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维亚的经济在1980年以后，一步步陷入了僵死状态。到1984年，玻利维亚的外债利息已经超过了其国家的总预算。尽管存在严厉的价格管制措施，但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14000%，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了24000%。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玻利维亚也最终在1984年结束了军事独裁统治，举行了民主选举。两名主要候选人，前独裁者Hugo Banzer和前左翼民选总统Paz Estenssoro在选举中势均力敌，得票数极为相近。依据玻利维亚的宪法，国会有权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位当选。Hugo Banzer自以为在玻利维亚国会中铁定能获得多数支持，因而在选举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收拾玻利维亚的经济烂摊子。
为此，他聘请了哈佛大学的天才青年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其经济顾问，希望萨克斯能为僵死的玻利维亚经济开出良方。但戏剧性的是，Paz Estenssoro通过复杂的幕后交易，最终在国会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成为玻利维亚的总统。Paz Estenssoro继续聘请萨克斯作为经济顾问，设立了一个绝密的经济团队，研究帮助玻利维亚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案，甚至很多内阁成员都不知道这个团队的存在。
萨克斯认为玻利维亚的经济现状类似于癌症病人，只有激进彻底的治疗方案才能让玻利维亚获得经济健康。萨克斯从智利激进改革的成功中获得启示（智利在建立起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之后，实行了非常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从此经济走上了良性轨道，成为南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制定了一套包括私有化、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在内的激进改革方案。萨克斯制定出全套方案后提交给Paz Estenssoro总统，他特别说明：他的方案可以被接受或者被拒绝，但是不能被修改。Paz Estenssoro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套方案。这套方案被提交内阁后，内阁部长们大惊失色。按照萨克斯的方案，所有的粮食补贴都将被取消，油价提高三倍，计划部长对此惊恐地表示：“如果这个方案公布，老百姓很可能会冲进来杀死我们！”萨克斯等人还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玻利维亚代表处，说明他们的经济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不无调侃地表示：一方面，这个方案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梦寐以求的方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方案失败，他会很庆幸自己拥有外交豁免权，可以随时搭上一班飞机溜之大吉。Paz Estenssoro所在的左翼政党也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但是他不为所动，因为他已经通过幕后交易暗中获得了右翼政党的支持。
总统的强硬态度，最终使得这一经济改革方案在内阁获得通过，并被付诸实施。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得到了社会下层的强烈反对，街头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政府则对罢工和示威活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Paz Estenssoro下令逮捕了多名工会领袖，用军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偏远的集中营关押。两周以后，这些工会领袖屈服了，他们同意劝说工人结束罢工。Paz Estenssoro以前担任总统时一直热衷于搞国有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也向社会下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他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积极推动大型矿业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左倾”的总统执行了比右派还激进的“极右”经济政策，这颇具讽刺意味。可见政治是非常肮脏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出卖任何东西。
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最终得以进行下去，通胀治理的效果也立竿见影，两年之内，通胀率就急剧下降到了10%左右的相对温和的水平。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负增长之后也重拾增长的步伐，玻利维亚严重的债务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并最终摆脱了外债。“休克疗法”的成绩看起来非常耀眼，经济数据让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欢呼雀跃，他们认为“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实际上是玻利维亚的下层民众承受了绝大部分的改革成本，从而陷入了普遍失业和极度贫困的绝望境地；而少通胀与通缩的威胁数经济精英则在这场改革中大发横财。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使得玻利维亚一度被遏制的毒品种植及贩卖活动重新泛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上百万人直接或间接靠毒品种植和贩毒谋生。而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玻利维亚的所谓“成功”，成为后来在前苏联地区国家和东欧国家广泛实施“休克疗法”的依据，从而使得多达几亿的民众饱尝“休克疗法”之苦。
正如前面所言，“休克疗法”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休克疗法”使得广大下层民众成为改革痛苦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也必然造成少数精英一夜暴富，广大普通老百姓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局面。这使得经过“休克疗法”之后的国家，社会结构异常脆弱。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成功”的真实面目充分暴露之后，这个国家重新转向了左倾，莫拉雷斯当选总统后，玻利维亚开始大规模重新实行国有化政策和经济管制。“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广大百姓饱尝痛苦，却并没有以此换来所谓“阵痛后的经济复苏”。
客观地讲，经济改革带来的痛苦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事实上这种痛苦早已被历史上的经济扭曲所造就；接近僵死的经济必然需要这样那样的痛苦改革。但是“休克疗法”将绝大多数改革的代价都丢给广大老百姓来承担，同时给少数精英大开了巧取豪夺的发财之门。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义上也使得“休克疗法”注定走向破产。合理的经济改革，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承担改革的成本，也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获得改革的收益。否则，这种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道义上都会陷于失败。
结构性通胀：难以摆脱的宿命？
一、无所不在的结构性通胀
通货膨胀主要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更为隐秘更为根本的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是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并不会甘心于接受相应比例的收入，他们会要求相当于或者至少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的收入。当然，还有某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本没有增长，而某些社会组织——比如政府机构——根本没有参与财富创造，但他们也会要求“均贫富”。“均贫富”的后果就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就形成了通货膨胀。这在各国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的部门（比如垄断国企）和根本就不生产财富的组织（比如政府、某些事业单位）反倒获得了更高额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财富增长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得到了点辛苦钱。这自然就形成了极为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最主要最根本最持久的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你或许听到过这样一个“特例”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是否如此呢？个人以为中国财富分布的极不平衡推迟了全面通胀的到来。少数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餐饭。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极大，富裕阶层享有的物品与下层民众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比如通胀与通缩的威胁说富裕阶层是肯定不会跟穷人一样消费“三鹿”奶粉的。所以通胀很长时间没有传导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确实很快地传导到了高档的大宗消费品——住房。住房由于其资本容量大、收益稳定等优点，成了大资金的宠儿。过去几年疯狂上涨的房价是没有计入CPI的，所谓的低通胀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流动性进一步泛滥，连房地产市场也容不下这么多资金了，于是资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再后来连股市这个口袋也装满了钱，从楼市、股市、大型工程这几个满了的口袋里溢出来的钱就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体系中，这些资金不得不“屈尊光顾”普通消费品，于是全面通胀突然来临。所以说这个“特例”不是特例，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当然，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在西方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巨额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由因此而获得的人力资源开发获得补偿，但在总体上，这种福利还是推动了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通胀比起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缓慢得多（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矿产、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源，而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生产力的进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大规模地犯系统性的错误。
二、结构性通胀在中国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的垄断型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却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和利润。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而某些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创造多少财富，却消耗着大量的资源，获得丰厚的分配。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在事实上都构成了结构性通胀的强大推动力。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毫无贡献的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将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30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可以归结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大量流入与中国国内的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相结合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入已经大大减缓，而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事实上也面临着西方严格的技术输入管制。技术进步一旦停滞，而资源投入无法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类似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局面：财富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过去投资形成的巨额资产存量的折旧同样巨大，经济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渊。此时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就会形成严重滞胀的局面，造成全社会实际福利的持续下降；而如果想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本又非常高昂，社会无力承担。
正如前面所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而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由于存在着体制性的因素，在政府的有力管制下，有相当一部分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释放出来。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以某种更凶猛的形式爆发出来。所以，中国更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出口货物，进口通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在此之后，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就开始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中国商品，尤其是中低档的纺织品、电器等等，在短短数年内席卷全球，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沿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出口贸易的持续繁荣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外贸盈余大量增加和积累。以近几年为例，2005年中国的外贸顺差为1018.8亿美元，2006年为1774.7亿美元，2007年则为2622亿美元。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外贸顺差增长速度减缓，但也达到了近3000亿美元这样的惊人水平。外贸盈余大量积累和中国的外汇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5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2006年则突破了1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1.5万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将近2万亿美元，从而远远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些数字曾经让国人欢欣鼓舞，然而数字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