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他到上海替维新派主办的报纸《时务报》打杂。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平生最大的贵人罗振玉。罗振玉是一位爱国人士，当时办了一份《农学报》，旨在通过翻译世界各国农业方面的知识以供国人所用，希望藉此实现兴国救国之道。该年6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没想到到9月份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新法废止。《时务所》被查封停办。受此牵累，他的生活一时无着（这时，多亏罗振玉向他伸出援手，他才得以渡过难关）。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攻陷帝都北京。这件大事，不但让国家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真正是国家有难，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此次事件带给王国维的又是生活空前无着。其实，他的一生，许多的时日都是在这样的艰难困顿中度过的。
常言道，忧患立人，多难兴邦。但是，当这种忧患和多难没有时间限定而无穷无尽时，带给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决不会有悲壮的意味，有的只能是悲哀。王国维经历的忧患岁月确实太长了。但他有别于常人之处在于，他时刻不弃梦想，不舍事业追求。他的梦想就是渴望自己能成为或天下能有像辛弃疾那样文武双全的英雄横空出世，荡平贼寇，清澈环宇，从而天下太平，过起像北宋文人雅士那样清高脱俗的生活，以操守气节傲然于世。他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从事的教育事业能实现立人兴邦的目的，包含着为祖国早日振兴、国家迅速富强而尽力的文人气节和抱负。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说的“北宋风流，渡江遂绝”之语，非一时使气弄性之语，实是融入了一种浓浓的爱国情怀在里面。不管这种爱国情怀属忠君还是个人解愤的性质，从做人方面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像南宋一代那样偏安一隅，苟且偷生，而要堂堂正正屹立于世，这才是处世之道。
看云卷云舒，歌大江东去，数风流人物，不在今朝而在作古的历史中，这一方面可作为王国维对清明时代的留恋与怀想。而另一方面，则可作为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激愤。
一点文人节，千秋悲回风。一个人，再怎么蒙难；一个民族，再怎么蒙羞，只要气节常在，追求美好的理想长存，抗争磨难的精神不灭，等待他（它）的必定是光明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国维和他的那个时代，包括其间所发出的那种深沉的叹息，所做的那种无望的抗争，实是引人走向光明的灯火。
伍
《人间词话》如何话人间？
人因文而重，文因人而传。这句话放到王国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被人称作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在学术研究方面建树颇多。他研究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他的学术著作也很多。如《观堂集林》（二十四卷）、《观堂别集》（四卷）、《苕华词》、《静安文集》、《观堂古今文考释》（五卷）、《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等近四十种作品。但是，这些著述中，真正让他声誉鹊起并广为人知且流传最广的作品，非《人间词话》莫属。
《人间词话》在学术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享有相当高的地位。不同于当时其他很有影响的词话，王国维首提“境界”说，并成为作品的核心，成为贯通全书的脉络。何谓“境界”？他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同时在书中，他提出“理想”与“写实”，“造境”与“写境”的构思手法问题。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首创。境界说，应该说是对以往一些诗词创作过程中只重“言志”和“抒情”方式的一种批评和矫正。很明显，任何文艺作品，必须与客观世界紧密相连，而作家也只有深入生活，直面现实，认真思考，苦心求索，才能写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在文学批评过程中，融入了美学观点。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同时，新思想新方法的运用，也让一些旧学者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桎梏，使他们更新了观念，开阔了眼界。这无疑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难怪有人会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本来，词这类文学形式，较广大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需相去甚远，一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权贵的专有偏好。另外，从词本身来说，鉴于其文字高度凝炼，表达方式细腻深沉，可归为阳春白雪的性质，也就之于平常人有了曲高和寡之隔。因而，即使处在一个国家相对太平的时期，缘于脱不了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每怀不足之心的现实必然境况，词距大众之需总是相去甚远。从历史角度来看，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赵宋一代的大繁荣之后，随后便从巅峰上跌落下来，于权贵、于民间都逐渐走向式微。那么，到了清末民国这个乱世，王国维为何如此“不识时务”将它拿出来嚼渣咀末呢？不但如此，他还将作品之名中冠以“人间”这样大视角、大领域的词汇。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人间词话》创作于1906年至1908年之间。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最为黑暗、最为痛苦的过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王国维没有只手擎天的本领，没有一呼百应的声望，没有医治社会的良药，没有超脱世俗的心性，也就不得不随波逐流般地在社会的蜕变与动荡中亦步亦趋，去感受人世的凄苦、生计的艰难。不仅如此，浸淫于血脉中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爱国热忱反而支配着他时刻萌生出一种必须承担的救苦救难的义务。这无疑让他产生了忧生忧世的情怀。
身为文人，他一时做不到跃马横枪、驰骋沙场，以最果敢、最壮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报效祖国，但惟有使用手中的笔，将满腔热忱化为鼓舞人心的勇气。可是，他却把着眼点用在明显带有闲情逸致性质的词上，这又从何说起呢？
先来说“人间”一词。王国维在其词中经常用到“人间”一词。比如说，“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一样飘零，宁为尘土，勿随流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不用多举，谁都知道，凡是有人所住的地方即谓人间。但是，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人间”二字是王国维于“独学”时期用的一个号——可当别名来理解。如此一来，他的《人间词话》实可理解为《我的词话》。那么，王国维为何会拿人间这样一个通称来作为名号呢？
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形式，一般很难用来描写叙事，多用来歌咏吟赏。生活之余，可独处，或邀三五好友，春暖花开时来个曲水流觞，秋高气爽时来个击节高歌；也可跳雪寻梅，也可傍花随柳，徜徉胜景，流连美色，吟花弄月，歌山颂水，自然身心愉悦，其乐融融。这又该是何等的惬意！因而，词不同于檄文，不同于清规戒律，多用作精神的需求和满足，于生存方面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可有可无。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词可归于消遣享乐的范畴。在中国这么一个讲究实用和功利的社会，耽于享乐往往是为人不耻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又是多么合乎人性的追求。人有七情六欲也就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会有新的追求，所以往往得陇望蜀，见异思迁。在人性的追求中，只要无害于他人，都会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而词，既可作为一种无害于他人的消遣，又可用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儒雅气质。这可以说是它积极的一面。然而，就王国维来说，个人成长的经历和时势已经造就了他悲观的心性，并培养了他的忧患意识。而人虽应该是朝前看的，但他却往后看，选择颇有与世隔绝意味的词来作为研究对象，粗看起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