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苏进、韩静霆、乔良三位相比，朱秀海无疑是名气最小的一个。虽然在80年代初，他曾以报告文学《河那边升起一颗星》（与袁厚春合作）获得过全国奖，稍后又以短篇《在密密的森林里》为人瞩目，但纵观整个80年代，一浪一浪的文学新潮基本上使他湮没无闻。实践证明，他不是一个短、中、长“三级跳”的全能选手，而更像是一个天生的重量级拳击手。他也许缺乏腾挪跳跃的灵活性，却也因此更专注地追求出拳的力量与命中率。他“十年磨一剑”梦寐以求的就是“一剑封喉”的效果。1979年和1984年他两度深入南部前线长达近半年之久的广泛采访和深度体验，使他收获了一份丰厚而巨大的财富：他曾在一线“猫耳洞”里和战士们摸爬滚打，也曾和基层指挥员在前沿指挥所里彻夜长谈；他亲眼目睹过战斗发起前炮火准备的壮丽景观，更冒着生命危险跋涉过纵深雷区的“死亡通道”，熟悉的战友一夜之间竟作永诀，情感的冲击时时刻刻不能平息……这一切的一切和他长期军旅生涯（包括任职步兵连长）的积累相融会、相撞击、相共鸣，使他不吐不快而又难以释放。他在寻找“形式”，等待出击，他瞄准的目标就是长篇。当一批紧密跟踪南部战争的中短篇小说相继问世并频频“打响”之际，他仍然不为所动，他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直到1989年，他才打出他的第一记“重拳”——近60万字的《痴情》被舆论称为一部“反映当代战争‘后遗症’的先声之作”。但由于这部作品在艺术结构上的明显失衡，和过量的形而上思考，使这一记“重拳”多少还显得有点虚飘，再加上当时外部环境的动荡，《痴情》再次被“湮没”。时至今日，又过了六年，也就是说经过前后长达十几年的酝酿与发酵，经过将近三年的辛勤笔耕，我们才有了这部46万字的《穿越死亡》。它，才是朱秀海在反映当代战争的文学舞台上打出的一记真正漂亮而有力度的“重拳”。
总体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评价《穿越死亡》的艺术风格：这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激情相结合的厚重之作。它具有俄罗斯油画一般的沉甸甸的质感，它又像中国的太极功夫，内蕴深邃，其绵绵掌力不绝如涌迎面逼来，它写得绵密细腻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而又有力度，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具体而言，我们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简要评述《穿越死亡》的“创意”。
第一，它建筑了一个最适合支撑或容纳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的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全书以一次收复失地的中型战役作为背景，细致而有层次地展开了从我前沿团指挥所到前线战斗排的丰富的画面。最具特色的是这个故事中间所出现的巨大的逆转和反弹：在最初的战略预案中毫不起眼的“634高地”随着战斗的纵深发展而逐渐成为了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之地，而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战斗力弱中之弱的二营九连三排竟然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能够去攻打“634高地”攻坚战的惟一力量。矛盾的急转直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巨大张力，就这样紧紧地绷住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显得波澜起伏而悬念选出。尤为难得的是，这种情节的设置和突变毫无牵强和人为编造的痕迹，它完全是按照战争的规律和逻辑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剥笋式地自然展开。从战略预案到战斗计划乃至每一个战士战术动作的精密和准确，使得这个风云变幻奇谲莫测的故事构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信服，在我这个有着二十余年“文职”军旅生涯的军人看来，它的每一个情节都几乎是无懈可击的，而据一些读过作品的指挥员和战术专家们说，即便将“634高地”攻坚战作为一个经典战例来分析，它也是完全经得住推敲的。它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了一部长篇小说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同时又为展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提供了一个坚实而丰满的故事载体和广阔而自由的艺术空间。
第二，它直逼死亡这一战争中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中的重大主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彻人物的灵魂和照取人性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考层面。此前我们的战争文学在英雄主义的规范下，只注意突出与强化英雄人物英勇无畏的一碗，似乎他们天生地不怕死，而多少有些忽略了他们从平凡到伟大，从怯懦到无畏的转化过程。《穿越死亡》恰恰从这里进入，它将一个只有十七岁的文弱大少年上官峰担任排长的九连三排置于死亡之谷，就是为了充分展现一个个平凡的军人面临死亡的心灵裂变或人格升华。它勇敢地正视死亡带给人们生理和心理的恐惧，指出“生命的本能拒绝死亡”这一简单的道理，大胆地让主人公（上官峰）承认：“死是具体的，突如其来的。它让我恐惧。这很可耻吗？不。生是每一棵小草都无限渴望的……”“战争中最容易剥夺的就是人的生命，但正因为如此，生命在战争中就应当受到加倍的珍惜……”“战争的艺术不是死的艺术而是生的艺术。战争就是躲避和战胜死亡。”作者赋予上官峰过多的关于死亡的冥想和形而上思考也许有点强加于人，但他对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和氛围的渲染，对于一个人恐惧心理的刻画和恐惧体验的触摸，是具体入微而准确到位的。把这一点写足了，一个个凡人向英雄的高度攀登的出发点才是真实可信和坚实有力的。小说的难度更在于让这些人物合符人性和性格的规律向前发展，为每个人都找出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和辩护理由——或从理智出发，或从情感出发，或从个性出发；或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或为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或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或仍然是为了害怕（战后上军事法庭），最终都战胜了恐惧，穿越了死亡，成为了“高地”上的英雄。
第三，它塑造了一系列富于个性光彩或人格魅力或性格特征，同时又包蕴了丰厚的思想内涵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在从战士到军长有名有姓的近四十人当中，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排长上官峰等形象最为典型和丰满。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寻找合点。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韧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魅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军人素质修养和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与理论构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我在80年代划分的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军门之子与农民之子）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深刻，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的典型写得势均力敌如双峰并峙双水分流，在当代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至于以十七岁的赢弱之肩挑起一个排“穿越死亡”重担的上官峰，就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了。
当然，《穿越死亡》可称道之处远不仅止于此，限于篇幅，无法备述。但我以为，有以上三点鼎足而立，已将一部优秀的战争长篇小说牢牢支撑在当代文学的风景线上。虽然它在艺术的处理方面还欠精致和周密，比如密实有余，疏朗不够，而显得缺乏节奏感。具体如夜间的雨林景观场面过多，有单调、沉闷之嫌；第三部中十余人的出场介绍都以倒述方式处理，有笨拙、重复之累；关于死亡、关于战争、关于和平时期的军人价值定位的思考太形而上太直露，亦如书名《穿越死亡》反倒不如直接采用“634高地”来得干脆又含蓄；开篇江涛的出场过于静态和古典，稍显做作；若从第二节军长等众目睽睽中推出，节奏快而且气氛足……如上吹毛求疵，仍是瑕不掩瑜。就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他的姿势也许不够优美和潇洒，但他超乎寻常的力量，已经把我们击中了。
四
扎实的体验夯筑了《穿越死亡》的厚重，飞腾的想象却托起了《孙武》的飘逸。
《孙武》展现的是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73年之间春秋战国时期悲壮凝重而又急速向前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真可谓中国历史的大手笔挥洒出来的一幅风云突变，人物峥嵘的绚丽画卷。就此而言，历史是慷慨的，然而历史又是吝啬的。就像神来之笔不可再现一样，如此一个震古烁今的大时代，只剩得断简残编（如《史记》中的《孙武》篇，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模糊漶漫，轶闻传说虚幻飘渺，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大事件甚至只留下寥寥数字而已。两千五百年的岁月之川滚滚东逝，历史烽烟早已杳不可寻。如何使孙武这位古代兵圣“复活”于当代？“以史带文”（如当前大量反映有清一代的《少年天子》、《曾国藩》、《雍正皇帝》等）的路数显然走不通，而简单的“以文写史”（如取材于中古题材的《武则天》、《唐明皇》等）的方法也难以奏效。史料的稀有与“虚无”在这里严峻地挑战着作家的想象力和才华以及艺术修养。
韩静霆敢于应战，不仅在于他的多才多艺和不倦的创造活力——他早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精通音律和民族器乐，先以小说名世，继以《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等歌词享誉乐坛，晚近又以别具一格的文人书画崛起于美术界；更在于他豪放的天性和浪漫的气质。他始终在寻求一次酣畅淋漓的大宣泄与大喷发。当他的神思和战国风云相激荡，情感和春秋人物相遇合，他怎能不对孙武情有独钟？历史的空白，恰是作家飞扬文思的长天阔地，诚如韩静霆在《我写（孙武）》中所言：“这倒正是本书作者要深谢司马迁大师之处，谢谢他老人家给后人留下了些许空白，谢谢他为我们留下了驰骋想象和文思的天地……历史小说创作的快乐之鸟，大抵就起飞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之间。”
于是乎，展开想象，投放激情，注入才学，再熔铸成一只活生生的历史感性之手，痴迷地、大胆疯狂而又小心翼翼地触摸两千五百年前的山川大地、飞鸟流云、战马和热血。这一只神奇之手牵引着我们走人时间隧洞，不知今夕何年，不知身处何方——在公子光刺杀王僚的那个闷热的黄昏，鱼肠短剑寒光一闪，嗤，我们手心出汗却在心里直冒冷气；“吴富教战”由一则简单的寓言或传奇却演绎出了一幕有情有义、有喜有悲、有血有泪的重头戏，其间由滑稽而荒诞，由荒诞而庄严，由庄严而紧张，由紧张而残忍，一波三折，一石三鸟，令人一唱而三叹；更有浓墨重彩挥洒数万言的柏举之战，是正面表现孙武雄韬伟略的高潮，也是标志他命运转捩的关键，写来场面壮阔笔力沉雄，成了全书的华彩段落……
当然是想象激活了史料，给历史注入了灵魂。同时，艺文的相融和触类旁通，又保障了作家从多侧面多角度地去感知历史、化开历史和复活历史，由于有了丰满灵动的历史感性，才赋予了他大胆想象的“创造之鸟”以灵气和血肉，使其快活地飞翔在“历史的缝隙之间”。但是，仅仅有历史的想象和感性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对于历史规律的洞见，对于人物命运的把握，对于社会发展和战争之辩证关系的独到见解，质言之，没有历史理性的烛照与统摄，历史的想象和感性将可能变成溢出河床的洪水四处漫漶。而在这一点上，韩静霆也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小说家的冷静与睿智。他没有一味地沉醉在想象飞腾的快感中，也不恃才逞气凭艺术感觉包打天下。他不惮烦难与艰辛深入钻研《孙子兵法》，研究孙武与战争，战争与人性，人性善与恶的转化，沉沦与升华，企图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和积极价值，从而为今人思考现代战争提供某种参照和警示。他研究的结果是孙武乃一悲剧人物。
孙武的悲剧，有常人的一面，更有伟人的一面。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他为了著成兵书施展抱负而愈挫愈奋九死不悔，然而，当他领兵拜将小试牛刀一举夺得豫章、柏举之战的大胜之后，回眸战场，却不免悲从中来。此一时刻，他仿佛从多年的杀伐征战中大梦方觉，原来人的最高智慧恰恰是以最残酷的方式来实现，来映衬，正所谓最优美的最野蛮，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悲剧不是人性被战争所异化的悲剧，而是人性在战争中复苏和觉醒的悲剧。也许，从这一刻起，孙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才进一步明朗和确立，他要在更高的境界上实现他的军事理想，即“慎战”、“以战止战”，以战争求得和平，用和平制止战争。但是，他和好战、滥战的君王夫差的矛盾由此衍生乃至激化，最终导致了他反复罹难而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