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进：绝望中诞生欲飞
朱苏进的独异之处既不在于像莫言那样先天地拥有一块丰沃的“地域文化”（广泛而言即农业文化），也不在于像周涛那样后天地进行了一次远距离的“文化杂交”。换言之，朱苏进的特点也许不在“文化”，而在于他特殊的禀赋和特殊的身世遭际的遇合，在于从这种遇合中孕育、强化和撞击出来的特殊的个性与气质。或者说，朱苏进原本就是一颗强韧的种子，他之所以最终长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主要并不由阳光、雨露和春风滋养，而更在于他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挑战与抗争。具体说来，其中大致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中级军官家庭的熏染在他幼小的心田早早地郁结了一个“将军情结”的辉煌梦想；二是少年罹病住院的经历决定了他介入人生与艺术的独立独行的基本姿态；三是长期而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和精神的牢靠支撑。
军人家庭的出身对于朱苏进日后成为“正宗”的军旅文学作家、成为当代职业军人的代言者，决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就像农民之子莫言最终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一样，这几乎是一种“前定”。我们当然不是“出身决定论”者，但无可否认的是，你的出身必然包含了你全部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你的生存环境，甚至于你的人生道路……而这一切自然就构成了一个作家文学世界的基本母题、情调和景观。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更多的是“非典籍”意义）的浸淫与承传。也就是说，当莫言在高粱棵子里呼吸着那苦涩微甘的薄荷气息的时候，当周涛在哈萨克帐篷里喝着马奶子酒的时候，朱苏进正在绿色的军营和军人的包裹和呵护下聆听遥远的战斗故事，投入迷人的战争游戏，神往着威武的坦克、高昂的火炮、如箭的战鹰和激越的军号……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超前训练”，一种“军营文化”的陶冶与熏染。与此同时潜移默化的还有一种军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言谈举止、做派、风度和气质，等等。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富于军人色彩的理想塑造，一种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的诱导，一种“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人生追求的定位。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方面，中层军官的子弟（就像一般中产阶级的子弟一样）往往表现得特别富有行动和想象的活力——相比较下层而言，他们具有更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人文教养以及由此培育出来的更健全的个人素质；相比较上层而言，他们又少了一分由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所腌泡出来的惰性和纨袴气。他们居于二者之间而又能兼取二者之长：一方面他们葆有了下层人们坚韧刻苦奋斗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与上层人们的接触中提高了眼界，开拓了胸襟，受到了一种更加辉煌的前景的昭示与激励，所以他们总是具有不甘“中游”争“上游”的勃勃雄心，他们“子继父业”的潜台词其实多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朱苏进，我们亦可大抵作如是观。在朱苏进那里，“子继父业”的情结是深重的，他不止一次地描写过父子两代兵的情形，比如《引而不发》中的西单石和西帆、《凝眸》中的古沉星和古朴、《炮群》中的苏子昂和苏副司令，等等。而且在这些父子兵中，尽管父辈多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只有西帆当了几十年参谋是个例外，他业务精通却没有机遇，西单石为此耿耿于怀，颇有些忿忿不平之气），但“儿子”们其实更出色，他们一个个人小心大，位卑志高（多是班长，也包括一些年轻的下级军官如袁瀚、孟中天、元荒等）；他们以父辈为楷模和对手，志在超越；他们年纪轻轻就表现卓越，质量超众，鹤立鸡群。他们尤其有一点比父辈们更清醒和更自觉：他们选择军旅生涯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也是选择了一种事业，这是一份执着的热爱，也是一种主动的人生设计——他们信奉的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信条。然而，时不我与，生不逢时，他们在和平无大战的年代里空有雄心壮志却不得施展。这是想当将军也能当将军而最终又难以成为将军的一代。朱苏进为他们扼腕咏叹，把笔吟唱，好梦难圆的“将军情结”在他笔下蕴积并释放。
当然，仅此还远不足以解释朱苏进。因为这毕竟还是共性的东西，军人家庭出身的军旅作家也远不止一个朱苏进。朱苏进之所以成为朱苏进，自然还有更加个人化的因素——比如他少年罹病长期住院的一段经历。关于这段经历，尽管朱苏进在几个小传中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可我却从来就格外重视它，因为根据一般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的经验来看，童少年的经历和病史对其终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对于朱苏进来说，似乎尤其是这样。朱苏进自己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几个虽然短到了极致的小传中也不忘将其“带上一笔”。在其中一个小传中他这样写道：“读小学至五年级，因病辍学，纠缠多年”。寥寥十数个字包涵了一段重要的人生经验，它像一个闪烁其词的谜语愈加引起研究者解读的兴趣。我读朱苏进的作品，每每能嗅出一丝福尔马林的气息，感觉到一段遥远岁月的重重光影。我甚至早早地就自我判定，那一块生活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苏进介入人生和艺术的基本姿态。
巧合得很，似乎是为了印证我的揣测和判断，朱苏进在1993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中篇新作《接近无限透明》，第一次在小说中“动用”了少年患病住院的生活经历。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作家自传来读，但作为作家少年时期的一段情感或心灵历程的披露，我却宁可信其真而不愿信其假。尤其小说中的少年“我”的住院遭遇又是那样的奇特和不平凡——其中有两件事恐怕是最要紧的：一是“我”与小病友兰兰因同看太平间而导致夜间恐惧，因恐惧而合床睡觉，遂遭到护士的误解、喝斥并被粗暴拆开；二是“我”为那个狂人、超人、众人眼中的精神病患者李觉所迷恋、所吸引、所点化，从崇拜始，经过“双重误解”，以相互伤害终。这两件事中都有一个核心情节就是“误解”，而且都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对于孩童的误解。也许这种误解都是根据成人世界里的一般逻辑正常推导出来的善意的误解，但它对于一颗“接近无限透明”的童心来说却是十分残酷的，它所造成的刺激、震撼和伤害甚至是终生难以平复和弥合的。就像作者借李觉之口所说：“在你现在年龄段，可塑性最高，挥发性最强，心灵嫩得跟一团奶油似的，谁要是不当心碰一下你的灵魂，他的指纹就会永久留在你的灵魂上。”在此一阶段，少年初涉人世，不谙世事，来自人世间的每一个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每一份真诚、友情和爱心，每一次欺诈、虚伪和阴谋，都会成几何级地无限放大，就像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他明澈纯净的心的天空，留下浓重的蘑菇云，久久不能消散。
就在这样的阶段，“奇人”李觉深深地进入了少年“我”的世界，他超凡脱俗的智慧、才华、激情与气质彻头彻尾地征服了“我”，使求知若渴的“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全部接纳了他，尤其是他的纯真和童心使俩人在“接近无限透明”的境界中达到了融合。然而这种不含一丝杂质的童心交往却不为成人（亦即世俗的）世界所理解与接受，他们指认李觉为“神经病”而阻止“我”与他的来往，于是“我”成了人们伤害李觉同时也是自伤的一件“利器”。在“我”眼中（其实也是在朱苏进眼中），李觉当然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只是他的近乎孩童的透明与单纯、本色与自然和世俗格格不入罢了。于是，在那些“成熟”了的其实是真正有些病态心理的人们眼中，他才显得仿佛有些病态。毫无疑问，李觉式的人物、李觉式的自信和孤傲的个性与气质深深地浸透了少年朱苏进的身心，而且成了他此后笔下的基本人物原型或人物的基本个性与气质。《接近无限透明》是朱苏进对“李觉”的一次深长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美好孩童时代的一曲挽歌。
我之所以侧重从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接近无限透明》这样一部艺术上也许并不十分优秀的作品进行比较详尽的“解读”，仅仅是因为朱苏进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文本只此一个，确实弥足珍贵。如果企图得出更贴切、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恐怕还有待于作家贡献更多的可供阐释的同类文本。不过，仅此一个也足以帮助我们根据“少年患病”的一般情状对朱苏进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少年天性最好幻想而酷爱自由，可一旦染病在身就不免要与床榻为伴，孤寂独处，形影相吊，画地为牢。如此一来，物理空间的收缩势必要刺激心理空间的扩张。也就是说，行动的拘谨反而导致了心灵的加倍自由，孤独使幻想更加辉煌（这也是一种“绝望中诞生欲飞”吧）。此其一。其二，少年患病而又长期住院，就等于提前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在一夜之间变换了“角色”——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的“角色”，既不是学校里的学生，也不是家庭中的孩子；他只是一个病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跟周围的病友们是平等的。在这里，小孩的角色意识被削弱和谈化，他必须努力提拔自己，学得“少年老成”，以便“平等”地和病友们打交道。而与此同时呢，病友和医护人员们仍然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在他面前往往不设防，不存戒心，不戴面具，最容暴露出真性情、真面目。他由此获得了一个观察人生与进入社会的特殊视角与通道，他从中感受了真善美，也领略了假丑恶；尤其从一个纯真的少儿目光出发，那些人性中的根本弱点部分也许更让他触目惊心，从而一下子洞穿与抵达人的本质。他就在这一点点发见中成熟与长大，直到褪去童真，冷酷地直面人生。那些“发见”与感悟虽然深埋心底秘而不宣，但对他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朱苏进在《接近无限透明》中所感叹的：“心里老搁着一团隐秘，我们正是凭借那种东西才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的，它跟酵母一样藏在身心深处，却膨胀出我们的全部生活。”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朱苏进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逐步确立起他介入人生（和此后介入艺术）的基本姿态：一方面是冷静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是迷狂的幻想主义，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孤独的冥想者”。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以一个少年好奇而又早熟的目光多疑而又坚定地直面人生，探视与揣测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养成了“凝眸”洞观的习惯和锐利得不无几分刻毒的“第三只眼”，察人观物远比常人来得更犀利、透彻和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十分防范别人窥破自己的内心，讲究收蓄与内敛，自我设防，自我封闭，喜怒有度，“引而不发”，使人很难穿透甚至接近他的内心世界。他拒绝交流与沟通，连朋友也不例外。这实在是一种对人的孤独本质的清醒认同和对自我质量的高度自信。现实世界中的孤标傲世常常导致精神领域里的孑然独行，他不得不在寂寥的心空中高张起冥想的翅膀，在一种自足的封闭状态里实现幻想的辉煌——那也是一种“病态”的辉煌。一种“自恋”形态的辉煌。
1969年，十六岁的朱苏进带着将军的梦想、孤傲的个性和幻想的气质到福建海防当了一名炮兵。这对于“文革”中期的军门子弟来说，实在是别无选择中的最佳选择。它既回避了“上山下乡”的大潮而解决了“出路”问题，又在“子继父业”（或“望子成龙”）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做了一个直捷的沟通。然而，它对于心性和憧憬都高薄云天的朱苏进而言，却无疑是踏上了一条充满幻想的幻灭之旅——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产生将军的年代（取消了军衔制，也没有了名义上的将军），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和平无战事，更由于它本身的全部的畸形所决定，它甚至不能容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正规的军人素质养成，更遑论其它？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段“红色政治”充斥在每一缕空气中的非常岁月，整个军队都在“突出政治”的高调下高速运转。人人激进，人人自危，而人人都呈显出某种心理和精神的真正病态。朱苏进就好像刚刚从一个生理的小病院又来到了一个精神的大病院，他尖利的“第三只眼”常常轻易地洞穿了谎言下的真实，窥见到了人们心中的“病灶”，体验到了荒谬年月里整整一代军人的心灵被压抑被扭曲的沉甸甸的苦痛（中篇小说《第三只眼》就是对这一段生活和体验的绝妙写真）。这是军旅生涯对少年朱苏进的一次人生洗礼，也是对作家朱苏进的一份“文学馈赠”。作为这份“馈赠”的另一部分则是扎扎实实的军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从朱苏进入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整整七年他基本上都是在炮兵连队度过，当过炮手、瞄准手、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和副指导员。也就是说，七年中当过连队三级（班、排、连）领导，摸过炮兵各个行当。这样一份履历在全军专业作家队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它毫无疑问地成为朱苏进日后建构军旅文学世界最初的一块坚实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