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军旅文学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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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理论批评(7)

陆文虎的军旅文学批评,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强调作家综合素质的提高。在《提高军事文学创作质量》一文中指出,军旅文学缺少大作品的同时还“脱离军队实际,缺乏军事常识,作品中鲜有战争智慧”。其次是倡导军旅文学的阳刚之美。在《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所引起的思考》中指出,“军事文学,一般来说,其主题是严肃的,风格是崇高的,内容是朴实的,多数可以归入史诗的范畴;军事文学,就主流来说,是表现一种雄伟、豪迈、壮丽、慷慨、磅礴、劲健的阳刚之美,它能使人惊心动魄、鼓舞奋发,能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第三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军旅文学往往强调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永恒的主题,陆文虎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当代军事文艺的思想特质》中还大力张扬一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指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就是当代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思想特质”。在《论破除战争文学的八股气》中则指出,“战争文学中最感动人、最能引起广泛共鸣、最富有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义的内容。”“战争是摧残人的,但战争文学却是最适合于表现人道主义的。”而在论述徐怀中的创作时,就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主旨来细致地分析了小说成功之处就在于始终贯穿了人道主义精神,类似的观点还见于石言的创作论中。

陆文虎的军旅文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于宏观,有指导性、建设性、针对性;同时能够站在中西文化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展开,富有条理与逻辑,不足的是文采不够丰沛,有的文章带有一定的公文色彩与模式。

早期的王炳根曾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准的军旅文学研究文章,诸如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新时期军事文学英雄人物特征初探》、《更新战争描写的艺术观念》、《浅谈军事文学的现状与未来》等。这些文章都能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以中西军事文学的横向比较为参照,对于军旅文学创作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与归纳。均显示出批评家较好的理论修养。诸如《更新战争描写的艺术观念——对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以中西文学进行横向比较的方式来揭示军旅文学创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浅谈军事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一文对于军旅文学创作第二次浪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三点建议,分别是以兵的美学规范去创作艺术,突出军事文学的主旋律,致力于战场生活的开拓等。另外他对于一些军旅作家的评论也是才气与见识交相辉映,在《诗情与力度的律动——谈王中才的艺术个性》(《昆仑》1985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王中才创作艺术的精彩分析就可见一斑。

吴然曾工作于西北,他在调到北京之前曾紧密跟踪过军旅文学的发展并写过不少文章,其中以宏观把握军旅文学现象和对西北军旅作家的评论文章引起关注。吴然的评论文章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能较为深入地追究问题的所在。他的《回顾与反思:再度振兴军事文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解放军文艺》1990年第7期)一文在90年代初就能敏锐地认识到军旅文学面临的冲击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地域特色》(《解放军文艺》1990年第12期)在分析了西北军旅作家地域性的创作特色之后,指出由于军旅文学创作对象高度集中而造成了地域色彩格外突出的内在特质。《世纪目标:军事文学的智慧与精品战略》(《昆仑》1997年第4期)指出军事文学必须吸纳中国传统军旅文学中的智慧美学,同时认为军旅作家需要有面向未来的眼光。《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对军事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昆仑》1995年第5期)一文是“农家军歌”讨论中不多见的具有较高批评价值的文章,是他对“农家军歌”现象进行认真研究反思的结果,文章详细分析了这种创作现象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蔡桂林对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贡献是他历经3年准备的发愤之作,《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的理论构想》(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新时期较为系统的军事文学理论专著。论著首先以较大的篇幅对中国军事文学和外国军事文学分别作纵与横的扫描,可以作为军事文学史的纲要来参考,其最见勇气的是在这两部分的基础上探讨和回答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如何走向深化”的问题。有他对于传统积弊的批判,也有对于理想境界中的军事文学的高扬,还有对新时期军事文学的期待,均闪烁着思考的建设性、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光彩。但作为一本系统的研究专著,因其抒情热烈的书写风格以及阅读视野的狭窄造成的不完全归纳的研究方式等影响,使其观点留下了粗疏、片面、偏激等诸多缺憾,加上过少的出版数量使其在军旅批评界的影响仅限于同行之间。

王彬彬更多的关注点是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在军旅文学批评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醉与笑——朱苏进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这篇文章在论述朱苏进创作道路的同时将作家的创作用“醉与笑”进行了归纳与概括,在具有哲思和诗意的语言中阐述了他对于这个归结的理解,这种高度浓缩的概括是在审美和哲理的高层次的挥发。文章并没有就此停留,而是更进一步提出朱苏进小说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既“非道德化和‘唯美’倾向”,并将其追溯到尼采,认为朱苏进与尼采相通和一脉相传,可惜的是他没有就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