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汝清对于领袖人物悲剧性格的发现，“皖南事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物性格的悲剧。
“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固然是蒋介石及其“反共”、“剿共”的反动策略，但悲剧的生成却与项英乃至叶挺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项英曾经是党内坚定的、具有领袖人物气质的革命者。他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受过斯大林接见，赠枪赠笔，并称赞他是中国唯一产业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领导了南方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对于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党内、新四军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但是，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复杂的、不太纯洁的性格弱点，如某些农民的狭隘意识和封建宗法观念；如关键时刻容易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丧失立场；如对权力的过分看重，形成自己一言堂的家长作风；如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不信任叶挺，不能很好地团结其他同志等等。这些人性弱点的形成，当然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其他领袖人物或许也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个领袖人物如不能很好地克服自身弱点，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项英作为“皖南事变”期间新四军绝对的领导者，也是一样。
“皖南事变”的关键点之一，在于新四军是执行中央的移兵江北的命令，还是按照项英的设想“远征闽浙，向南发展”？中央的指示是明确的，多次电令项英渡江北上，好与八路军互为依靠。项英向南发展的计划也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建立和恢复早期的苏区和根据地，但这恰好与国民党把新四军赶往江南，切断与八路军的联系，分割消灭，确保华中战略区的意图相吻合。向南走等于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中央当然不能同意项英意见。1940年12月26日中央来电，对项英向南发展的战略和北上迟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而又统揽全局的领导者，项英不可能不知道此中利害，可是他到底没有执行中央决定，而是阳奉阴违地绕道茂林，侍机向南，最终酿成9000人流血之惨案。事变的发生，可以说是项英的一意孤行造成的，而造成他一意孤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自身的性格弱点。
这些性格弱点包括狭隘的宗派观念和过重的权力意识。项英知道，新四军北上以后，中央将调他去延安学习，这本是因为中央觉察到项英身上的性格弱点和项英与叶挺组合的危机因素，做出的明智之举，可是他却误认为是毛泽东对他的整治。不错，在历史上，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原因，项英与毛泽东之间有过纠葛，但他把这种党内正常的现象复杂化，有些小肚鸡肠，或者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不愿去延安，所以坚决不北上，不北上也就去不了延安。同时，移兵江北去延安学习，也意味着他将失去兵权，这也是他万分不甘的。他对叶挺的排挤，如其说是对叶挺不信任，还不如说不想分权，而军事指挥本非他所长，所以在大部队运动作战之时，茫然失措，一再坐失良机，使部队终陷万劫不复之地。
在事变中，项英另外一些弱点又导致了局势的全面恶化。如危急关头，他有心让叶挺来指挥，却连叶挺的面都不愿见，军、政始终没能形成合力；如大敌当前，他竟然和少数主要领导离队出走，名为分散突围、待机东山再起，可他离队的实质无异于临阵逃脱，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极大地动摇了军心。在重大关头，项英这些性格弱点的爆发，导致他采取错误的决策，从而也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叶挺无疑也有性格弱点。早在大革命时期，因为共产国际的无理指责，他一度脱党。10年后，当他返回革命队伍时，却遇到了项英对他的不信任和排斥，屡遭否定冷遇使他的心灵受到严重挫伤，多少表现出被动和消极。他特殊的衣着和生活方式，使他与多数新四军官兵之间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在危急关头出来收捡残局时，他只善于打正规战的局限，也给蒋军的围歼造成了可乘之机。当然，周子昆等人对项英一味盲从的性格弱点也起了极坏的作用，如果敢于直言相抗的陈毅、谭震林当时在场，可能局势又会是另一番景象。由此可见，新四军高层人物的性格弱点是造成“皖南事变”惨案的内部原因。
《皖南事变》之后，黎汝清又相继出版了《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两部长篇，分别再现了长征途中万余红军喋血湘江，和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为马步青、马步芳匪帮围困以至全军覆没两大历史悲剧，并对悲剧形成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深人反省和挖掘，是作者在革命历史题材悲剧创作上的延伸和掘进。同《皖南事变》一样，作者没有简单地把两大悲剧图解成所谓敌强我弱或路线斗争等陈俗论调，而是在力求真实再现当时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聚焦于人物性格，以悲悯之心和体恤之情追问人与历史的悲剧的深层因素。如《湘江之战》中，惨败原因之一，是因为战斗部队抬着庞大的中央纵队和臃肿的辎重这顶沉重的“轿子”，用血肉开路，用人墙护道，致使整个部队行动迟缓，被迫与优势敌军作长时间的正面战所致。这个原因李德、博古这些指挥者不是不知道，可是弃之不管则必为白军所获，叫人于心何忍？但是作为一个战略指挥者，又必须要权衡利弊，当机立断，否则就会全盘皆输。李德、博古、陈昌浩等的失败，不仅是时势所趋，也是个人性格的局限使然。
总之，“革命历史小说，不是重翻旧账，不仅仅是再现当时的战争生活场景，更不是像吃忆苦饭那样忆苦思甜。而是借助于一段特定的历史的时空内蕴，给当代人以哲学的启迪，引发对人生的新的参悟，唤起战争年代那种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对民族优秀品格和奋发精神的弘扬！”黎汝清以这种“高视角、超时空”的写作境界，创作出《皖南事变》、《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三部革命历史题材悲剧，首次确立了军旅题材悲剧审美范式，同时也将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三节90年代：复兴与勃发时期
一、朱苏进的《炮群》等和平军营题材长篇小说
朱苏进是和平军营题材创作的重臣，80年代他先后发表了《射天狼》、《引而不发》、《欲飞》等10余部中篇小说，曾获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可谓成绩斐然。90年代开始涉足长篇，相继推出《炮群》和《醉太平》，亦获巨大成功，是和平军营题材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
《炮群》（江苏文艺出版社）发表于1991年，开笔写作却始于80年代末，由于某种文学以外的原因，中途还曾搁笔一年。总体看来，它是朱苏进在80年代中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亦如他自己所说：“《炮群》是我的‘青春梦’的一次总宣泄。”这个“青春梦”同时也是一个“将军梦”，一个“英雄梦”。这个梦主要通过主人公苏子昂来体现。苏子昂其人就是作家一贯钟情的袁瀚（《射天狼》）、南琥珀（《第三只眼》）、孟中天（《绝望中诞生》）等一系列气度不凡、志向高远的硬派军人的一个总化身。不过，《炮群》给这个人物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更为复杂也更严峻的表演舞台，使他的军人的素养、聪明才干和人格力量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同时也使朱苏进雄健的笔力、犀利的眼力和超拔的才力，以及扎实的军旅生涯体验、炽热的军人理想设计和深刻的军队现实批判得到了一次集中而典型的表达。就此而言，这部作品的力度和深度是令人赞叹的。它对苏子昂、刘华峰、宋泗昌等中高级指挥员的形神刻画与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对军营日常生活背景以及炮群受阅的宏大场面的描绘是精细入微而又富于劲道和神韵的，对我军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病是富于洞察的，充满了沉重的忧患意识和严肃的责任感。飞扬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两极对立，使得苏子昂这个人物和整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和饱满的艺术张力之中。孤标傲世而又清醒人世的苏子昂总是被坚执于高邈理想和认同世俗现实的双重诱惑与压力撕扯得好不痛苦。矛盾的最终消，解还是以理想的受挫作为代价，现实赢得了胜利。作家最终匆匆安排的圆满结局实际上既是苏子昂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作家对世俗的认同。它宣告了朱苏进“青春梦”或“英雄梦”的幻灭，也预示了朱苏进沿袭了近10年之久的创作路向即将发生的深刻转变。
这种转变很快在他1994年推出的《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得到证实，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拔弩张到随意放松、从慷慨激烈到娓娓而谈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得新奇的朱苏进。作品中，三位上校主人公不再为坚执于高远理想而牺牲现实享乐、恰恰相反，而是在旅途上在舞场中都显得风流潇洒其乐无穷，在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中沉溺和迷醉。这个盛世的具体化，就是某军区机关大院的日常生活流程——早操、上班、开会、家宴、舞会、约会和偷情……表面看去平静似水或五光十色，但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部长、科长、干事们都在其中紧张地旋转，忙碌地活动，精心地算计，不动声色地较量与争斗。在权势或情理的驱动与诱惑下，他们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才华因此而变质，人格因此而萎缩，个性因此而扭曲。尽管朱苏进写来冷静客观，栩栩如生，人木三分而又持平公允，并且常常“悬置判断”，不作丝毫丑化或鞭挞状，甚至不时流露出对某一人物某一举措某一偏差的赞赏与把玩，但这一卷当代军营的世态人心图的底蕴却不得不使人振聋发聩，深长思之。
朱苏进在这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吃惊的。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着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了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季墨阳、石贤汝、夏谷诸君都是从基层部队摔打出来的人尖子，也就是前天或昨天的袁瀚与孟中天们——“他们或许本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个英雄的碎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耳朵，在那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脚趾头，但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英雄。”“英雄无觅”的慨叹与发现是缘自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还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或者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本就存在缺陷？
这就涉及朱苏进的第二点变化。在过去的10年中，朱苏进在文坛上最好的口碑就是他的所谓给军人“照正面像”，擅长在军营的方寸之地掘取纵深，在绿色加方块的旋律里唱出别调。截至《炮群》为止，他也确实是主要致力于置身和平环境中的军人职业的价值评判与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悖论方面大做文章。而《醉太平》不，尽管它也通过对军人灵魂审视而拷问抵达了共同的人性的层面或深处，但作家的创作主旨却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意图是要借助一个大象征，从整体上超越军旅文学的樊篱，冲出铁丝网，走出军营而直指中国的社会机制和某一部分病态文化。朱苏进多次宣称：“想写一写大院文化心态”，“这部小说写的是军区大院里的人和事，实际上指涉的是一种一切大院都有的文化心态，这样的大院在中国比比皆是。”如果仅就这个作品自身而言，它或通过官场上这个窗口的透视，或经由人际关系网络的辐射，确实把军队大院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权力分布的一个“场”的无形的杀伤力和窒息力揭示出来了，在这个“场”的作用下，人格的破碎、扭曲和畸形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又是触目惊心的。但是，以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要求，它并没有达到预设的期望值。原因也许不完全在于作家。由于军队权力机制运作的特殊性、军营文化的封闭性和强固性、军队人员的快节奏的流动性等等，使得它既有相同和相融于社会文化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不同或相隔于社会文化的另一面。总体看来，军队大院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在外人眼里显得不无几分森严、神秘、古板而坚固的“独立王国”。因此，它和非军队大院文化的“跨传统”还存在一定的障碍，还有一层天然的隔膜，也因此，朱苏进企图以“大院”的象征超越军营而涵盖当代中国社会某一部分文化心态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至少没有取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但思维向度却一以贯之，他深切关注与忧虑的仍然是和平时期军队与军人的自身建设与自我完善。只不过是作者的思考随着90年代社会进程的发展又向前作了大幅度的推进，继续显示出了他在这个领域中无人可及的深度感和超前性。
二、朱秀海的《穿越死亡》等“南线”题材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