是文学历史的循环，但事实上这是螺旋式上升，看起来回到原点，其实高于原点。
二.失范的精神伦理与出彩的微观叙事
傅逸尘：我当然不想否认莫言是当下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奇谲的想象力，丰富的叙事技巧，极具个性风格的语言，以及在小说艺术形式上不竭的创造活力都使他一直站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最前沿。而且我还认为，《生死疲劳》包含了莫言在长篇小说诸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体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艺术创造的执着与不倦的追求精神，在中国当下的作家集体回归现实主义的时候，莫言却要在小说本体上超越现实主义，这显示出了莫言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所具有的高度敏感的文体意识，以及在形式创新方面的锐气与活力。在《生死疲劳》中，莫言自觉运用了诸种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诸如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述的交替进行，多条叙事线索穿插并行，叙述主体和观察视角的多元化，小说语言的狂欢化等等。在《生死疲劳》中，叙述呈现为一种自觉状态，成为小说中第一位的甚至本体性的存在，这正是现代主义小说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但是，让我不无遗憾的是，莫言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追求与阅读效果没有成正比，相反，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混乱，而且这种苦心经营的小说形式并没有改变《生死疲劳》本质上的缺陷，它仍然是一部病态的小说文本。
在媒体的宣传和炒作中，在某著名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中，“回归传统，向中国古典主义小说的伟大传统致敬，向民族主义写作进军”成为莫言在《生死疲劳》中的美学追求。而承载这种追求的仅仅是将“六道轮回”（实质上是西门闹在畜牲界轮回了六次）这样一种东方的民间想象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仅仅因为在每个章节加上了一段半文半白，对仗尚不工整的标题。这么简单地就把《生死疲劳》与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小说联系在了一起，与民间性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不是莫言的谵妄，那就只能说是评论家与书商炒作“完美结合”的典型例证。我以为，《生死疲劳》不但没有回转身来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反而是在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致敬，是在长篇小说的现代性、先锋性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看出，《生死疲劳》寄寓了莫言太多宏伟、壮丽的追求：既要显示自己在长篇小说文体方面的创造活力，双要捍卫“长篇小说就要往长里写”的尊严，既要融合诸种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又要进行民族化、民间化的叙事，既要完成动物性对人性的替换与超越，又要献上对土地的颂歌与悲歌，既要完成对半个世纪中国当代历史的颠覆、反讽与重新讲述，又要接续古典章回体小说的伟大传统。我不得不承认，莫言自觉运用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小说技巧试图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进行超越的姿态既迷人又美好；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沙丘之上的虚幻的大厦。就目前我们的想象而言，小说的本质仍然是人物与故事，不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扎实而厚重的生活永远是小说赖以存在的前提。
《生死疲劳》暴露出的问题很多，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意念和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和现实感，其二，小说在叙事与主题的处理上严重失衡，在对人性的探索和伦理境界的营构方面严重失范，其三，生活，或者说小说内容上的单薄与虚幻，不但无力承载作家庞大与芜杂的思想与小说技术观念，甚至连起码的阅读都难以完成。
莫言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在写作中我就是皇帝”。诚然，作家在创作中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性和主体性，作品也无可置疑地会留下鲜明的作者烙印；然而，作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作品，对阅读的主宰权利却是值得探讨的。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传递出了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即作家自我的膨胀，观念写作的膨胀，这种膨胀甚至到了完全无视生活的常识与真实的程度。《生死疲劳》充其量也就是勾勒了一篇高密东北乡的大事记，这样的一种虚弱的故事形态无法承载作者的思想与小说技术上的追求。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意念和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使小说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与现实感。这篇小说在主题上很驳杂，当然一部作品也可能包含有多个主题，就拿西门闹在畜牲界里的六次轮回来说，它既可能暗含了一种遗忘与记忆的主题，也可能表达了一种反抗者被驯服的悲凉与无奈。而最重要的主题，或者说作家最想要表达的一种理念，可能就是小说中的一句话——“一切来自土地的最终还将回归土地”。这个主题看似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但事实上却是与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就是这样一种先行了的主题设想与“六道轮回”这一看似极富哲理的美丽幻象遮蔽了莫言，也遮蔽了小说本身，使得莫言与这部小说无法真正地切人到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当中去。人物立不住，情节更是虚假与荒谬。在横跨数个历史阶段，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叙述中，我只看到了几个只能在短篇小说中称得上精彩的情节片断，其他的几乎都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幻象。出彩的细节与情境营造，这是莫言小说的强项，但仅凭这么几个片断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长篇小说这种厚重的文体。就是为了适应作家自己这种疯狂而强悍的主题设想与主观意念，莫言开始生编硬造，开始牵强附会，而不顾及生活现实的逻辑性，不顾及人物内心的真实和动机的合理性。小说的结尾显得更加的荒谬，在这里作家的狂妄和盲目自信达到了顶峰。他不需要对人物心理进行铺垫、分析，对人物关系进行梳理，干脆开始了一场杀人游戏。作家自己匆忙地跳出来充当刽子手，对小说的主人公不问青红皂白，进行逐个的杀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最终完成作家对这一主题的设定。所幸，作家谋杀的只是一群虚假的符号，一群本不存在的幻影。我在阅读中丝毫没有感受到震撼，为人物的命运唏嘘叹息，我反而感觉受到了愚弄。作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自己必然的命运”，就将小说基本的真实轻易地颠覆，强迫读者认同这种荒谬的逻辑。
小说的叙事与主题严重失衡是《生死疲劳》的又一严重缺陷。莫言采取了比较花哨的技巧试验，更像是一种炫技。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动物视角、童年视角，多条叙述线索，三个叙述主人公同时推进，这就造成了一种叙述上的混乱，打破了故事的连续性，也破坏了阅读的快感。读者不得不间断地跳出故事翻看他的人物表，反复琢磨人物关系，这无疑是一种讨巧的叙述方式，但它带给读者的感受却是令人生厌。尤其是作家以第一人称为主体叙述，喋喋不休的语言的极度膨胀和爆炸，把小说本身的故事空间挤占得更加狭窄。而加引号的莫言跳出来讲话，用他的作品来介入叙事，衔结故事的进行，就像一个插科打浑的小丑一样，既没有什么必要性，又显得过于随意。我当然理解，莫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采用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但是这样的一种技巧的使用就像给作品蒙上了一层彩绘玻璃，看似很绚烂，但却遮蔽了阳光，留给读者的是一地斑驳的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