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之后，莫言获得了一张超极端写作的“特别通行证”——写什么就是什么，怎么写就怎么发，连错别字都照排不误；他随心所欲地自我表现，不仅远远超越了一般小说规范，而且也偏离了他自己风格的内在规定性，使这种风格发生了倾斜和变异。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开始漠视读者，拒绝阅读，而蛰伏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自言自语自说自听，沉溺于一种“内向交流”的封闭状态之中。它的具体表征就是大量摒弃经验而倚重超验，或者以梦境（《食草家族》）、或者以寓言（《十三步》）、或者以神话（《红蝗》）来组构一个个纯粹的幻象世界，里面充满了：“混乱的思想”、“可怕的情绪”和“病狂的倾向”（莫言语）。与此同时，他早先创作中暴露的那些缺陷，如感觉的炫耀、泛滥乃至重复，语言的毫无节制，狭隘激愤情绪的喷吐，为审丑而审丑的癖好等等，都加倍触目惊心起来，几乎成了此一阶段最鲜明醒目的莫言烙印，使作品变得空前地迷狂、偏执、紊乱和晦涩。人们惊愕之余，忍受不了这种阅读折磨，渐次失望地远离莫言而去。批评界经过了一段沉默之后，也终于忍无可忍，于1988年开始不约而同地对莫言的“超极端写作”倾向进行了猛烈狙击，首次对成名后的莫言做出了最不留情面的严肃批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遏止住莫言在极端化道路上的惯性滑行，且一直随着急剧降温的新时期文学同步滑入低谷。而当八九十年代之交，一种稳健的技术试验的“先锋小说”和一种作为对极端化风格的彻底反弹的朴素无华的“新写实”小说渐成气候并相继领风骚于文坛时，莫言似乎一夜之间又成了明日黄花。忆及当年盛况，令人不免恍若隔世之慨。
诚然，读者的多寡、批评界的好恶并不是衡定作家作品的最终标准，就像《喧哗与骚动》有一年在美国也只卖出一本，而《弗兰德公路》也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觉得“像天书一般难懂”——这都不能妨碍它们最终获得世界性承认。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那些世界级的小说大师基本上都是以惊世骇俗的先锋姿态出现的，一时不被人们理解、接纳和认同倒十分正常，从普鲁斯特、福克纳到萨特、西蒙，莫不如此。莫言也许受他们影响，企图构筑自己庞大的文学山系。这种雄心对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领衔作家来为说是不难理解的（当年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评论也对他表达了这种鼓励和信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指出莫言和大师之间的一个深刻差异——同样都是庞杂纷繁甚至晦涩难懂，但在普鲁斯特那里，始终有一个崭新的时空观念支配下的独特的“回忆过去的方式”笼罩着他庞大的《追忆似水年华》；而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虽然仅仅二十万言，但却以“同时性”和“现时性”并存的创作方式立体地呈现出了人的生命感觉，并由此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表达的可能；至于萨特的荒诞背后显然矗立着一个存在主义哲学观的深厚支撑……在莫言那里，我们还看不见这些东西，看不见一个能抽象出来的自成体系的独特的观念或方法；有的只是真正意义的凌乱，偶或闪烁出某些精彩的砖块和瓦片，也终未能勾勒出大厦的轮廓。如果说，幻象世界的建构更需要倚仗理性的统领（如萨特），而理性又恰非莫言所长，由此才导致了作品的混乱，那么进一步的考察又让我们发现，在这个幻象世界中，莫言最大的本钱——感性生命也被超验所挤压和窒息，开始露出了枯萎的败像。比如《欢乐》和《红蝗》中那大段大段冗长而生硬的议论，芜杂而刺激甚至让人产生生理反感的描写，既不是心灵激情喷射的结果，也不是生命感觉波动的记录，而纯乎是清醒的信笔涂鸦、理智的文字堆砌，是一种故作癫狂的自我放纵与宣泄——对大师的瞎子摸象式的急功近利的借鉴既没有得到萨特式的理性，又失去了西蒙式的感性，那么凭什么去接近大师呢？
显而易见的是，莫言混乱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技术的层面，而更在于深层次的思想情感的矛盾。莫言对此也供认不讳——“我不想解决我的矛盾，我想深化我的矛盾，我想靠我的矛盾来生存。我非常希望非常渴望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产生一种合拍。如果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是一致的，那么，无论怎样强化我的个性意识，无论怎样发泄我的个人痛苦，无论怎样把我的一切都喷吐出来，我的个性就得到一种更大的共性，发泄得越厉害，爆发得越厉害，我就越了不起。”这段话无疑为莫言的超极端写作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诠释，而且作为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与把握，他也大抵是说得不错的，至少他要抓住“矛盾”不放的念头是对的。就艺术而言，只有矛盾才能产生深刻，只有深刻的矛盾才能培育大师，这点莫言心中有数。但是他还只说对了一半，抓住矛盾并不等于抓住了大师的全部。这是因为：第一，莫言作为一个物化时代的挽歌手，作为一个高粱地里的精灵与叛逆，他在我们民族艰难的文明进程中，在社会新旧价值体系的沉重转换中，无疑地体验与承受了一种彻骨的苦痛与剧烈的冲突，但农民的立场使他表现出情感上的三重偏执——亲传统而远现代，亲乡土而远都市，亲感性而远理性。这种“一边倒”的偏颇看似激烈，实际上反而打破了双方力的平衡，削弱了矛盾的张力，消解了矛盾的深度与力度。第二，在深刻的矛盾和完美的艺术之间还有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越是复杂的矛盾越是需要艺术地传达，而不是直白浅露地喊出来端出来（比如莫言好用的矛盾二重组合句式“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之类的就有直白之嫌）。《红楼梦》集中反映了曹雪芹巨大深刻的思想矛盾，但它却并不进行多少价值判断，而只是把矛盾浸润在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的浩瀚大海之中，让人们迷失其中也陶醉其中。第三，进一步就技术操作层面而言，艺术的节制和分寸感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决不因为你的矛盾深刻或痛苦深广就可以随意地发泄和喷吐；如果非要如此，那就只有以损害艺术为代价了。比如郭沫若狂飙突进式的早期诗歌，今天读来就跟喊口号差不多。而忧愤深广可谓现代作家第一人的鲁迅，却以巨大的笔力将一腔悲愤牢牢扼住并不任其喷吐，其作品反而长久地震撼人心。
长远地看，莫言偏激的艺术追求固然受制于他的个性、气质以及全部的人生背景和由此构成的偏激的思想矛盾，但在最切近的角度上看，又无疑地和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的激进思潮和浮躁氛围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学现象都是时代的产物。问题在于，当这个时代或者具体一点说当整个的文学生态环境发生了变更的时候，莫言做出了怎样的调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悄然崛起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先锋作家和“新写实”小说给莫言带来了刺激和挑战。他力图做出反应和回答，并以此跃上一个又一个潮头。翻开近年的刊物目录就不难看到这一点。勤奋刻苦的莫言仍然未见稍有懈怠，创作速度甚至不减当年。只是效果并不理想，量的增加似乎没有带来质的跃进。从《红高粱》至今整整七年间，莫言总共发表了《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和《酒国》等四部长篇以及数十部中短篇，但少有能再让人们普遍看好的篇什，谈论起来，倒是更加怀念当年的“黑孩”。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因而在我看来，现今的莫言不是写得太少，而是写得太多。他确实极需调整，但这种调整决不是拿某一种“时尚”来校正自己，更不是用写作的高速高产来证明自己，而是要切切实实地沉静一段甚至辍笔一段，休养生息以恢复一种心境，重建一种自信，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感觉系统和心理结构，整合与铸炼自己对人牛和艺术的深层思考，在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边缘处寻找并确立一个宏大遥深的小说美学目标，以保证在“极地”上新的扎实稳健的出击。然而莫言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样一些方面——问题之一，莫言过于急切的“反应”仍然是一种浮躁的表现，是一种“宝刀不老”看似充满自信实则恰恰是害怕被淘汰被甩掉的缺乏自信的心理外射（这种担心其实大可不必，以莫言的最高成就论，无论今天有多少火爆的新进作家，依然罕有能出其右者），或者说还有一种名人效应的负面影响——一个硕大无朋的天才包袱从他潜意识里压出一种不断证明自己超群的实力与才华的渴望，因此他要顽强而疲惫地保持一定的速度和产量。问题之二，尤其是“新写实”朴素的审美风范剧烈冲击了莫言的极端化风格，使他陷入难于抉择的尴尬和犹疑之中：继续在极端化道路上推进吧，外不符合“时尚”，内又缺乏强大而持久的“驱力”（原因如前所分析）；那么，转而“趋时”，掉过头来步人后尘也去操练“新写实”吗？这对于向来惯于独标异帜自立山头的莫言来说实在心有不甘。（其实，他的部分作品如《白棉花》、《父亲在民伕连里》等已有某些向“新写实”妥协的倾向。）于是乎，莫言在失去了小说前卫位置的同时，既失去了一种澹泊宁静的平常心态，更失去了一个坚定明确的美学目标——新版小说集《白棉花》就是莫言近年来彷徨徘徊躁动疲惫的创作状态的最新写照。
老实说，作为莫言的同学和最早的热烈鼓吹者，我在如实地描述完我对近年莫言创作嬗变的真切感受后，心境颇为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全部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对莫言产生了江郎才尽之感。我对莫言巨大才力的信服至今没有动摇。短短几年之内，他能先后成为批评界惊赞和诘难的焦点并以此构成新时期文学进程中的特殊景观，正是因为他的才气太大而不是相反。我不苟同他近年的创作路向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比较他曾经达到的高度，比较他表现出来的天纵才情和人们对他的深厚期望。甚至我一边写着这些文字还一边禁不住地想，也许是我的判断失误，如果时间将做出这样的证明，我倒情愿如此。但是目前我所关注的却仍然是莫言能否记得并脚踏实地按照他1986年说过的一段话去做而且越做越好——1986年的莫言如是说：
“我想：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这些是我不死的保障。”
朱苏进：《炮群》以后的“两极分化”
对于朱苏进而言，扎实深厚的军旅现实生活和独异高远的人生理想境界几乎是同样的卓尔不群，二者之间巨大的矛盾和落差组成了一个双向同构相反相成而又富于艺术与思想张力的“小说场”。整个80年代期间，朱苏进就在这矛盾场中惨淡经营精心结撰他的小说佳构，做得很苦很累也很精彩，几乎篇篇不同凡响。矛盾双方的“引而不发”使朱苏进的小说叙述呈现拉满弓的张力状态，而且因其紧绷愈显其筋络毕现的力度，造成了朱苏进小说特有的紧张感、凝重感和深度感。但是，这种长期“引而不发”、“欲飞”不飞的状态也容易带来一种疲惫感和沉重感。矛盾着的双方总为对方所累，理想制约现实，现实压迫理想，相互撕扯与胶着，紧张状态无法消除，只有放任自流地推演其冲突。
其实，从80年代后期开始，朱苏进对这种矛盾的驾驭就已经出现“失控”——它首先表现在1989年发表的《绝望中诞生》里面。在这个孤独里创造了英雄、绝望中诞生了希望的故事中，朱苏进在他的理想人物孟中天身上倾泻了空前的激情——与其说是他对这个人物的偏爱所致，还莫如说是他长期压抑的理想的爆发使然——以至于这股激情的洪流挣脱了理性的羁绊，第一次将朱苏进的素来以冷静扎实的现实主义生活描摹为基石的结构精致、匀称、严谨的小说框架冲击得摇摇欲坠。总体结构倾斜却空前大气，语言热力磅礴却不免芜杂，生活实感的部分牺牲却换来了想象的巅峰状态，一句话，写实的传神让位于理想的辉煌。朱苏进的传统小说模式面临尖锐的挑战。这挑战并非来自技术因素，而是一种小说思路的根本选择：因为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调和，你是放任孤独而高傲的灵魂去理想的天国里做彻底自由的翱翔呢，还是恪守现实生活的准则，对它进行现实主义的规范和牵引，让它向着世俗的大地回归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这甚至主要还不是一个小说思路的选择问题，它也涉及到作家的人生态度问题，或者说它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深刻的思想矛盾。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朱苏进面对这个两难选择表现出了游移、彷徨和一定程度的迷茫——继“孟中天”之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可以作为朱苏进职业军人理想化身的“苏子昂”，在一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炮群》中展演出来的全部的辉煌与黯淡都说明了这一点。孤标傲世而又清醒人世的苏子昂自始至终都被坚执于高邈理想和认同于世俗现实的双重诱惑与迫力撕扯得好痛苦，挤压得好痛苦。结果还是理想受挫于现实，现实主义赢得了胜利。而作家最后匆匆安排的圆满结局实际上既是苏子昂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作家对世俗的认同。《炮群》的矛盾带来了它的深度和缺陷并存，所以被我认定为“半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