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上还是可说的历史，那么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昆仑》1987年第1期）和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是对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发掘的尝试，是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一次反叛。“战俘”这个名称，在中国人的心中和“英雄”是决然相对立的，而前者通过对在异国土地上度过漫长囚禁生活的志愿军被俘者的痛苦经历与屈辱中的战斗的描写，高度赞扬了战俘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敌人的凶残、狡猾以及被俘变节者的暴戾和卑鄙。而作者基于客观事实的赞扬，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反叛和清洗，作者在作品中对所提出的问题的追问和反诘，也强化了作品的哲理色彩和思考深度。后者同样是对我们多年避而不谈的历史的一段回顾，作者通过扎实的采访和包含感情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珍贵的西路军女战士的斗争史。通过对她们的英雄主义的描写和不公正的现实遭遇的评析，作家正视的是这种难言的矛盾，反思的恰恰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军队积存的心史。
同时期，在还原历史真实这个层面作最初尝试的还有王玉彬、王苏红的《中国大空战》（《昆仑》1988年第1期）。作品没有盲目地遵从历史教科书的规训，以阶级论观点作为支撑，把事件做想当然的处理，而是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加以展现，努力发掘历史的残缺碎片。作品以中苏美三国飞行员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为蓝本，客观书写了国民党飞行员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以及苏联、美国两国飞行员的高尚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作品的贡献或者说是吸引人之处恰恰在于打破了从前的一些禁忌，还原了历史的某些真实，给了历史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从而引发读者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和评价。
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昆仑》1987年第11期）也为我们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历史和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基于历史责任感和作家的良知，面对历史，作者勇敢地涉足了当时极为森严的四个禁区。第一是勇敢地探讨了这场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推翻了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论断。第二是对“国际委员会”组织的重新如实的书写，矫正了过去的错误理解和判断。第三是对这场悲剧的自省和反思，告诉人们“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灾难”。第四是正视战争赔款问题。当然作者是立足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是站在中、日关系长久和平发展的立场上，书写历史正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其实，早在80年代，徐志耕就与程童一、陶正明合作创作了旨在立足于时代呼唤人才的高度，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角度反映中国军人在改革大潮中的观念变化的《“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而赢得了最初的名声。随后又以一部描写驻守青藏高原官兵的《莽昆仑》（《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7期）引起反响，该作品以广阔的背景、宏大的断面，全面展示了在这一特殊环境中坚守十数年、数十年的高原军人的精神风貌。作家没有着意于琐屑的生活体验的精细描绘，也没有追求所谓生命本能的刻意张扬，而是从大自然到现代科学，从沉重的历史到鲜活的现实，架构起了一部极富史实色彩又独具自然特色的作品，使读者感悟到“生存——因死亡而益加珍贵；因险恶而越发坚韧。人与自然的永恒母题，也园地势凌空而高拔雄奇，接近太阳而灿烂光辉”。
第五节李延国、李存葆等的非军旅题材报告文学
军旅报告文学作家首要的任务自然是创作关于军队、军人的作品。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也有责任和义务书写社会中的人和事，这同样是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类作品，我们将其归入非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类。从80年代到90年代，先后有李延国、李存葆、邢军纪、黄传会等一批作家融入了这一创作流向，他们以一名军人的敏锐性和强烈的爱国、忧世情怀，充分地反映出时代变化的速度和频率，极大地拓展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题材领域，和同时期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几乎打成了“平手”。
李延国无疑是这一路向的先行者。李延国是个善于把握时代变化和社会前进脉搏的作家。从90年代早期的《敢立军令状》、《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泉城》1981年第8期），到后来的《在这片国土上》（《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中国农民大趋势》（《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5期）以及《走出神农架》（《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期）无不表明了这一点。他总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挖掘为大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掌握生活发展变革的走向，多角度地写出时代前进的乐章。但他并不简单地停留在对时代的歌颂上，而是从历史的深层，对现实生活作审美的观照，恰如其分地对这一切做出充分的展示与反思，因而作品具有了某种深刻的历史剖析和文化反省意味。但真正奠定他在报告文学领域地位的，还是后面的这三篇。
《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和《走出神农架》虽然题材各不相同，但在宏观把握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这一实质上则是相同的。《在这片国土上》是新时期较早出现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从古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构思中得到启发，对引滦入津工程做出了既有全局性、又有历史感的反映。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工程建设的具体技术细节，而是把笔触对准了人。作者写了40多个人物的命运，上至市长、将军，下到普通百姓、士兵。透过这些具体的人物形象，可以充分感受到凝结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激起读者对这片国土无尽的热爱和沉思。以胶东农村为背景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辐射面更为阔大。作品采用新旧对比的方式，每一章都以“褪色的画”作引子，来转换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作者深入人们的文化、心理、精神领域，通过改革前后反差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商品经济大潮对于农民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心灵的巨大冲击，也反映出了改革的艰难之路和必然前景。《走出神农架》则从历史、民族和文化等不同层面，深入探究了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艰难发展轨迹，发出了倡导民主与科学、“走出神农架”、实现民族腾飞的呐喊。全文共分100个小节，节节内容相对独立，长短不一，上下节之间也无必然联系，人称“卡片式报告文学”。这使作者获得了艺术表现上的充分的自由度，也让读者和作品之间产生了更强的共鸣。
李延国的作品从总体上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选材以大取胜。他非常善于描写大时代、大环境中的大事件，从一个极其宏观的角度俯视今日之中国的沧桑巨变，所以作品显得大气磅礴，纵横捭阖。第二，文体创新能力强。他在近20年的中国报告文学界都以最强调或者说最注重文体感著称，他积极探索和实践了一系列的文体形式，如全景式、集合式、卡片式等等，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文体样式。第三，诗意化的语言。李延国身上始终弥漫着一股诗人气质，而这种诗人气不但表现在他敏感而多情的心灵，同时也使他的语言充满激情，瑰丽而又富有想像力，语式铺排杂陈，具有动人心魄的美。不足之处是某些作品对人物或事件的取舍还不够精练。有重复之感。
社会生活的丰富变化和改革在军营外的进程，同样吸引了更多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的眼光。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昆仑》1988年第2期）和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花城》1987年第6期—1988年第2期），都是部队作家状写地方改革题材的优秀作品。前者通过对江西这一革命老区，过去对中国革命成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及今依然贫困、落后的事实的对照、比较的描写，突出地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和势在必行。后者顾名思义是对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扫描。而作品的立意在于“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与其写一部体育史，不如写一部体育启示录”。作品从中国体育界的历史和现实的对照、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人手，详细剖析了原因，大力疾呼体育界的改革。而作家对于体育“美”的凝虑和探思，则升华了文章的品位，具备了更多、更强的艺术性和思辨力。
作为新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李存葆发表的报告文学力作同样引人关注。80年代末期李存葆和王光明合作发表了《大王魂》（《人民文学》1988年第8期），作者把目光锁定在了山东，在对历史巨变的感受和描绘中，作者以事件为依托，注重深层魂魄的发掘，全篇以“幽魂”、“驱魂”、“换魂”、“正魂”四节结构文章，深刻地反映出大王人在改革开放前后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转换。和王光明再次台著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学》1991年第11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大王魂》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作品叙写了沂蒙山区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作品的用意并不在于浅层的两极对立的歌颂或是批判，而是注重于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是对沂蒙人人生况味的提取与凸显。在人、历史、现实的有机衔接中，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用以实证今日沂蒙的巨变的根源就在于沂蒙精神的历史性积淀。正如编者所云“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
邢军纪是一个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从80年代的创作开始，到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者》（与曹岩合作）（《十月》1991年第3期）、《商战在郑州》（与曹岩合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北中国的太阳》（与曹岩合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锦州之恋》（与曹岩合作）（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等作品，作家始终及时地捕捉社会生活的脉息。《商战在郑州》记录下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化的时候，在河南郑州爆发的激烈的“商战”。在这里，“商战”只是一种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更深层次的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观念、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和改变。这是对一个时代转变期的深刻记录。在随后发表的《北中国的太阳》中，作者转而开始了对“三北”防护林的书写。在赞颂防护林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作家更是凝重地道出了环境污染对中国的巨大的破坏力。作品以翔实而又丰富的资料，以大量生动而又具体的事例，毫无回避地揭示出当下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隐忧。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篇警醒世人的作品，更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具有前瞻性的回望。总体上说，邢军纪的创作是以敏锐力见长，但也许因为了这种敏锐，使得作品的思想深度不够，缺乏撞击心灵的力量。
与80年代的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相比，黄传会的“反贫困三部曲”——《“希望工程”纪实》（《当代》1993年第1期）、《中国山村教师》（《当代》1994年第4期）、《贫困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反映面更加开阔，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勾连相接，反映出中国社会存在的“另类”景象。作品以作家扎实、艰苦、细致的采访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原生态和丰富的真实性深深撼动了读者的心灵。《“希望工程”纪实》以极其质朴的笔墨叙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中国山村教师》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敬佩、感动之余，我们又不得不对作品所提供的若干与此相对的细节，引起深思和愤慨。《贫困警示录》里不是仅仅写贫困现状，更是要写贫困地区的人民为了摆脱贫困，一直与命运作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尽管“三部曲”没有对儿童失学、山村教师的艰辛以及贫困现象做出更深层次的揭示，但其现实意义却是沉重而多元的。黄传会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但他需要更进一步把这种责任感转化成理性思考的力量，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同样关注中国扶贫工程的庞泽云和孙晶岩，也先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与贫困决战》和《山脊》，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倾听到了贫困中的底层百姓的呼声以及告别苦难的信心，见证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怎样步履艰辛地走出困境的。同时也从那种诚实朴素的描述中，领悟到了历史行进的坎坷与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耐心和代价。
90年代，程童一等人先后推出了《鼓浪世界》、《开埠》两部力作。由程童一、陈光明、何光喜三人合著的《鼓浪世界》（《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3期），是“关于一个城市、一个小岛和一个连队”的书写。作品以凸显“鼓浪屿好八连”的精神为创作旨归，从鼓浪屿的历史铺排开来，注重作品的纵深感和历史感。如果说这部作品还只是一种尝试，试图在历史的整体背景中为“鼓浪屿好八连”的精神找到生成的理由的话，那么由程童一、江奇涛、江前明、何光喜、葛逊合作的《开埠》（《昆仑》1996年第3期），则更加注重历史的本来面貌，更加注重一系列真实的历史片段的实录。作品洋洋洒洒54万字，以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南京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马蹄踏成，直至今天150年来这片独特地域的历史变迁、精神文化走向为主要线索，生动形象、深人浅出地演示了一部以上海为舞台，包括李秀成、康有为、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毛泽东以及蒋介石、杜月笙、赛金花等众多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