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对张学良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从释放高福源开始的。高被红军俘虏后，自度必死。但在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下，他不但没有被杀，而且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关系；看到红军虽然生活艰苦，但却朝气蓬勃，有丰富的政治文化生活；他亲耳听到红军长征中许多英勇事迹；亲自感受到红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真诚的抗日主张。这一切使他不能不产生敬佩的心理。高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与红军作战，完全是被迫的。被俘之后，他从切身经历中，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明白了许多从前不懂的道理，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主动提出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张学良见了高福源，故作姿态，拍桌子大骂他投降红军，声言要枪毙他。高没想到张竟会这样对等他，索性痛痛快快地把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全盘托出，要求张学良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他越说越激昂，竟至痛哭流涕。这时，张学良表示同意他的意见。高福源又到红军那里汇报了他同张谈话的经过。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了他。随后决定派李克农去会见张学良。
李克农与东北军达成了关于互不侵犯及交通、通商等问题的口头协定，报经中央批准施行。李还进一步向张学良做了有关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解释工作。同时商定，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张再作一次商谈，并决定派遣党和红军的常驻代表到西安，以便建立经常的联系。
但张学良当时误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仍在上海。在同李克农见面后，他得到通知，李杜为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决定派刘鼎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对上海这个关系非常重视。特派高级参谋接刘鼎到西安。刘告诉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中央确在陕北。张要刘鼎留下来。从此，刘鼎就做为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常驻张学良处。
1936年4月，周恩来同志作为党和红军的全权代表，与张学良举行了后来著名的延安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同志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张学良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恩来同志同张学良达成一致意见，并取得了具体的谈判成果，如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等。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谈中，张学良提出，联合抗日不能反蒋，统一战线也应把蒋介石包括在内。周恩来同志听取了这个意见，答应带回中央研究。我党考虑到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向联合抗日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继续坚持反蒋，势必对扩大统一战线有碍。因此，我党随后就放弃了“反蒋抗日”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党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始得还略为早些。1935年11月，在津沪一带坚持地下工作的南汉宸，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杨虎城（杨当时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向杨介绍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劝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随后，申随杨到西安，并留在杨部工作。
1935年12月，为了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写了亲笔信派汪锋去找杨虎城。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考虑到杨与我党有历史关系，比联张的条件要好些，可能较易收到效果。汪锋化装到了十七路军防区，被民团抓去，所带信件被查出，汪便声称是杨的部下，有重要公干，要求他们把自己送到杨主任（杨当时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那里去。汪见到杨虎城，递交了信件，详细说明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回答了杨所提出的问题，受到了杨的热情接待。汪又会见了著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共同商讨了在十七路军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
不久，负责津沪一带地下工作的王世英，从天津到西安。他一则要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和报告工作，同时也是受杨虎城之邀，前来谈判联合抗日的问题。事前，王曾与南汉宸交换过意见，王世英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长的秘密会谈，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以及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然后，王世英与汪锋同到陕北向中央作汇报。后来，汪锋便作为党的代表到杨部工作。王世英在返回白区，途经西安时，向杨虎城转达了党中央已同意所达成的各项协议。1936年4月，王炳南从国外回来到西安，也向杨虎城作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他与杨早有关系，杨对他很信任，把他留下帮助做政治工作。
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党和红军对其部队下层也展开了积极的统战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回俘虏去作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对前沿邻接的部队，进行各种友好往来。如欢迎他们来红军防区看戏等等。张、杨部队的下层官兵是很容易接受我党的政策的。特别是东北军，大多数都是东北人，他们都有失土亡家之痛，妻离子散之苦，非常容易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特别能打动他们的心。由于对张、杨及其部队的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从1936年上半年起，就实际上完全停止了敌对状态，有时为了迷惑蒋介石，才像演戏似的打一次你进我退，或你退我进的假仗。停战的局面既已造成，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从过去的敌军变成了合作抗日的友军。1936年夏，根据协议，十七路军在当地县城办一个合作社，作为红军与十七路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由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主持，负责引导出入红色区域的人员，并保护他们的安全。合作社有大卡车，经常跑西安、延安，便利于根据地内外物资的出入。此外，十七路军还在西安城内设两个招待所，成为红区与白区联络的重要交通站。这些交通站，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8月，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到西安，做为我党的常驻代表。这也是应张学良的要求，帮助他改造军队，准备抗日。
在张学良的部下有几个青年派干部，思想比较进步。其中一个叫应德田，原是东北大学学生，因成绩优秀，被张学良看中，送往美国留学。回国后，给张学良当随从秘书，后来提授少将军衔。另一个是孙铭久，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这两个人，一文一武，颇受张的信赖。还有一个苗剑秋，善于做宣传，在东北军内无话不敢说，甚至连蒋介石也敢写。这些青年派干部，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主动劝张着手改造东北军，提高士气，准备抗战。1936年5月、6月间，他们与十七路军合办起一个王曲军官训练团（王曲，地名，在西安附近），模仿红军的办法，注重抗日的思想教育。张学良还在东北军内组织了一个叫“抗日同志会”的团体，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久任行动部长。这是一个抗日组织。同时又是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的团结军内的一个组织，这反映出军阀的落后性。但它既然有抗日的一面，在当时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也有我们的地下党员参加。张学良还办有学兵队，主要培养连排级干部，我党也派过不少民先队员、进步学生和一些党员参加。
在张、杨接受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他们之间也实现了团结。杨虎城本是陕甘地区的实力派首领。张学良的东北军来到这里，人多势众，杨开始颇有戒心。唯恐张仗势抢地的地盘，甚至吞没了他，狡猾的蒋介石，对地方军阀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故意挑拨张、杨之间的关系，制造猜疑，互相牵制。由于上述情况，张、杨虽然都奉命打共产党，但他们并不曾联合行动，彼此互相观望，都被红军打得惨败。在跟共产党拉关系时，起初他们也是互相保密的，生怕对方知情告发。彼此见面时，最多是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他们被红军打败的事实，发发牢骚，互相试探。后来，他们都接受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跟红军之间的停战已成事实，彼此也有了一些了解。在这个基础上，由于高崇民、杨明轩等许多进步人士从中做工作，就使张、杨间消除了误会，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了。
这样，在西北地区，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当时被称作“三位一体”。这种所谓“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客观事实证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和它的政治威力，使得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内战政策无法实行。这也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2月，我党为了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决定红军东渡黄河，经山西开赴河北，直接与日本作战。红军在山西境内痛击了拦阻去路的阎锡山部队，打了许多胜仗。阎锡山赶忙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乘机向山西开进1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本可消灭蒋、阎军队，以达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但考虑到国难当前，双方决战，势必损失国家的抗日力量。又考虑到，在蒋、阎部队中，也有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他们阻截红军，完全是违背自己心愿的。这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队的最后觉悟，红军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但仍决定回师陕北。我党中央于5月5日，以红军的名义发出通电，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通电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这标志着我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转变的开始。这个通电对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是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红军打了胜仗，却主动回师，这是任何别的军队所做不到的。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直接向国民党发出停战抗日的呼吁。这是蒋介石叛变大革命以后，我党第一次同国民党直接正式地打交道。这在当时是个不寻常的变化。为此，党中央特地发出指示，向党员解释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但是，蒋介石却依然顽固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1936年10月，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地去西安，立即着手布置新的“剿共”战争。
蒋介石对张、杨一直是不信任的。他让张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时，就在他身边安上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和大特务曾扩情（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长）等来监视。而且在陕甘边境始终有蒋介石自己的军队监视张、杨的部队。蒋的特务人员随时向蒋报告张、杨的活动。1936年5月，曾发生“《活路周刊》事件”。蒋的特务人员抓到这种进步杂志，向蒋作了汇报，蒋遂借此为口实，向张质问。张推说是部下搞的，自己不知道。由于特务没抓到主办刊物的高崇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8月间，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不断给蒋送去张、杨联共抗日的情报。蒋介石于是下令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8月28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在西北饭店抓到张学良的两个秘书，其中一人叫宋黎是东北大学地下党派到东北军去工作的。在押往省党部的途中，路上遇到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他高喊：“土匪绑票！”“快救人！”巡逻队立即蜂拥上前，其中有人认识他。巡逻队当即将特务带走，而把他交还给了东北军。张学良闻讯后，立即派人到西北饭店探听情况，结果派去的人也被特务抓去。张非常愤怒，随即将邵力子（国民党政府的陕西省主席）找来，大大训斥一番，说他“瞧不起张代总司令，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要他立即查明原委。第二天，张学良又派孙铭久率卫队包围省党部，硬是把被抓去的人抢了出来。同时还查抄了特务档案，不但查出特务所编制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而且还查出他们整邵力子的材料。
张学良派兵包围、查抄省党部，特务们又惊恐，又恼恨。曾扩情特地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气得捶胸顿足，但无可奈何。当时两广事件尚未处理完毕，腾不出手来对付张学良，只好另寻机会报复。这个事件说明张、杨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和投降反共政策的矛盾，已非常尖锐，随时都可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