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一篇散文的好坏和它的形式技巧的干系反倒不大了，而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天生丽质的“真身”。有，则嬉笑怒骂皆成佳构；无，则忸怩作态终是废话。只是这“真身”涵盖甚广，它包括一个人的才情、学养、个性气质和人生历练乃至眼光、胸襟与品操等等。简言之，散文是一个人的全面展示，一个散文家的修炼过程，也就是一个“人”的修炼过程。人生不到一定的境界，是不大容易作出真散文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诗歌是属于青年的，而散文更属于中老年。因为，前者需要一种如火的激情，而后者则需要一种如水的心境。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人世渐深，经历了几番人世沧桑之后，开始把很多物事推远了，看轻了，看淡了，进入了一种散淡如菊、我心悠然的澹泊与超脱的境地，才有可能获得一副审美的心情与眼光，从而写出真正耐得咀嚼的韵味悠长的美文。就像大自然，只有告别了春天的繁华热闹，褪去了夏天的炎热躁动，才能迎来秋天的天高云淡、宁静致远一样；亦如太极高手，内心深厚却从容不迫，没有了虎气，没有了狮吼，只剩得了鹤步的悠闲。故尔，我们读中年以后的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就更能体会“愈老的姜愈辣”这句话的内涵了。就以当前文坛论，几位作散文的好手也大都年逾不惑，才见出炉火纯青的火候。无论是余秋雨的底蕴丰厚，还是张承志的沉雄苍凉，也无论是贾平凹的清淡古雅，还是周涛的气势恢宏，莫不可作如是观。从此一角度看，散文对于青年人来说，倒未见得是一种十分相宜的文体。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辩证法无处不在。恰恰因了散文的随意，亲切和短小，它就和诗歌一样，往往最容易受到那些钟情于文学的年轻人的青睐，或者说，他们选择散文作为自己寻觅通向文学殿堂的最初的小径，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也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就有点“两难”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散文文体的散漫和轻松而言，它于初学者甚为相宜；从散文文心的散淡和悠远而言，它于年轻人又不甚相宜。对于青年人的选择和爱好谁也无可厚非，而至于散文自身的要求谁也无法强求于人。人生是一个一个日子累积起来的，所谓“少年老成”也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年龄和阅历都有待时空的发展，不是单凭主观努力所能一蹴而就的。但是还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对一个有心追求真散文境界的人来说，他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紧紧抓住文化的修养而不放松。于此就说到了第二个字：散文的“文”。
“文”者，文化也。它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但又确实是具体而微，可见可闻的。小到一花一木一沙一石，大到天空海洋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社会万象和人心百态，无不浸淫着文化，表现着文化。尤其当它们出现在散文中，就更会展示出一个作者文化的修养、功底和眼光，所谓文格之高下，文心之雅俗，文笔之精粗，在明眼人看来是纤毫毕现难以藏拙的。如果说，到了一定程度，小说创作依然可以相当地倚重于操作技巧和个人经历等有关因素，那么，散文创作则愈往后就愈能显示出文化和学养的后劲。极而言之，散文的比赛就是文化的比赛。
举例来说，当前文坛的“散文家散文”和“学者散文”两派创作之消长态势便是“比文化”的必然结果。所谓“散文家”一派，我指的是新时期之初就以散文创作步入文坛且十数年来一直专事散文写作的一批中青年散文家，他们一度成为散文界的主力，为新时期散文的活跃与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如今多已步入中年，按说是理应进入散文创作的“秋天”，写出臻于化境的杰构佳什，但事与愿违，这样的角色不多，反倒有相当多的“散文家”给人的印象是变得越来越不会写散文了。没有情趣，没有见识，没有了青年人的激情，也没有过来人的老到，仅有的一点“文采”也被当今的“泛文学化”——比如在数年前堪可当作散文诗来读的文辞华丽的广告——所彻底消解了。粗略检讨起来，这大致可以归结为文化准备上的先天不足所导致的一种内虚现象。
与以上现象恰成强烈反差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一批学者从钭刺里杀入散文界，立即带来了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息，哲思意味和高雅情调，使广大读者为之倾倒。他们中的多数人几年前也许还无意于创作，更不存散文家之想，但不经意间却涉笔成趣，出奇制胜，真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短短时间内或自创一家，或蔚成大国——老一辈的如张中行、金克术、中年的如余秋雨、雷达，青年的如周国平、陈平原等等。他们的“客串”改组乃至改变了当代中国散文的面貌。其中尤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余秋雨教授，他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为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开出了一片新风景。
学者散文的奇观，其成因当然不仅在文化这一面，但文化上的厚积薄发却不能不首先为人们所注意。其实，推广开来看，这不单单牵涉到散文创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当代文学的深化与发展。文化准备不足的后遗症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中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暴露无疑，只不过通过“学者散文”的崛起，在给了我们一个振奋的同时，更给我们以刺激，以警醒：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扯远了。
话再回头说散文的“散”与“文”——
无散淡心境不易作出真散文，然，散而无“文”则行之不远，亦不足道哉。
5.长篇小说的三个“误区”——我看当前的“长篇热”
9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践再次证明，在关于文学运动的任何概括、总结、命名、理论设计或臆想预测面前，它总是更生动、更活泼、更变化莫测乃至气象万千。——正当理论批评界一次次扼腕长叹文学走入了“低谷”、“疲软”、“边缘化”之际，1993年前后的长篇小说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时间，莺飞草长，乱花迷眼，或“炒”或“捧”，出了不少新的“热点”或“中心”。年产量早已动辄百部，并且还正在以“丛书化”、“系列化”、“集团化”，以及趣味的“地摊化”或者包装的“精致化”，显示出喧嚣而生猛的势头。面对这样一个空前的庞杂纷繁的“长篇热”现象，要作出条分缕析的清理和冷静公允的判断，恐怕有待时日。首先，这一股突如其来的莲蓬勃勃的“活力”究竟缘自何处就颇发人深思——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自短篇而中篇而长篇逐级“进化”的正常发展？是作家们的思想修养、生活积累和技巧训练一夜之间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还是艺术创造空间拓展以后的诱惑？或者是商业机制运作强化所带来的刺激……因人而异、因书而异找出某种答案也许并不困难，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连串的问号背后，实际上涉及我们在今天一种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究竟如何认识、把握和遵循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问题，此其一。其二，如何在泥沙俱下中披沙拣金，于鱼龙混杂里激浊扬清，这又涉及到面对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失范，我们究竟怎样坚守并指示出一种富于人文精神和审美创造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问题。以此观之，我觉得应当毫不隐讳地指出，当前的长篇热潮有不少人为吹涨与加温的成分。它已然呈显出了一定程度的畸形与病态。相当多的作家与作品，在不同的方向与层面上走入误区。
最显而易见的是“金钱的误区”。八九十年代之交以至当今，文学商品化的时潮浩浩荡荡，大有顺昌逆亡之势；再加上图书市场的无序与误导，一批三流书商上下其手推波助澜，精心包装和隆重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这些人物名不见经传，却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他们的“产品”都堂而皇之地贴上“长篇小说”或“长篇纪实文学”的标签招摇上市，风靡地摊。在书商和小报记者联合制作的广告攻势中，我们还常常可以读到“里程碑”、“划时代”、“长篇杰作”、“当代奇书”之类触目惊心的字眼。不明就里的人们真会认为当下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已进入了“黄金时代”。但是在那些花里胡哨或者貌似文雅的包装里面，不过是一堆拳头加枕头，大款加大腿，或者是将隐私当新闻，把肉麻当有趣的玩意儿，其高明者还算得是文从字顺，等而下之者就简直是狗屁不通了。这一大批散发着铜臭的伪劣产品，本不应在我们的讨论之列。但不能忽视的是，它们的出现，对于当前长篇小说的虚假繁荣，无疑起到了添油加醋、混淆视听的作用。首先剔除这一块，为“长篇热”降温消肿，有助于我们走出认识的“误区”，透过数量庞大的现象而直抵它的实质。
其次是“才华的误区”。这是一个针对真正意义上的而同时又是广泛意义上的小说家来讨论的话题。它给定了两个前提，一是真正有才华、有素质、有实力并不乏上乘创作表现的小说家；二是它包括了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作家。依我看，作出这样的限定和区分的意义在于，不少小说家都有一种“错觉”，潜意识里有一种小说创作是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的“三级自然进化论”，误认为写好了短篇就应该写中篇，写好了中篇就必然应该写长篇，而忽略了作家的气质、才华、个性与文体之间的内在的对应、契合与制约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并不等于一个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家，你可以写好短篇或者中篇，但并不等于你一定就能写好或者适合于写作长篇。反之亦然。长篇小说其实对作家有相当严格的选择与限定，只不过这种选择与限定，并不主要指向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之厚薄、写作技巧之高下、文学才气之大小等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的性质与特点。虽然目前我们还难以对其中所蕴含的具体因素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但一部文学史却给出了许多足资参照的例证。比如契诃夫、莫泊桑、茨威格、欧.亨利、鲁迅等人，亦无长篇巨制而主要是以短篇奠定了大师位置。相反，托尔斯泰、雨果、曹雪芹、普鲁斯特等则仅仅以长篇名世。在长、中、短篇领域里均有杰出建树的“全能选手”不是没有，但是不多。这些大师之所以不轻易“客串”，就在于对小说文体特征有清醒的把握，对自己才华的性质，有准确的定位。鲁迅先生两度欲写作长篇而最终都未能动笔，除了素材与生活以及文艺论战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依我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审慎地意识到自己高度简约凝炼的文风，与长篇的体裁不甚相宜。发人深省的是，大师们的严谨和审慎，丝毫没有妨碍他们获得世界性的文学成就和影响。令人不无忧虑的倒是当下，我们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尤其是一批中青年作家，在中短篇领域里小试身手之后，便一拥而上地竟写长篇，似乎不写长篇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小说家身份。于是乎，我们不无遗憾地读到了不少拉长了的中篇或是中短篇的连缀，其中虽然不乏局部的精彩和片断的闪光，但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来要求，或显单薄孱弱，或见支离破碎，或嫌构架不稳，或叹虎头蛇尾。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但一部分作家缺乏对个人才华与长篇文体特性的清醒认识，却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或许会以“我也有了长篇”而自慰，究其实却是一种才华的误置与浪费。如果因人而异，量体裁衣，扎扎实实地写好几部中短篇，也许更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长其所长，得其所哉。
与以上两点相关而来的问题是“心态的误区”。当我们看到一部分不光有才华有实力而且比较适合于长篇创作的作家步入这一误区时，尤其感到惋惜。他们在80年代深重的“诺贝尔情结”压迫下的焦虑刚刚有所缓解，随之而来的90年代喧嚣的金钱的诱惑和同行竟写长篇的刺激，又使他们变得躁动不安。浮躁的创作心境和草率的创作态度随处可见，一年写作一部乃至数部长篇的速度已不算什么新闻。所谓“十年磨一剑”的说法已经成为了遥远的传说甚或与笑柄无异。不敢说相当多的作品都是粗制滥造，但厚积薄发之作、呕心沥血之作、精益求精之作与量的剧增不成正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那些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中，“半部杰作”现象也近乎一种通病。是才力不足？是耐心不够？还是功夫没有下到家？早年柳青提出的“长篇创作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口号，也许过苛过旧过时了。但他对于长篇创作的严肃态度，却仍然是值得我们敬重的。长篇小说巨大的质量后面包容的不仅仅是巨大的才力，同时也必定包容了巨大而艰辛的劳作。“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才换来了一部“红楼”万古传。在攀登长篇高峰的崎岖小道上，急功近利和逞才使气往往会适得其反。
指出如上三个“误区”，也许难免泼水降温之嫌或耸人听闻之讥，但目的无非一个，即希望当前长篇创作量的繁荣能相应地带来质的提升，真正把当代长篇小说的水准推进到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