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湛蓝的天穹下，他们呼吸着新鲜甘甜的空气的时候，那刚刚散尽的硝烟味和血腥气还会从记忆的深处飘来触动他们的鼻翕。抚今追昔，忆苦思甜，这也是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穿越两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感受。面对解放前后社会时代和人民命运的巨大变化，这一军旅诗群的诗人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对比”这种鲜明的艺术手法，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的纵向比较中来建构他们的诗歌体系，这就赋予了诗歌更为强烈的冲击力度。
在50年代前期，对少数民族民间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整理、出版，成为一个小的热潮，这实际上也成为当代诗歌创作艺术借鉴的重要构成。西南军旅诗人们也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地的民间传说题材或表现手法，这一文学现象一直延续到印年代初，此后，西南军旅诗群也逐渐解体。
四、其他军旅诗人的诗歌创作
韩笑在新中国成立后以诗集《歌唱韶山》（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而为诗坛所关注。韩笑在多方面都有所成就，既有反映部队、儿童、社会、山水、爱情、讽喻、国际题材的短诗佳作，又在抒情长诗和叙事长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有抒情长诗《我歌唱祖国》（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自传体叙事长诗《松江浪》（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出版的抒情长诗《毛泽东颂》等等。他的诗歌气势豪壮，风格明快。节奏铿锵，笔墨洗练，气力劲健。在军旅诗坛上，自成一体，风格独特，“在运用节奏跳跃而铿锵有力的短句来表现南国军营生活，尤其是部队训练方面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譬如他的《夜老虎之歌》，写部队的夜战训练，气势雄伟，声色俱壮，“月冷、风寒/山高、路险/铁流如战刀/我们是刀尖/轻挑夜雾/猛插敌胆/北斗心头挂/手雷背后悬/虎步轻轻/搜索向前/万里长征路/红旗谁敢拦？”（《尖兵班》）。节奏急促，杀气森严，形象鲜明地表现了战士们的勇猛劲。又如“晨登独秀峰/顿觉气势雄/看江山云集/队列千重/青峦举剑戟/风帆旗帜红/绿烟滚滚/水匆匆/如闻请缨声！”（《晨登独秀峰》），诗人登山观水写就的诗篇，也具有千军万马的气势，军人的情怀一览无余。诗人遣词造句，多用单词、3字句、4字句、5字句，对偶排列，参差错落，颇有词风。韩笑在诗的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除学习借鉴古典诗词，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的写作方法，是继郭小川、石方禹、贺敬之之后，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位诗人。
除韩笑之外，公木、蔡其矫、雁翼等也在此一时期留下了他们的军旅诗篇，虽然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对于当代诗坛而言，但是他们对军旅诗的贡献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公木，1910年生，河北束鹿人，脍炙人口的《东方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公木1939年秋在延安创作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后者在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7年建军60周年时又重新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之后的《英雄赞歌》（故事片《英雄儿女》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更是风行数代人，至今不衰。公木的诗歌成绩主要是在非军旅题材诗，但仅有的上述几首诗歌就足以令公木在军旅诗歌史上流芳百年。蔡其矫，1918年生，福建晋江人。新中国成立后，诗人为体验海军生活，一次深入舟山群岛，两次深人西沙群岛。1956年至1957年发表了许多诗作，这些诗分别收集在《回声集》、《回声续集》（均于1956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涛声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三个诗集里，主要是关于士兵、水手和渔夫的诗歌，诗人更自称是“海的子民”。诗人的诗风早期受艾青、惠特曼，晚期受聂鲁达的影响，也从祖国传统的诗歌以及民歌中吸取营养，接受了中外诗歌的多种表现方法，这就造就了其诗歌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雁翼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战时的日记和速写，重新整理了一些反映解放战争的诗篇，这些诗篇多是记录了一个个的真实的历史瞬间，以及解放战争中一个个无名战士的英雄形象，这些诗篇最终合成了一部诗集《胜利的红星》（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第三节六七十年代军旅诗
一、郭小川的军旅诗歌创作
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就追求进步，喜爱诗文。抗战爆发后，“带着泪痕投入红色士兵的行列走上前线”，在八路军120师359旅政治部“奋斗剧社”工作，写有《滹沱河边的儿童团员》（1939）、《我们歌唱黄河》（1940）等诗歌。1941年初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诗作有《毛泽东之歌》（1941）、《老雇工》（1943）等。转业后，郭小川的创作热情主要转向对社会主义建设劳动者的歌颂，但他心中激荡的战士血液使他时时心系军旅，1961年和1962年的南行之旅使他创作出了诗集《甘蔗林——青纱帐》（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其中不少诗篇如《走厦门》、《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小岛》、《木瓜树的风波》等热情讴歌了海防战士生活的战斗性和政治上的自觉性。《厦门丰姿》是一首描写东南海防前线的抒情诗，借写厦门的风姿来歌颂祖国，诗人来此寻找海防前线，却只见得“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术棉树开花红了半空”，但听得“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待到诗人登上海岛却又发现“这里的每滴海水，都怀着深深的警惕”，“这里的每块石头，都流贯着英雄的血液”，“庄严和秀丽、英雄和美”在这里“是如此的一致而又谐和”，“后方是为了前沿的战斗，前沿是为了后方的欢腾的建设”，正如诗人最后所言，“厦门——海防前线，犹如我们的整个生活”，“象征着我们的祖国”。全诗构思精巧，节奏明快，铺排华丽。
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两首感物咏怀的抒情诗，这就是1962年3月至6月写成的《甘蔗林——青纱帐》和6月至9月改成的姊妹篇《青纱帐——甘蔗林》。《甘蔗林——青纱帐》一篇主要是表现“我年轻时代的战友”——老一代革命家希望继续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以至于他们要“到甘蔗林集合，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唤回自己战斗的青春”。《青纱帐——甘蔗林》一篇则主要是在新旧时代的对比中，由“凛冽的自霜”、“炮火的寒光”、“心跳的声响”、“破烂的衣裳”到“大气的芬芳”、“朝雾的苍茫”、“欢砍地吟唱”、“节日的盛装”，表现了新时代的欢欣鼓舞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喜人景象，如今“我们的甘蔗林啊，已经是新时代的青纱帐”。诗人把“青纱帐”作为革命战争岁月和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把“甘蔗林”作为和平建设年代和新老两代共同从事的甜美事业的象征，以炽热的感情，奇丽的想像，丰富的联想，大量的铺陈排比和回环往复的吟唱，把今日的繁华、香甜、芬芳和昔日的艰苦、苦难、严峻联系起来，将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建设、现在和将来交织在一起，“看见了甘蔗林，我怎能不想起青纱帐/北方的青纱帐啊，你至今还令人神往/想起了青纱帐，我怎能不迷恋甘蔗林的风光/南方的甘蔗林啊，你竟能如此翻动战士的衷肠”（《青纱帐——甘蔗林》），诗人以此来呼唤战斗的豪情、永葆不衰的青春，奏出了一曲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乐。《厦门丰姿》、《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是郭小川学习楚辞、汉赋而创作的具有辞赋特点的自由体，这种诗体采用了集短为长的诗行和大量铺陈排比，节奏自由而富有韵律，风格壮美而婉转多姿，被称之为“新辞赋体”。
1974年郭小川在团泊洼“五七”干校写下了著名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两首诗，抒发了一个战士在鬼蜮横行的岁月里的革命情怀，“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种智清醒，大脑发达/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团泊洼的秋天》），诗人当时只能把它“埋在坝下”。但相信“到明春必定会生根发芽”。这两首诗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是政论和诗的有机结合。
但是总体看来，郭小川对军旅诗歌的主要贡献还是他的叙事诗创作，最能体现其思想探索成果的就是他于1957年完成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一个和八个》。1957年正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剧烈动荡的时期，这使得郭小川在艺术领域的大胆开拓就愈显难能可贵，《一个和八个》对革命人道主义的探索更是为他引来不少严厉甚至是粗暴的批评。《一个和八个》故事情节非常奇特，讲述的是一个被当作罪犯的蒙冤的革命战士王金和8个真正的罪犯的故事，通过王金与8人之间的较量并最终将其大部转化的经历，刻画了一个正直顽强含冤受屈然终不放弃革命信仰的战士形象。该诗写出之后，受到猛烈批评，被认为表现的是人性论观点，模糊了阶级界限，是“右倾思想”和“不健康情绪”的表现，未及正式发表，便在文学界领导层内部受到批判。
1959年他又写出了《将军三部曲》和《严厉的爱》两部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严厉的爱》三首诗描写的都是革命年代的爱情，体裁和格调大致相同，而且主人公都是女性。《白雪的赞歌》以第一人称的语气描写了一个英雄的县委书记的妻子——于植，在激烈的战争年代是怎样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生活和感情方面的考验，从而歌颂了她雪一样洁白纯美的品格。该诗感情充沛，构思精巧，笔法生动。《深深的山谷》情节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虚写，即女主人公大刘和小云的对话，经过大刘的回忆，将那个跳崖自杀的“他”引出来，作者在此是想通过大刘和她爱人的恋爱悲剧，来批判男主角对革命的动摇，也批判那种顽强的个人主义思想。与《白雪的赞歌》赞颂对革命的献身和爱情的忠贞不同，也和《深深的山谷》批判对革命的怯懦和爱情的自私不同，《严厉的爱》则是通过女主人公王兰和已牺牲的丈夫的战友邵虎之间困难的相爱，来表现公而忘私的爱，是一种严厉的爱。该篇情节比较复杂曲折，但有些枝蔓众多，重点不够突出。《将军三部曲》（包括《月下》、《雾中》和《风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背景下，从正面塑造了一个人民军队高级指挥员的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普通的人民战士的精神面貌和成长过程。《将军三部曲》是学习古代小令、散曲而创作的“散曲式”自由体，句型多变，长短参差，以短为主，节奏急促明快，跌宕起伏，活泼自由。这时，郭小川诗歌中的凌厉浮躁之气越来越少，开始变得越来越深沉蕴藉，思想更辩证，结构更讲究，语言更精练，在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不同于贺敬之长于采用一些宏观性的、概括性很强的命题，郭小川常常采用托物咏志的方式，在具体的抽象中开掘深沉的哲理，将抽象的哲理附丽于生动鲜明的形象之中，寄情于物，寓理于景，情景交融。普普通通的《乡村大道》在郭小川深刻的辩证思索中，获得了独特的意味，长远而险峻、宽阔而曲折的乡村大道使人联想到人生的道路和历史的进程。呼唤人们沿着困难曲折的道路，去开朗乐观地迎接新的挑战。冯牧认为，郭诗“往往像是不可遏制地喷涌奔流出来，这使他的政治抒情诗所具有的感染力量就显得分外强烈和深沉”，他“是一个兼有革命战士和革命诗人两种气质，而且把它们融合得如此紧密真诚坦荡的人”。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在河南安阳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后，开怀痛饮，不慎醉中失火，焚身而亡，用生命和烈火熔铸了他生命中最悲壮的诗篇。
二、贺敬之的军旅诗歌创作
贺敬之与郭小川一样，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均已脱离军旅转入地方，他们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目睹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凡的人生境界和广阔的革命胸襟造就了他们高远阔大的诗风，并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深厚的民族意识。他们二人的诗皆以热情奔放，气势磅礴著称，但又各具特色，郭诗宏阔深情，贺诗高远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