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在新时期的军旅文学创作中则逐渐摆脱了上述种种的不足，英雄人物的塑造体现出新的时代气息。王春元在《关于写英雄人物理论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缪俊杰在《努力塑造当代军人的英雄典型——浅谈军事题材文学中描写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昆仑》1982年第4期）中都曾指出，表现英雄主义人物应塑造出当代军人的独特个性与鲜明性格，同时要处理好表现“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即反对将两者割裂和对立起来以及可以使用多种艺术手法去探索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王炳根在《新时期军事文学英雄人物初探》（《昆仑》1984年第3期）中针对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中所涌现出的一批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指出军事文学在对英雄的观念、价值、内涵、气质和精神世界诸方面所进行的有益的探索，如英雄人物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情感，但又有一种强烈的克己精神；他们的奋斗道路艰辛沉重，却在其中获取升华；他们内心世界丰富，却在复杂丰富中寻求统一与完整。此后，王炳根又在这一问题上继续深入思考，将新时期英雄人物塑造问题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自我，道德，人道——我看近年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的描写》（《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11期）一文中分析，由于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给予英雄人物以“自我意识的追求”、“道德的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三重要素，从而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喻季欣在《新时期军事文学的“英雄情结”》一文中系统分析了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中关于英雄人物塑造中的五个变化，即“把英雄从神的交椅上置于人的生活中，充分展现他们首先是人的七情六欲和精神世界”，“偏重人物的外部行为展现，逐渐注重人物外部行为描写与人物内心世界揭示两者的互相融合”，“人们逐渐抛弃了那种基于某种现成观念而使英雄人物从出场到终场性格面貌始终‘一贯制’的格式，而在发展变化中表现英雄的成长”，“悲剧意识和悲剧机制被引进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从而加强了英雄的悲壮崇高生活内容和艺术审美魅力”，“意象和象征的广泛运用和丰富多样，这既增加了作品的审美内涵，也丰富了军事文学文化品格哲学层面的意蕴”（《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吴然在《论现代军人意识与现实军事文学创作》（《昆仑》1996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80年代小说创作中塑造英雄人物所存在的“济世”意识与“超人”情怀，肯定了9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中对于英雄人物塑造所处在生死临界点上升华与洗礼的探索。黄国柱在《英雄长在，崇高永存》（《昆仑》1997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英雄主义和崇高美作为军旅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这是军旅文学创作语境发生变化后批评家所及时作出的思考与呼吁。张鹰的《英雄神话的解构与重建——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一个现象的剖析》（《西北军事文学》1999年第5期）一文在分析了“英雄神话”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构造、解构与重建的流变后还进一步探讨了得与失，是对这一问题的总结之作。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前17年”对于英雄人物塑造问题的批评研究和争论，代表了新的意识形态建立下一种新的文学标准与理论形态的确立，这种确立在初期自然显得急切和紧张，尽管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在实质上追问得并不深入，达到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就达到了目的；等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理论研究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开始对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进行反思和向自身进行探索时，这一理论形态似乎已经不再具有“前17年”时代所具有的魅力。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军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同时进入到了一种“空白”状态，使得军旅文学的批评研究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断裂。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批评在现实中并不是真正的消失了，它以一种具有大批判性质的特征出现，批评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其真正在批评研究上的解冻还要等到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
2.对人性问题的集中研究
80年代随着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生存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社会上出现了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潮（1980—1984年）。刘再复将这一思潮归纳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之一，他在文章中写到，“新时期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军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性问题的小说，这也同时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可以说，这种思潮的出现是理论带动创作，创作同时又促进了批评研究的掘进，这是一个互生的理论生态。理论家们纷纷重申文学的基本理念就是“文学也是人学”，那么军人也首先是人，军旅文学就必须要描写军人作为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抒写军人作为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军人高大全形象缺乏人自身意识的反拨，使军旅作品中获取一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尊重人的个性、潜能与价值。
顾骧的《军事题材文学的人性描写》（1983年5月31日《文汇报》）是最早关注到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人性描写问题，指出小说创作要真实地再现符合生活真实的人物的人性、人情，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思忖的《军人的美与美的军事文学》（《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从审美的角度来论述要表现军人的美与美的军事文学就必须着力去刻画军人作为人的性格中的人性之美；管卫中的《军事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换一种眼光看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及其意义》（《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全面分析和探究了军事文学中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研究，指出我国军旅文学发展由爱国主义到英雄主义再到人道主义的一个发展趋向，认为当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时才具有真正的美学风格；丁临一的《“军人是人”：一个永恒的创作命题——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发展走向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4期）呼吁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深化“军人是人”的理念，自觉地将作为“人”的军人性格和灵魂予以解放和觉醒。
在这一研究领域，陆文虎、周政保、张鹰等批评家也有过论述，陆文虎在分析徐怀中、石言等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反映人性之中的美丽，他还指出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起构成了军旅文学写作的主题；张鹰在《世纪之交的军事文学的历史进路》（《昆仑》1997年第1期）分析90年代小说创作上的收获与成就，指出军旅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对于生活缺乏宏观的把握与理性的审视，“对人及人性的理性审视与观照仍然被不自觉的漠视了”，因而作为军旅文学的创作的历史任务就是对人性在更深层次上的挖掘；周政保则分析了小说创作中将人处于生死绝境中对于人性的审视以及所展现出来的扭曲或者高洁。
3.“两类作家”论及“农家军歌”论的提出与争鸣
朱向前最早发现了军旅作家中一个醒目但长期不被注意的现象，即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是出生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钢、简嘉等；一类出生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奠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犬新、朱秀海、陈道阔等。根据这个军旅文坛现象，朱向前写成了论文《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文章试图通过从两类作家不同的身世经历人手，主要从社会心理与文化心理两个角度切进，力求客观公允地通过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来寻找他们各自的特点，以及对于当代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讨。在文章中，朱向前发现两类作家在自我优势的前提下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他敏锐地指出，“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凸现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涨。”“与之相反的是，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还缺乏用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缺乏一种与现阶段民族进取风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审视农民军人的自觉性。”根据这一特性，他指出军旅文学的发展前景应该是这两类青年作家寻找合点，即寻找军人与农人的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合点。可以说，这篇论文敏锐地从分析现象人手，在归纳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特点与缺失的同时还建设性地为军旅文学未来的发展寻找新的出口。
90年代初，朱向前在《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农家军歌”的理论命题，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这一思路，朱向前又于1994年发表了《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该文堪称朱氏“农家军歌”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它在分析了李存葆、莫言、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之后指出了“农民军人”形象演变的三个阶段以及局限性，呼吁军旅作家和评论家们“必须大力加强对‘农民军人’这一文学主题的深度创作与研究，加强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与理解。”循着这个论点，批评家先后对众多农家出身的军旅作家进行了作家本体研究，如《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一个军旅小说主题的发展与变奏》（1998年8月30日《文艺报》）等。
针对朱向前的这一观点，文坛上产生了一些争鸣和交锋，吴然在1995年发表《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对军事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昆仑》1995年第5期）一文中对于“农家军歌”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指出这种创作现象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诸如“主人公失落意识之于作品阳刚之气实现的障碍”、“狭隘的自我意识之于作品的大气风范实现的障碍”等。《文艺报》在1998年发表贺绍俊的质疑文章《“农家军歌”依然是军歌》后，1999年5月18日曾辟专栏发表廖建斌、郑颖、蒋泥等人的文章进行争论，1999年第5期的《西南军事文学》发表张志忠的争鸣文章《军事文学视野与“农家军歌”问题》，该文指出文学评论的倡导导致大量反映农民自私狭隘作品的出现，《文艺报》于2001年又发表张伟科、张乐林的《我不能苟同“农家军歌”的说法》，将这一争论引向高潮。
4.对重要军旅作家的跟踪式研究
批评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带动着文学评论，在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大环境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研究热点，产生了跟踪热潮，这类作家主要有魏巍、刘白羽、李瑛、王愿坚、徐怀中、黎汝清、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周涛、阎连科等。
魏巍作为老一辈的作家，早期以战地散文和报告文学著称，主要评论有丁玲的《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4卷3期），吉悌的《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的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文艺报》1959年第11期），蔡葵《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文学知识》1959年第7期），冰心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读后》（《语文学习》1960年第3期），等等；70年代后，魏巍又创作出了具有史诗性的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等，对于魏巍小说创作的评论与研究先后有丁玲的《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文艺报》1979年第7期），张炯的《英雄的人民与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读长篇小说（东方）》（《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韩瑞亭的《战争烈焰里淬练诗情——魏巍论》（《昆仑》1986年第4期），指出在魏巍的小说中存在着美感、史诗和民族特色等共性的特征；马蓥伯在《魏巍创作谈》（《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中全面论述了魏巍在军旅文学创作上的艺术探索与特色，并研究和总结出作家在创作中所具有的基本规律，即“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