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其学术思想和文艺，都有和前人不同之处。
天下事物极必反，有汉儒的泥古，就有魏晋人的讲玄学。有佛学的偏于出世，就有宋学的反之而为入世。
宋学的巨子，当推周、程、张、朱。周子名敦颐，道州人，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大意，以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因其一动一静，而生五种物质，是为五行，再以此为原质，组成万物。人亦是万物之一，所以其性五端皆具。但其所受之质，不能无所偏胜，所以人之性，亦不能无所偏。当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
张子名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他把宇宙万物，看成一汇。物的成毁，就是气的聚散。由聚而散，为气的消极作用，是为鬼。由散而聚，为气的积极作用，是为神。所以鬼神就在万物的本身，而幽明只是一理。气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相互之间，本有其好恶迎拒的。人亦气所组成，所以对于他物，亦有其好恶迎拒，此为物欲的根源。此等好恶，不必都能合理。所以张子分性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而说人当变化其气质。
周、张二子所发明的，都是很精妙的一元论。二程所发明，则较近于实行方面。二程是弟兄，洛阳人，大程名颢，小程名颐，大程主“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小程则又提出格物，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朱子名熹。他原籍婺源，而居于闽，所以周、程、张、朱之学，亦称为濂、洛、关、闽。朱子之学，是承小程之绪的。他读书极博，制行极谨严。对于宋代诸家之说，都有所批评，而能折中去取，所以称为宋学的集大成。但同时有金溪陆九渊，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支离。他说心为物欲所蔽，则物理无从格起，所以主张先发人本心之明。大抵陆子之说，是为天分高，能直探本源的人说法的。朱子之说，则为天分平常，须积渐而致的人说法的。然正唯天分高，然后逐事检点不虑其忘却本源；亦唯天分平常，必先使他心有所主。所以清代的章学诚说朱陆是千古不能无的同异，亦是千古不可无的同异。
以上所说，是宋学中最重要的几个人。此外在北宋时，还有邵雍，则其学主于术数。南宋时，张栻、吕祖谦和朱熹，同称乾淳三先生。祖谦喜讲史学。永嘉的陈傅良、叶适，永康的陈亮，都受其影响。其说较近于事功。讲宋学的人，不认为正宗。然实亦互相出入。
宋学家反对释氏。他们说“释氏本心，吾徒本天”。而他们所谓天，就是理，所以其学称为理学，尊信其说的人，以为其说直接孔、孟；而孔、孟之道，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下来的，所以又称为道学。后来的考据家，则谓宋学的根源，是《先天》、《太极》两图；而此两图，都是出于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的，所以说宋学实出道家。又有因宋儒好谈心性，以为实是释氏变相的。然后一时代的学问，对于前一时代的学问，虽加反对，势不能不摄取其精华；而学问的渊源，和其后来的发展、成就，也并无多大的关系，往往有其源是一，其流则判然为两的。所以此等说，都无足计较。宋学总不失为一种独立而有特色的学术。
清代的汉学家，对于宋学，排斥颇力。其实考据之学的根源，亦是从宋代来的。宋儒中如著《困学纪闻》的王应麟，著《日钞》的黄震，都是对于考据很有功夫的。所以宋朝人对于史学，亦很有成绩。自唐以后，正史必出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只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独撰，《新唐书》为修及宋祁所合撰，虽出两人之手，亦去独撰的不远。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于五代，为编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其事实的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
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大盛。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事物，至此都作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板。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本，得书尚觉艰难。至九〇八年，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活字板是宋代毕昇所创，事在仁宗庆历中——一〇四一年至一〇四八年——其时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用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