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八个》以标新立异的内涵与形式树立了“第五代导演”的存在风格。其后的《黄土地》虽然“明面上”讲了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女子投奔革命的故事，但其“说文化、谈历史”的主体意蕴与深刻的“空间意识”也无疑超越了原著的内涵及一般军旅题材影片的表现手法——土地与人的关系、求精神迸发的力度、历史感与人生感的气韵，被独特的景别、构图、色彩所支撑，带来震撼性的表意风格。它呼应了同时期的《一个和八个》，它们共同传达了新一代导演对叙事形式及哲理表意的追求与风格。影片中两极镜头的运用、定镜长拍的“长镜头”——镜头语言的力量往往打破正常叙事的流畅与连贯，使镜头中“物像”的含义在超越情节的同时被凸显出来，“苍茫的大地”、“厚实的黄土”、“汤汤的流水”，都成为镜头与情境中的“主角”。而对人物塑造也往往呈现出“雕像”的方式，“布满刀刻般皱纹的脸”、“麻木呆滞的表情”，人物的命运也更多地与周遭空间环境融合起来，凸显出来，而非被时间向度上的情节所描绘。影片诗化抒情的浓烈气息，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故事”的情节性的叙述。
从选择改编的对象上看，这两部影片选择的是诗歌、散文，而不是小说。并且它们都显现出淡化情节、诗意浓郁的特点。初出茅庐的“第五代导演”力求将电影拍成“诗电影”或“散文电影”，这也表明了他们反叛传统、锐意求新的艺术理念与实践。
影片《红高粱》在空间意象的表达上虽不如前两部作品鲜明，“叙事代码”在时间维度上的故事性与戏剧性有所凸显，但影片充分挖掘了原著中丰富斑斓的意象，并以极具感受性、渲染性的视听语言，转化为新异的银幕仪式化场景。影片在空间造型上的突出表现，树立起了导演张艺谋最具代表性的个人导演艺术风格，即注重空间的“造势”和“仪式化场景”的运用，这在他其后创作的影片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中都有突出表现。
“第五代导演”的几部影片，另有一相同的特点，即不论文学原著的叙述时态如何——《一个和八个》是顺叙、《深谷回声》是倒叙、《红高粱》在时态的运用上有闪回、倒叙，灵活自如——电影作品却都采用了“保守”的“顺时性叙述”，这更表现出他们创作中对时间维度上的克制与对空间维度上的特别关注。
今天看来，“第五代导演”“反传统”的追求在艺术上难免留下刻意与粗糙的痕迹，但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开拓性地位是不容怀疑的，这也使“第五代导演”根据军旅题材改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气韵与内涵。
总结80年代根据军旅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可以发现它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形式上的创新及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对人文及哲学层次上的精英式的思想探索。这些作品与传统意义上的“军旅题材”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承载功能相比并不明显，而这一功能在80年代是由大量的原创性的军旅题材电影剧本完成的。并且，这种原创性的电影剧本及影片的完成为90年代大量的军旅题材影片的拍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90年代（1990—1999）
一、90年代中国文化地形图
90年代，中国的文化状态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结构。具体来说，在90年代的文化表征中共同地存在着不同的亚文化，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而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首先是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三元并立与相互渗透。
90年代代表主导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力量。而且与80年代相比，主导文化是以鲜明与强势的话语姿态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应该说是与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密切相连。90年代的精英文化相对是一种弱势文化，它丧失了80年代那种“文化启蒙”的地位。而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与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相比，它更多地受到全球文化背景的影响，虽然关于什么是“大众文化”以及如何理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滋生蔓延的“大众文化”，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但基本可以明确的是，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及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最有冲击力的，当属大众文化。
中国近20年来大众文化构成与扩张的历程正历史地表现了中国20多年来文化的分化与变迁轨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趣味、欣赏心理及对文化的社会认同规范的分化与变迁。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都市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化产品强化指向的作用，具体作品的内容更关注一般情境的描述，压缩作品的政治意蕴，避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联想；选择具有娱乐性质的题材和内容，避开对现存社会的激烈干预和指涉；世俗化的观念、削平深度的轻松快慰效果取代内在升华与可能的批判性……历史地看，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变革，淡化政治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物极必反的必然倾向与过程，大众文化的发展，正顺应了这样一个过程。就电影来说，“8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从既定政治的绝对制约下摆脱出来，随着电影创作自身潜能与特征的掘进，我国多数观众在审美心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不再纯粹以‘政治’来评判影片，对那些图解政策、图解政治的影片表现了冷淡、甚至厌恶。”
那么90年代，在创作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倾向性的主旋律影片，包括军旅题材影片的时候，必然面临着观念更新、手法突破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战略部署是继80年代末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后，在1996年的“长沙会议”上确立实施精品工程。此次会议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的影片，不仅思想内容要好，而且艺术水准要高”，“要反映民族特色民族精神，以中国观众的需要为第一需要。”这实际上是将“主旋律影片”的创作给予了一个科学与宽泛的创作定位。
二、《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主旋律影片的崭新样态
正是在电影文化战略部署的确立及策略性转变的背景下，90年代拍摄出了许多崭新样态的、受到大众普遍认同的军旅主旋律影片。它们主要包括：《大决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大转折》、《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南线大追歼》、《解放大西北》、《大战宁沪杭》）等。这批反映全国解放战争的史诗巨片的拍摄贯穿了整个90年代，此外还有《弹道无痕》（1995）、《走出硝烟的女神》（1999）、《横空出世》（1999）、《黄河绝恋》（1999）、《冲天飞豹》（1999）、《英雄无语》（1999）等。
90年代的军旅题材影片中有大量史诗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这些影片是90年代主旋律影片的重要维度。由于其题材与形式的特殊性及这部分影片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较成熟、出色的创作手法，尽管它们不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但依然有必要对这些影片作出分析。
1.全国解放战争史诗系列
《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共八部影片，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将艰苦卓绝、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并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全国解放战争艺术地搬上了银幕。这批影片是我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制作，填补了战争史诗巨片的空白，而且宏大的叙事架构在世界电影史上也不多见。应该说这八部影片的完成标志着以史诗巨片的形式来反映全国解放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作为一种对历史的“述本”，这批影片是在90年代——这一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的时代背景下，对全国解放战争史的银幕书写。因而它们的特色、风格是在上述条件的共同融合下形成的，具有了独特的美学品格与文化意蕴。
这批影片的产生除了工业机制的成熟与完善，更是文化时机成熟的结果。80年代文艺作品的许多方面就已开始打破以前被认为是“不合规范”的“禁忌领地”，产生了像《西安事变》、《南昌起义》、《血战台儿庄》、《开国大典》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客观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而90年代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的确立，主导文化逐步加强了文化引导，尤其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主导文化的引导就显得更加必要与重要。因而在积累了一系列初具史诗规模的影片拍摄经验之后，1991年才会出现像《大决战——辽沈战役》这样的战争史诗巨片。而革命战争史诗巨片横贯整个90年代，也体现了艺术本体的成熟并杂糅融会着半个世纪岁月汰洗之后的历史史实与特殊转型时代的文化精神气质，从而使影片显露着政治化、社会化的脉络与肌理，在气势贯注的叙述话语背后凸显明确的文化含义和精神指向。
《大决战——辽沈战役》为系列影片奠定了风格与基础。这部影片深入刻画了国共两党两军最高统帅部在东北战场上至关全局形势发展的斗智斗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描绘历史风云包括有争议的人物；叙述历史不再以单线条的个人化面目出现，而是全景多维，历史的呈现具有了厚度与体积感；镜头语言大气磅礴，有大量壮阔恢弘的人民战争的大场面。90年代初期这部影片以其新鲜的“审美距离”所造成的“陌生化效果”，调动了观众的好奇与认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大众以一种新的“期待视野”的满足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文本的意识与内涵。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影片的创作也要考虑适应90年代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至9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的分层现象愈加明显，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变化，因而影片在采用史诗格局这一审视历史的视角时，如何处理社会/历史层面与心理/审美层面间的距离与关系，是影片需要恰当把握的地方。通观这八部影片后，可以发现影片在保有史实自觉、尊重《大决战——辽沈战役》所体现的形式上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突破，形成了适应时代与文化形式需要的表述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叙述视角的转换。叙述者在《大决战》中以旁白的方式出现，无所不知的评骘事件、臧否人物，它以一种居高临下、俯瞰全局的视角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带动和引领着观众的思维。这种“叙述者”斩钉截铁式的旁白阐述虽然有力地支持了影片文献性风貌的呈现，却透露出叙事上的灌输感、单向度的说教感，这样容易和观众产生心理距离，“述本”不易被观众自然接受。因而到了《大转折》中，叙述方式发生了变化，旁白被取消，“叙述者”以人民爱戴的领袖邓小平的几幅照片配以他“家常”式的语气来为观众讲解，而且，“叙述者”只在影片的开头与结尾出现，这样在故事的演进中，观众不会因“叙述者”的突然出现而“出戏”。到了《大进军》，叙述者完全以“隐身”的方式出现，故事脱离指定的叙述者，以全景的视角展开灵活的叙述。而作为收山之作的《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则采用多个叙述人讲述某一段或几段历史的方式，使“历史”面目的呈现更具客观性，并与观众形成较强的交流感。总之，这些影片的叙述视角由距离感很远抑或权威性很强的旁白叙述引导，到逐渐客观化、纪实化、逼近故事与人物，都是为了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将更多的思索留给观众自己，从而使意识形态传输能够自然地被表达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