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旁人来读这段文字时，也许很难体察到作者所表达的这一份感情的凝重与真挚。1990年1月，在天津港边防检查站召开的“《中华之门》首发式暨研讨会”上，当李荃讲到上述情形时，这位倔强的山东大汉竟然哽咽无声语不成句，而此时，坐在会场一角的张俊南却双手捂面，悄然起身离去……这一幕突如其来震惊了全场，寂静中，有一股真情的激流在与会者的心中飞溅，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张俊南这么个“抓”法，怎么能不抓出好稿子呢？在关键时刻，为了作者、为了稿子，他总是舍得把自己豁出去——1996年某日清晨，他家因邻居失火而引发火灾，火势来得凶猛突然，慌乱中他只顾得披上一件夹克，却本能地抱上案头的一摞书稿窜出去了。待来到楼外空地上，看着熊熊火舌吞噬四楼的家时，社里的同志都过来宽慰他，他却抖索着身子嘿嘿直傻乐，一脸破财消灾的“幸福表情”。此刻，他是真正的身无长物，只有掖下那一摞书稿——一部外地作者刚刚寄来的书稿。海波、刘立云、余戈等多位目击者向我讲述那一场景时无不感叹唏嘘，而我则想，那部书稿的作者真当为此一哭！
在对待稿子和作者的问题上，海波式的“痴”和张俊南式的“傻”都并非绝无仅有。以我的耳闻目睹，就还可以补充两个例子。其一，1984年秋天，首届文学系刚开学不久，时任《昆仑》编辑的袁厚春已得知李存葆正酝酿一部重头大稿《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便三天两头来我们宿舍找存葆软泡硬磨，先是活生生地将“版权”从一家地方刊物“挖”了过来，继而又火烧火燎地催着存葆尽快上马开工，最后为了解决工学矛盾，干脆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名义代存葆向军艺请一个月假，“秘密”将存葆转移到据说是长城脚下某部的僻静处，既消除了夺稿大战的隐患，又保证了作家的创作时间和精力，使得这部稿子顺利完成，并在当年第6期《昆仑》上隆重推出，在翌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登榜首。其二，今年春上某日，我突然接到《昆仑》青年编辑余戈的电话，向我打听一个叫詹文冠的人。说是他从自然来稿中读到詹文冠的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恕我违命》，写得很有才华，很有想法，很有基础。可是来稿上没有联系地址，只是从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推测此君恐怕是海军作者。经与海军文化部方面查实，詹文冠乃海军某部战士，曾上文学系自费进修。于是，顺藤摸瓜摸到我这儿来了。我答复余戈，詹文冠确实曾在文学系进修一学期，但此后不辞而别，一去有如黄鹤杳然，两年中只给我来过一次电话，报告他正在沿海一带流浪，白天打工，晚上写长篇，准备以此方式向军事文学攻坚并献身……最后，我所能给余戈提供的准确情况仅一条，即詹文冠乃江西省九江人氏。我以为此事到此已了。孰料不久就接到余戈从九江来电话，说他已利用公差四川的机会专程绕道九江，现通过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查阅历年征兵名册仍不得要领，希望我能再提供一点新的线索。在我的建议下，余戈在九江电视台打出了“寻人启事”，后又几经周折，终于和仍在外地打工的詹文冠取得了联系。截至我写此稿时，詹文冠已在《昆仑》编辑部改稿，编辑部决心要抓出一部长篇精品。《恕我违命》最后是否能以“精品”告终，还得看詹文冠的造化，我们可以暂且搁置不论。但这一则余戈“寻找詹文冠”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今天，用“文坛佳话”来形容已不足以表达它的意义。它更像一则“海外奇闻”——今天，还有哪一家编辑都会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地去寻找、去关注、去厚爱一位如詹文冠者的无名小辈呢？
然而，《昆仑》做到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种象征，读作一则寓言——一种“昆仑人”精神承传不息的象征，一则“昆仑人”为军旅作家攀登文学昆仑而铺路不止的寓言。回望百期《昆仑》，在“昆仑人”的肩膀上，耸立起了一座又一座“昆仑”；在《昆仑》的山腰上或山脚下，正跋涉着一队又一队冲刺军旅文学高峰的登山队或探险家。
十五年以来，直接或间接由《昆仑》推出的新军旅作家（作者）大概已数以百计。以年龄来粗略区划，可将他们分为三代，第一代即50年代前后出生者，比如李存葆、朱苏进、毕淑敏等，他们或者在《昆仑》一举成名，或者在《昆仑》发表扛鼎之作，或者以《昆仑》为舞台，长久而持续地在上面展示他们的创作实绩与实力——军艺文学系前两届学员共约80人，几乎无一人不曾当过《昆仑》的作者，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主力作者，除了前文提及的部分作家之外，还可以信手列出诸如雷锋、李本深、沈石溪、张波、何继青、张廷竹、金辉、王海鸰、于劲、丁小琦、常青、贺东久、陈云其、孙泱、李忠效等一个长长的名单。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前代作家，共同创造了80年代军旅文学的全面辉煌。第二代即60年代前后出生者，比如阎连科、赵琪、陈怀国、裘山山等，他们大多崛起于80年代后期，是当前军旅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活跃分子。若以军艺文学系角度看，“他们”包括了三届往后的学员中的佼佼者——其中不少人是凭着在《昆仑》发表的一二部作品考进来的，又是拿着发表在《昆仑》上面的新作走出去的。比如石钟山、王久辛、曹宇翔、吴国平、何光喜、毛建福、涛涛、王曼玲、郭木、周建等等。手头有一个典型例子，1993年第3期《昆仑》集中选发了第四届文学系学员的毕业作品共六部中篇，作者为柳建伟、陶纯等人。此一“专号”足以说明若干问题。第三代即70年代前后出生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自1992年以后开始在《昆仑》的“山外山”上朝着主峰引颈眺望的，但也不乏少数少年得志者已经崭露出矫健的“登山”身手，比如文学系九三级战士大专班中的李亚、卢萍、赵伟、简直、杨锋、韩文华等人。开辟“山外山”专栏，无疑是《昆仑》具有深谋远虑的一项战略举措，“山外山”中，蕴藏着军旅文学的后备力量，从他们之间，或将走出一批真正的跨世纪的军旅文学新人亦未可知。
多余的话
客观视之，百期《昆仑》和它的三代作者随着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走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轨迹。它在80年代末期步入低谷，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徘徊和奋力爬坡的窘况之中。此间原因，并非全在于刊物一面，亦非全在于作者一面，乃由于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使然。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当代文学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之下，已不断地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热点跌入冰点。比较之下，军旅文学的处境尤为严峻。早在几年以前，我就曾撰文指出过军旅文学将面临着“双重消解”的潜在危险——一日“观念形态的消解”，即军事文学原所包蕴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使它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还原为一种创作题材的专门指称。它的某种失落和无所附丽，造成它重新定位的一种困惑与迷失，不少作家将在这种调适与转换中失去优势乃至竞争力。二日“组织形态的消解”，即军事文学所惯用的“集群运作方式”（如80年代初期成批次的作家轮番上“南线”采访、80年代中期“重走长征路”的超长途体验生活以及大量的笔会等等）为经济规律所制约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因此之故，80年代建立起来的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渐行“消解”。如今，军旅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当代文学的重镇地位，都已经是岌岌可危了。人们与其说是关注它的整体，还莫如说是关注它的个体。
几年的实践证明，我的上述言论绝非杞人忧天，恰恰相反，诸多事实已被我不幸所言中，当前军旅作家队伍的流失（改行、转业或出国如刘兆林、张廷竹、李延国、严歌苓、丁小琦等），创作重心的转移（转向非军事题材的影视、商业性的畅销书等），投身于军事文学的新人锐减等等现象，都在频频向我们拉响警报。就我个人的研究视域而言，近三年之中，认真追踪当下军旅文学创作态势的文章仅做过一篇，即研究朱苏进、韩静霆、朱秀海、乔良等人的几部长篇新作的《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所余主要精力，均用在“回顾”或“怀旧”一方面：或对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做出某种阐发与总结，如《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和《新时期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或干脆对整个当代军事文学进行一种史的清理与爬梳，如《中国军旅诗：1949—1994》（《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2期）和《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5期）。我的研究重心的“转移”，有自己人到中年“怀旧情结”滋生的驱动，有科研课题的需要，但同时也确实囿于当下军旅文学精品力作的匮乏，缺少可言说性与可操作性，从而不得不“舍近求远”去回溯历史。这大概也就反映了创作对批评的一种制约——或如某些人所言，是批评对创作的一种依附罢？
具体落实到《昆仑》来看，近年景况也颇为窘迫，不如人意处亦不在少数。譬如缺乏深沉厚重、大气精美的能在全军乃至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缺少能敏锐及时、深刻犀利地反映部队现实生活与重大矛盾的成熟之作；又譬如缺少一支稳定的呈梯次的作者队伍，尤其是不能连续推出一批引人瞩目的文学新锐，并能迅速顶替前代作者逐渐“隐去”的空缺位置，从而肩负大任，独当一面；再譬如刊物多年来以为旗帜和号召的英雄主义与阳刚之气正在稀释与淡化，逐渐被一种世俗之风和庸常之气所取代；还譬如刊物的“拳头产品”小说的创作态势日见式微，将越来越多的版面拱手相让于报告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从方方面面“消解”或销蚀了《昆仑》所曾达到过的高度和“含金量”，使其作为一家具有鲜明个性与风格的全国性大刊的定位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与挑战。处于此神情势之中，《昆仑》究竟如何是好？
按理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越是在军事文学面临“消解”之际，越需要一种召唤，一种凝聚，越容易反衬出一方阵地的重要，也越容易托举起一个刊物的品格与特操。具体而言，如果能在重新组织作者队伍方面做出某种努力，那就将功莫大焉。众所周知，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前述三代作者都存在一个亟须重新深入生活或拓宽生活层面的紧迫问题。分期分批、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三代作者到全军各典型部队去参观访问乃至深入生活，不仅可以起到补充创作素材、激活创作思维之近效果，还可以收获凝聚“军心”、鼓舞斗志之远效应。刊物的稿源之丰富，质量之提高，面貌之刷新也将是指日可待的。
作如此之建议，显然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疑。它的实施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恐怕正是当前刊物的“难言之隐”。如果它暂时只能作为纸上谈兵式的理想设计，那么，我们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从现实出发，再考虑一种改良方略或“保守疗法”，即将《昆仑》改为长篇小说专刊。此一方略，可以说一方面是为现实所逼迫，另一方面却也是因现实所需要。它起码包含这样三层意思：一，它顺应了当前各方重视长篇创作的大势所趋；二，它为愈来愈多的成熟的军旅作家的长篇新作提供了首发阵地（亦不妨碍作品在该社出书，或者正可起到广告促销作用），并以此为特色和其他军队文学刊物进一步拉开距离，明确定位；三，由于长篇稿源的“少而精”以及相当一部分稿件可能和本社其他部门共同编辑或交叉操作，刊物甚至还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度压缩人力、物力和财力……
好啦，几句“多余的话”本属多余，早该带住。只是值此《昆仑》百期之际，我从一名忠实读者、作者和军旅文学研究者的角度瞻前顾后，不揣冒昧作以上进言，无非是表达一种复杂心情和真挚祝愿吧。
愿《昆仑》和我们同在。
《昆仑》，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