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继续改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开放型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最显著的成就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不仅明显高于1952—1978年年均增长5.9％的速度，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6％的速度。经济总量已经由原来的世界第十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贸易总额也大幅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的30年，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了6.3倍，2亿3千多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取得很大成就，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还经受住了“非典”和汶川特大震灾的严峻考验，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残奥会。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经历了波澜壮阔、与时俱进的伟大历程。
余伟刚在《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一文指出：
邓小平抓住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根本，领导、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一般理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孕育着新的理论的诞生
杨春贵在《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30周年》一文中进一步饱含深情地说：
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我们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首要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30年。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解放思想使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长期以来超阶段的“左”的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解放思想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我们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曲解、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认识，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精神文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