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的反应。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消息传来，他们陷入一片混乱，谁也拿不出主张来。这种情况恰好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它立即展开活动，支持有野心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出面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并表示将给予军事援助。同时指使伪军头目李守信发表通电，声言愿与南京合力讨伐张、杨。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有军权在手，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自觉时机不可错过，于是打起“讨逆”的旗号，大叫大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必须讨伐。从国民党的观点上说，何应钦确是抓到了“理由”。所以他的这套“讨伐”论，很能迷惑一些人。当时戴传贤等都支持他。这一派的主张一度占了优势。12月16日，何应钦当上“讨逆军总司令”，命令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抵华阳、华县境内，做好了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扬言要轰炸西安。一时战云密布，大规模内战确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以英、美为后台的宋氏家族、孔祥熙等人，却坚决反对何应钦等“讨伐派”的主张。他们认为，真要进兵西安，或轰炸西安，势必置蒋介石于死地。蒋介石一死，英、美派的势力，就会失利。这也是他们的后台英、美帝国主义所不许可的。所以当英、美使馆传来他们政府的和平解决主张时，宋美龄立即鼓起勇气来反对“讨伐派”，主张营救蒋介石。在会上，宋美龄与何应钦大争大吵，甚至大骂。这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是能够看清大局的，也主张和平解决，避免内战。但因受到何应钦的猜忌和压制，无法发挥作用。冯一度想潜离南京，去找宋哲元、韩复榘等老部下，等手中有了力量，再做主张。但冯玉祥没有走成。在宋美龄一派主张渐渐得势时，他就起来支持宋美龄。于是南京政府的混乱算是告一段落。最后决定着手营救蒋介石，并找到端纳（澳大利亚人）这个代表英、美利益并先后作过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顾问的人，先飞西安进行试探。
把蒋介石捉起来之后，西安城内的反应也是不一致的，张、杨部下的将士和西安人民，绝大多数主张杀掉他。他们认为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元凶，今天既已抓到，就应该宣布罪状，交全国人民公审，绝无释放之理；但也有人主张放蒋。当时就有人写匿名信，要负责监押蒋介石的人，把蒋放掉，以便将来得到蒋的提拔和奖赏。蒋介石本人，也心存侥幸，伺机向看守人员拉拢，乞求放他逃走。张、杨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张学良自始就拍定主意，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杨虎城却对此感到犹豫。
张学良看到形势复杂，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决定把蒋从杨虎城的新城大楼迁到离他自己住地很近的高桂滋公馆。但蒋介石以为离开大楼，就一定是送往刑场，非常害怕，无论如何不肯动。最后由端纳对他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才肯搬出来。
由于张、杨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事变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的歧义，和讨伐派气焰的嚣张，感到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因此，他们特别盼望中国共产党赶快派代表团来共商解决事变的方针。
我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捉的消息传到陕北时，红军战士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兴奋极了。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跳起舞、高呼起口号来。10年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不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人民恨之入骨，全国人民群众和爱国军人也是一腔怒火。因此，人们必欲杀蒋，讨还血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为此，中央召集会议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左”倾分子附和群众痛恨蒋介石的情绪，极力主张杀蒋，叫嚷“打出潼关去”。这在客观上完全适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何应钦等亲日派挑动大规模内战的需要。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批驳了各种错误主张，迅速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党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同时又根据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使之实现的”。
这时我党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如果单从国共两党的斗争来看，那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0年来所欠下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债，真是说不尽，写不完，即使把蒋介石碎尸万段，也不足为偿。但当时是一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杀掉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驱除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中国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当时最迫切的革命任务，就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所以中央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日本及“讨伐派”挑起内战的阴谋，明确地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此，我党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应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同时，向党中央发出指示，说明党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使全党迅速统一了思想。12月15日和19日，党中央两次打电报给国民党，提出召集和平会议，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倡议。这两封电报，大大地支持了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对于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作用。
为了应付万一，党中央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命令红军开到接近西安的三原一带布防。如果何应钦等胆敢进犯西安，红军就联合张、杨给以粉碎性的打击，确保事变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解决。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于16日乘张学良所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那时，西安城内外充满着紧张的气氛。何应钦的“讨逆军”已经开进潼关，虎视眈眈，逼近西安。张、杨由于拿不出明确的主张而成骑虎之势，其部下和西安的人民，却在摩拳擦掌，随时等候公审蒋介石，处决这卖国残民的元凶，以泄压抑10年的胸中积愤。这是一种十分紧急的形势，不但有随时爆发内战的危险；而且张、杨部队内部也颇有陷入混乱的可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同志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率领代表团来到西安，并立即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当蒋介石最初听到共产党的代表来到西安时，吓得要死。他自己知道欠下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血债太多了。如今落入共产党之手，自度绝无生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就是这样一个色厉内荏、贪生怕死的家伙。他丝毫不懂得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具有何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