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杼在齐国执政二三十年，骄横异常，先后立庄公、景公，在朝大肆杀戮，使齐政局动荡。在他杀庄公两年后，他的儿子们互相争权，家族发生内讧，左相庆封乘机攻打崔家。崔杼上吊自杀，尸体为景公戮曝。
《春秋》在写各种社会动乱现象时，特别把矛头对准那些臣弑君、子弑父、权臣干政或乱政的忤逆事件，所以在书中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并且，这些事件往往都会有一种因果报应的结局。这，应说是孔子刻意所为。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王的大权旁落，王室衰微，诸侯群雄纷争，先后有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各个诸侯国无视周王的存在，完全根据一己之私来争夺利益，互相征伐，战争频发。到春秋中期，各个诸侯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出于休整需要，在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上达成停战协议。这期间除了长江流域的吴、楚、越三国外，各诸侯国都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的中后期，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开始强大起来，有能力向国君发难。
这样的时代背景，自然对生活在其间的孔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想通过礼治来恢复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在形式上都是一种等级秩序，但实质上是一种统治秩序。所以，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根本不容许有以下犯上的事实出现。在他看来，所有以下犯上的忤逆事件，都是对伦常的破坏，都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的践踏。可以说，这也是他在《春秋》中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事件的根本动机——必须尊重和维护周室的王权正统，不希望周朝的固有根基受到践踏和破坏。
孔子在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处处碰壁后，最后只能借助于著述来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主张，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来恢复社会秩序，从而让天下走向和平安宁。所以，《春秋》的着眼点就是整个天下，而不是哪一个诸侯国或国君，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以事实说话。并且，从著述角度来看，《春秋》并不单纯是鲁国一国的编年史，而是涉及周朝整个天下的历史。《春秋》在十二公开始就写道：“元年春，王周正月。”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文王。显然，《春秋》所关注的内容，都是天下之王——天子所关注的内容，而只有整个天下和平安宁，才是真正的和平安宁。这些内容，都是天子分内之事。所以说，“《春秋》，天子事也”。
6.为什么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古代到现代的学者当中，历来有人对《春秋》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做些评断。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春秋》并不同于一般的史籍那样，对史料不带任何主观感受地进行就事写事地记录，而是在记叙的史料中融入了个人的主观认知（也就是微言大义在里面）。这样一来，就让《春秋》打上了深深的现实烙印。这些微言大义，起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于记叙史实之中带上了道德的评判。
《左传·桓公六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楚武王熊通入侵随国，让楚大夫薳章去随国谈和，楚国大军在随国境内的瑕地驻扎等待。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鬬伯比对楚王说：“我军在汉水以东屡不得志，是我的过错。我们扩张三军、整备军马，以武力威胁他们，他们因恐惧反而联手来抵抗楚军，使我们很难各个击破。汉水之东诸国，随国最大。如果让随国占点便宜，他们一定会妄自尊大看不起其余小国，到时小国离弃随国而去，必是我们楚国的好机会。少师为人骄傲，他来和谈时请您以老弱残兵展示给他，让他轻视楚军而放松警惕。”楚大夫熊率且比说：“随国有贤臣季梁在，这样的计策恐怕没什么用处。”鬬伯比说：“我们且为以后做打算，将来少师一定会得宠于随国。”于是楚王听从鬬伯比建议，故意涣散军纪让少师看到。
少师回到随国，对随侯说楚军不过如此，请派军追击他们。随侯想要答应，季梁劝阻说：“上天正护佑楚国兴盛，楚军涣散一定是其诱敌之计。您不必急于战胜楚国。我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推行道法而大国实行暴虐。这所谓的道法就是忠于自己的人民并诚心信奉自己的神灵。处处为人民着想就是‘忠’，祭祀祈祷都以实情告知神灵即是‘信’。现在我们的子民还在挨饿而您却可以随心所欲，负责祭祀的官员在神灵面前装腔作势虚情假意，这样的现实怎么能和强大的楚国对抗呢？”
随侯说：“我用来祭祀的牺牲膘肥体壮，祭祀用的谷物饱满齐全，怎么能说虚情假意呢？”季梁说：“神的意志来自于人民。所以圣明的君王总是先让人民安康，然后才祭献于神灵。在神灵面前献上牛羊，祝告说：‘博硕肥腯’，意谓子民们的畜产业广博壮大，牲畜没有虫虱疾病，繁衍旺盛，长得都很壮硕肥大；在神灵面前献上谷物，祝告说：‘洁粢丰盛’，意谓一年里没有受到灾害的侵扰，人民的耕作有了好的收成；在神灵面前献上美酒，祝告说：‘嘉洌旨酒’，意谓淳香美好的酒是君民上下诚心实意美好品德的象征。神灵能够闻到祭品的馨香，是因为其中没有掺杂奸佞和虚假。所以为君者应该让人民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不错过耕种灌溉收获的时节，教育人民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品德，让人民相亲相爱，然后才举行祭祀。百姓和谐安居了神灵才会降福保佑，那时您才能够心想事成。现在人心不齐，神灵缺乏庇护的条件，而就您一个人感觉富足，怎么会真的和谐安定呢？您不妨试着改进一下治理方式，并增进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这样就能够使我国免于灾难。”
随侯听罢有所感悟，立即着手修饬政治，改善民生。楚国于是不敢再来侵犯随国。
这件事中，楚国本打算通过实施麻痹之计来达到侵战随国的目的。可是，随国的季梁向随侯提出了以不变应万变之策，最终让楚国感到无计可施而不再侵犯随国。季梁的计策，其实质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内推行仁政，以“忠”和“信”对待百姓和神灵，让百姓拥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美好品德。
其次，于记叙史实之中寄托了恢复礼治天下的愿望。
《春秋》中有多处提出了针对“礼”的见解。《左传·桓公三年》中针对齐僖公护送姜氏出嫁到讙地一事，就做出了不合于礼的评论：凡是本国的公室女子出嫁到同等国家，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就由上卿护送她，以表示对前代国君的尊敬；如果是国君的女儿，就由下卿护送她；出嫁到大国，即便是国君的女儿，也由上卿护送她；嫁给天子，就由各位大臣都去护送，国君不亲自护送；出嫁到小国，就由上大夫护送她。
在《左传·庄公十八年》中写了这样一个事情：十八年春季，虢公、晋献公朝觐周惠王。周惠王用甜酒招待，又允许他们向自己敬酒，同时各赐给他们玉五对，马四匹。在写这件事的同时指出了周惠王的这些做法不合于礼。为什么呢？因为周天子对诸侯有所策命，封爵地位不一样，礼仪的等级也不一样，不能把礼仪随便给人。
孔子的礼治天下的愿望已成为了他的政治理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应该说是他周游列国时最易付诸实践的部分。礼治天下的目的就是恢复天下已经遭到破坏的等级秩序。因为这种秩序，能够收敛人的言辞，约束人的行动，最终就能控制人的欲望。社会的各种纷争归根结底就是由人的各种欲望而来，并且无止无境。如何控制人的欲望？孔子着意在人的本身。一方面提升个人的内在修养乃至达到内圣的地步，另一方面提升外在素质，用礼法来让个人行动合于社会规范。
再次，于记叙中体现了国家至上的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写了崔杼杀死齐庄公一事。当时，晏子就站在崔杼家的门外边，他的手下人说：“我们跟随庄公去死吗？”晏子说：“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去死？”手下人说：“那我们逃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逃走？”手上人说：“那我们回去吗？”晏子说：“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用他的地位，来凌驾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是为了他的俸禄？应当保护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也就是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那么也就是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别人有了君主反而杀死了他，我哪能为他而死？哪里能为他而逃亡？但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开崔杼家的大门，晏子走了进去，头枕在庄公尸体的大腿上大声号哭，哭完后才起来，往上跳三次以后才出去。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杼说：“他是百姓所向往的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
晏子的这番话意思十分明确：齐庄公的死，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自身而死的（也可说是他自己引火烧身的），所以没必要因他的死而殉死、而逃跑、而不闻不问。以当时的现实来说，孔子心目中的国家，就是周室天下。
另外，《春秋》中所体现的更多的还是行王道的理想，即以仁义来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而所有这些，孔子都是运用微言大义的笔法来体现的。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叙方法，而让《春秋》成为了一本以直接服务于政治为目的的史籍。对于那些与孔子一样拥有政治抱负或理想的人来说，自然会对孔子的这种做法大加推崇。但是，对于那些与孔子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的人来说，那恐怕就很难做到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坦然对待了。比方说，当时那些争做霸主的诸侯国的国君，难道他们还真心希望恢复天下为周室天下吗？
所以，孔子在《春秋》中不管通过什么笔法来展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都会有赞同和反对的声音。当然，孔子毕竟到了通透世情的境界，能正确把握和坦然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反馈。于是，他发出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感叹。这声感叹，既包含着无奈，更包含着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