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复的生平，本书在论析《天演论》出版的章节中，曾有介绍和评论。在那里，着重评介了严复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工作的开创性贡献。但的确，翻译在严复的丰富人生经历中，只占一个不算大的位置。他的贡献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是一种巨大而全面的覆盖，他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考马寅初在五十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从王瑶的论述可以看到，他首先认为北大校长必须是一位能够成为全国的学术的代表和核心的人物，同时，他也论证了北大校长所处的地位和他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命运和走向。
从这一前提来观察历史上的北大校长，我们便可获得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新的概念，同时也加深了对戊戌维新最直接的产物京师大学堂的认识。在考察历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的总题目下，蔡元培无疑是对中国新旧文化交融、冲突和转变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首先是蔡元培个人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和人格力量，其次是北京大学所拥有的历史性影响，这些因素的融合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祥地，成为近代以来争取社会进步的民主堡垒，同时，也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中心。伟大的五四运动最初的怒吼从这里发出，由于校长蔡元培以及北大进步师生的协力奋斗，团结了全国的学界，并推进到全社会，终于导致这一思想文化革命的成功。
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史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生于186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他正好30岁，是学问和人生都到“而立”时期。他自然能以非常成熟的眼光考察和审视那场巨变。他原是光绪进士出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清代的翰林院是储才之地。清制殿试朝考后，选取一部分新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庶吉士修三年后，经考试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等。其余的人则改授他职。留翰林院的人，升迁与他官有异，清代大臣多从此出。这说明，以蔡元培当日的处境而言，为他的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确定无疑。
甲午战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这表明他并不着意于维持当日的仕途优势，而选择了更为独立的道路。1898年9月亦即政变发生后的当月，他怀着对政局的失望心情回到家乡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对清廷的腐败无能非常激愤，决心远离政治中心，在边缘地区谋求事业的独立发展。他在这一年到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1902年，与章炳鳞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先后游学欧美诸国。
蔡元培是一位新型的教育家。他的影响不仅在北京大学，而且在全中国；也不仅在当时，而且绵延到今天。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明确宣称并坚定实行他卓越而独立的教育理想，他坚定地推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为这所中国第一学府奠定了精神的基础。
蔡元培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学者，一位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尊孔、倡导新学的学界领袖。他担任北大校长后，不遗余力、无所畏惧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他要求北大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涵容百家，乃至保护异端，在北大蔚为成风。由于他的努力，使北大彻底摆脱封建旧学的影响，而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新式大学的最初轮廓。所以说，今天的北京大学的根基，是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思想坚定的努力所奠定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既是前清进上，又是翰林院编修，又担任过教育总长，以他的资历而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自是绰绰有余，名位相当的。但蔡元培更主要的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这在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儒学功底极深厚，叔父铭恩是清末廪生，设塾授徒，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导下遍读经史小学诸书，打下了旧学的坚实基础。13岁时受业于王子庄，王系经学名宿，蔡元培于是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但蔡元培的学问决不是到此为止，他决非自封于旧学的人。在到达当时学人所能到达的高度后，他不止步，而是重新开始寻求新知的跋涉。
他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石
1898年，正是新旧思想激烈冲击、维新改革之风吹起的年代，蔡元培于这一年开始学习日文。为了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世界各地考察求学。1907年，蔡元培抵德国，先补习德文。蔡元培学习德文时已41岁，早已过了青年时代，但他依然以坚定的努力，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第二年，进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心理举等科目。1919年，他再度来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问学，并开始为期三年的欧游，其间访问过美国。
一个出身于旧学环境，并中过清代进士的旧式文人，在他自己坚持之下，终于成长为精通西学的发展全面的新型知识分子。这里说的“新”，不仅指他在知识的构成方面，而且也指他在治学方面的成功，对世界学术、文化历史现状的了解，以及独立的人格修养的完成，等等。他已完全能够以一个韋越自立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更是深孚众望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蔡元培作为为北大奠定新型大学雏形的校长，他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是他改革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官僚积习，为之注人现代社会的民主性精华。他的影响最深远处，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品格的培养和塑造方面。他上任校长的首要之务，是在学校中推进新型的教育思想。他接管北大时，这所大学已染上当日官场和纨绔子弟的衰颓风气，读书便是为了做官，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等。这均是针对当曰教育思想的实际而发，对当日学校内的官场习气起了扭转的作用。
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思想是广泛而精深的，其中“兼容并包”四个字，则是他实施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的切实的一步。如今“兼容并包”已与这所大学的精魂“科学、民主”一道，成为竖立在北大校史上的精神碑石而与世长存。单就“兼容并包”这方计来说，蔡元培是想到、说到就全力以赴、力排众议地去做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蔡校长聘用教授的措施上，他认为教授的身份在于他在学术史上有贡献，在本行中是权威，并不在于他选择何种政洽态度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他学术独立的原则在于承认学术的本质是自由，并且使之和政洽予以区分。这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也为了坚定地排除学术之外的因素（如政治）对学术的干扰。
当时北大教授中有一位辜鸿铭。他在民国成立多年之后，还拖着一条辫子，在政治上主张帝制。但他早年留学英国，并历游欧洲各国，精通英文，北大便聘他教授英语。此外还有一个刘师培，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旧学基础极好，蔡元培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在蔡元培聘请的教授中，既有辜鸿铭、刘师培这样保守的人物，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人士，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各种主张的人士。这种广纳才俊、并容百家的举措，使当日北大呈现出学术上学派林立，各种学说自由传播的盛况，北大随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及中国的学术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马寅初曾髙度赞扬蔡元培的主张和实践：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磨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广纳贤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其用心最多处便是为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精神而延请当时国内闻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确做到只求有真学问而不论其政治态度地礼聘各路贤达。王国维是当代大学者，他甘当清代遗老的保守立场与蔡元培本人的进步民主思想迥异，但蔡元培为了动员王国维到北大任教，还是竭尽全力而演出了一场极为感人的故事。刘煊在他的新著《王国维评传》中有一节文字，生动详尽叙述蔡元培这次请王国维出山的细节，今引用如下，“五四”前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学具有国内外很高的学术地位的伟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学要办好研究所，首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这时候，王国维国学研究的成绩巳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就是聘请各学科和不同学术派别的最有成就的学者到北京大学讲学，于是，一种新的互相探讨的学术风气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初蔡元培写信给马衡，表示要聘他为“京师大学教授”，王国维即托故推辞。一九一八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又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婉言拒绝了。不过，王国维也留有余地，告之北上有困难。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征求意见。罗振玉请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见。音韵学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辈遗老。王国维估计到：“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曾植号——作者注），必劝永（王国维自称——作者注）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以后，王国维专程去征求意见后，报告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者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王国维忙碌了一阵，思想上有矛盾，最终没有应聘。
一九一二年春，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马衡又请罗振玉作书相劝王国维应聘。罗振玉当了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说：“公有难于北上者数端，而淑兄《指马衡——作者注）坚嘱切实奉劝……”可是，第二天早晨，罗振玉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证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公必知非弟意”。？王国维回信对罗振玉说：“马淑翁（指马衡——作者注）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曰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这次不受聘，说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确实符合王国维处事的习惯。
可是，过了不久，罗振玉自己先应了北京大学之聘。他对王国维说：“去冬法国博士院举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语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为各人面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承允。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
马衡于同时也写信绐王国维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淑蕴先生为导师，昨巳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同时，正巧顾颉刚南行，又去上海面请王国维。王虽将他们携来的薪金退回，但这次有进展：“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校方面考虑到王国维不就教职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那么，通讯导师本来不必“迁地”，这层困难应该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写信恳请说：“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这次，王国维总算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