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底庄子学者底思想与慎到底相似，以绝圣弃知为极则。《庚桑楚》开章说老聃底弟子庚桑楚，得老子之道以居畏垒之山，臣妾中底知者仁者都离开他，他只与拥肿（无知）者。鞅掌（不仁）者同居。三年后，畏垒之民都佩服他，要尊他为贤人。他很不喜欢，他底徒弟反劝他出去为民谋善利，如尧舜一样。庚桑楚说：“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色，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龟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愿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吾语尔，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尊贤重知底结果，必至人食人，所以要“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知与义是心身之累，要全生保身，当要放弃它们。在《庚桑楚》里所提出底是卫生主义。所谓卫生是能抱一和过着像婴儿底生活底至人。所以说，“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再进一步要像婴儿一样：“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康桑楚》底卫生论是把庄子底全性保真说更澈底地说明，更混合了慎到一派底绝圣弃知说，这或者是曲解庄子底学说去就慎子。此篇作者以为心情行为都应舍弃，因为宇宙本无定无极，若有执着，便有限定，有限定便有累赘了。作者说明宇宙底本性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在处世方法上，若本着无有底主旨，勃志、谬心、累德、塞道底事情也就消灭了。所以说，“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人无亲，至信僻金，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志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徐无鬼》也是发明绝圣弃知底意义。作者申明天地底生物本无高下贵贱底分别，好公和而恶奸私，立仁义便有授与受底关系，受授之间，奸私随起，所以说，“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为天下无异于牧马，牧马者只在去马害而已，牧者使马龁草饮水，便已满足。若加以鞭策，虽能使之日驰千里，却是害了马底本性。牧民者能任民自由，便是至治，若拘以法令，就戕贼人底本性了。圣人行不言之教，用不着德行与知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能知大备，便如天地一般，反求诸己而不穷，上循乎古而不磨灭，外无所求，当无失弃，这样，天真自能保全了。
《则阳》底大意也是阐明返到本性底道理。性是什么呢？“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人则从而命之也。”圣人底一切动作皆以天为师，能达事理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便是性底本体。称他为圣人只是常人以他是如此，他自己却不知道。好比一个美人，别人不给他镜子，他永不会知道，圣人爱人也是如此，若没有人告诉他，他也不会知道。这样，便是得到环中底理。环底中央虚空无物，故能随顺万物，运转无穷，循环不息，不可数量计，不可以时分计，这就名为“与物化”。与物化者，便能泯灭物我，返到真性底源。《外物》明至人底天游乃是随性遇物，若挢揉仁义，就会灭真失性。凡非性命之本都是外物，必要去求，徒自劳苦，像车辙中底鲋鱼，只须升斗底水便可活命，此外，虽有西江底水也没有用处。这种返性保真底见解与《管子·心术》很有关系，可以比较来读。
巳承传稷下阴谋派底庄子学
属于阴谋派底庄子学是《骈拇》、《马蹄》、《胠箧》和《在宥》底前二章。这几篇大抵是出于一人底手笔，成于齐王建底时代。其中《胠箧》与古本《鬼谷子》很有关系。夺本《鬼谷子·符言》第十二底末后有“《转丸》、《胠乱》二篇皆亡”一句，《正统道藏》本注说，“或有庄周《胠箧》而充次第者”，可见古本《鬼谷子》收《胠箧》一篇。唐司马贞于《史记索隐》中所引底《鬼谷子》田成子杀齐君底文句，《北堂书钞》一四人引《鬼谷子》“鲁酒薄而邯郸围”皆见于今本《庄子·胠箧篇》。但无论如何，这几篇底思想是浸润在“太公书”里头底，作者或者是齐人。
《骈拇》以仁义之道能害性命，凡德性所不当有者，直像骈枝赘疣一样。性命本无为自然，像拇底无骈，指底无枝，像手足底长短中度，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优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义何其多忧也？”凡忧皆起于后起底赘疣，仁义底多忧，便在有余与不足底可以增损，早已离开本性了。加以既成的有余与不足也不能补救，必要有所作为，也有忧患。故礼乐仁义都是挢揉造作，伤害性命底事。自三代于下，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都是因为以物易性，以致于伤损。善治民者当循民底常性，不必用仁义来鼓励他们，用法令去威吓他们，使他返到太古淳厚素朴底境地。《马蹄》说善治天下者：“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牧。[60]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故其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国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擗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胠箧》说田成子不但窃齐国，并且盗其圣知之法，看来世俗之所谓至知至圣，没有不是为大盗预备底。“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故当掊击圣人，使圣知弃绝；纵舍盗贼，使所窃底圣知无所用，能够如此，天下便治了。总之，这几篇底作者主张人须得到自然的生活，以绝圣弃知为极则，虽倾向慎到一流底思想，却又注重性情底保持，可以看为受慎子与鬼谷子思想底庄子后学底作品。作者对于儒家底仁义礼乐治天下底理想，特加排斥，以为这些都是束缚。《在宥》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
午秦汉儒家化底庄子学
《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天下》七篇大抵成于秦汉之际。作者底思想也是以返到自然的性为尚。作者不十分反对儒家，而其内容与《易》底《彖》、《象传》与《系辞传》很相近。从作者屡引孔子与老聃底关系，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折衷儒道底性说，来反对杨墨底。所不同者，儒主以率性，而道主以反性。《缮性篇》说：“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善于存身者不用知辩，不用德行，因为这都是有为，一用知则一切知皆为小识，一用行则一切行都是小行，所以要危然安处，反其性而复其初，自己一无所为，毫无缺憾，性命就保全了。《天地篇》述子贡教汉阴丈人用桔[61]汲水，这种行为，便是小知小行，丈人并非不知，只是耻而不为。故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