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贯性是可以想象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想象出来的形象或画面就是融贯本身。想象一个人是一个茶壶的样子是可能的，比如这个人穿着化装舞会的服装，但这和把他想象成一只茶壶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疯人的这句陈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首先能够彻底弄清楚“我”和“茶壶”这两个词的完整意义，然后发现它们之间是如此相似，以至于能够等同起来。我们并不是主张必须对“我”和“茶壶”进行比较才能发现它们是相符合的，而是说，陈述的意义从其内部建立，并发展为一个内部融贯的系统。如果达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判断就是正确的。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判断中存在不能相互保持和谐的因素，那这个判断就是错误的。
然而，这种以“成为一个系统”的发展和扩张到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并说“就现在，现在已经是一个融贯的系统，所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发现，即便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一旦这种内在的发展开始了，便会以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不断扩张，牵扯到越来越多的现有知识和经验，让我们来确认或否认，最后又把疲惫不堪、气喘吁吁的我们扔在一边，而自己却从我们的经验逃到上帝的绝对经验。这种显现的、内在的、可想象的融贯的发展，很快便与许多在表面上属于外在的、远离它的东西联系了起来。“二加二等于四”这个简单陈述首先让我从整体上讨论数字，假如要明确这个陈述的完整意义，便要同时牵涉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在我们称“我是一个茶壶”这个误导性的陈述是无法想象的，从而认定其不具备融贯性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拿出空间、时间、同一性、个性、定义、存在本身等各方面的理由。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我们要探究其完整意义，就必然牵扯出一整个知识与真理的系统，并且这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冗长乏味但必不可少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扩张，或者这种扩张没有达到它的极限，我们就不可能判断一个陈述是否可以想象，其内部各个部分是否相互融贯，即这个陈述是否正确。
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这个疯子不仅仅说自己是茶壶，同时认为并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茶壶，他还尽量像一个茶壶那样行动（尤其是一个瓷制茶壶），其他人又有什么权利说他对自己本质的陈述是错误的呢？我们说他是错误的，是因为他的外表和行为并不像我们熟悉的茶壶。但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陷入符合论，或者简单地把大众观点作为融贯的标准。要怎样才能避免这两种可能呢？如果疯子的这个系统要扩张到能够想象的极限，那就必然要涉及其他人和其他人的观点。当然，假如他是一个唯我论者，那他的观点必定是不可置否的，因为其他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他们的观点了。但在其他情况下，无论是他，还是正在判断他的陈述正误的我们，都必须对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做一些考虑；此外，他还必须把它包括在他的判断系统中。然而，仅仅这些还不够。如果一个判断扩张为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就将是一个由判断组成的系统，这是完全合理的。此外，如果要讨论它的实质，那么构成这个系统的就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人的判断，它还包括一切过去的以及将来的人的判断，甚至还包括上帝的判断。这样我们又再次与绝对面对面，又回到了假如我们的判断要具备完整的可想性，它就不能局限于有限思维的特定判断，而要不断扩展，直到一切时间、空间、人类思维都淹没在永恒、无限和绝对力量中才能停止。我们有什么权利让它在其他地方停下来呢？只有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的思想中，这样或者那样是正确的，此时此刻它才可以确定是正确的。然而，由于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知道上帝的想法，因此，这种观点便显得有些令人绝望。这就好比笛卡尔认为上帝是全善的，是不会欺骗他的，或者科学认定宇宙的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道德领域，还是作为共相的基础，都需要有一种确保稳定、赋予生活以意义、使思想成为可能的这样一种隐藏在一切现象背后并超越一切现象的精神。这里，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使知识和真理成为可能，世界对理性精神的需求无处不在。
如果我们怀疑上帝——或者说绝对力量，只是一个当我们的理论遇到问题或无法自圆其说时极可能提出的一个名称而已，并且这个名称对寻求真理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的话，我们拒绝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立马回归现实，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判断从本质上是主观性质的，因此无论我们多么小心谨慎，我们依然无法创造出完美的融贯系统。如果我对一个完全不熟悉英国地理或英国火车大概票价的外国人说“从牛津到伦敦的火车票价是9先令”，那他根本没有任何依据来判断我说的是对还是错，他也不可能知道这是否有可能是对的。同样，我们对陈述的正误的暂时性看法，也是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当我们说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时，我们指的是在我们考虑的这有限的一两分钟内，这种设想还是成立的。然而，如果我在一屋子牛津同事面前说同样的话，他们则可能一开始会说：“嗯，是的……”然后指出，如果不坐一等车厢、不买优惠票，也不提供优惠往返票的情况下，我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更加缜密的话（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就可能会说“我上次乘车确实是这么多钱，但之后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的判断并不是完全正确，只是部分正确，它是事实，但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日常生活中的判断许多都属于这种类型，都带着判断者的烙印，因此只是对他而言是正确的；对他来说，它们才是正确的。
达到融贯所要求的内部的发展，必须发生在判断个体的思维中；我们像把西红柿摘下来放在窗边让它自己成熟一样，把判断与判断的主体割裂开来。因此，判断成为可以想象的。融贯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过去的精神和判断主体的利益必然是相互联系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同样诚实且善良的人对于判断的真假会有不同意见。只有以某种形式明确地阐明我的推断到达了何种程度，我才算是做了一个判断；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只有在我自己相信它是真的的情况下，或者想要给人一种我相信它的印象时，我才可以做出这样的陈述。如果我的陈述是错误的，那就是由于我自己的不足，由于我没能建立完美的融贯系统，并且，某个“了解更多”、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融贯系统的人纠正了我的错误。但我的判断体现了我所有的知识和信仰，并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我所有的经验和融贯系统。如果我并没有遇到某个有着更为完善系统的人，没有人指正我的判断，那在我的分辨能力的允许范围内，我的判断对我来说依然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从后来更为广泛的经验看来，这样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即使是在我自己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下，那是否说它一直就是错误的，还是说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是错误的？如果过去正确的判断会由于主体经验的增长而变成错误的，那真理就是不稳定的，会随着主体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曾经以为正确并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此的东西其实一直是错误的，那么我则是根本无法分辨对错，又凭什么判断任何事情的对错呢？作为一个有限的个体，无论在哪种情形下，我都没有依据对事实做出判断；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能判断，也只有他的判断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