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张东孙、梁启超等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发表文章，遭到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的批驳。
1920年11月至1922年初，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亦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
这一争论源自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来华。1920年9月，罗素应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四个单位组成前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罗素来华后，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演讲，各大报刊如《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登载了他的讲演和文章，主要有《物之分析》、《心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向自由之路》等，同时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到自由之路》等也被译成中文发表。罗素来华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认为应从平民教育入手，待人民知识增高以后再采用社会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罗素所宣讲的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大为振奋，不遗余力地大加鼓吹，并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名，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由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就以“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为题，展开了思想论战。其中后者主要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五四运动后，张东荪和梁启超在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更名《改造》）杂志上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按照中世纪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观点和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相互一致的。1920年10月，罗素到湖南讲演，张东荪和吴稚辉、杨端六、李石曾等陪同前往。张东荪回到上海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竭力附和宣扬罗素的主张。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他们与我们》等文。12月15日，又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张东荪认为，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没有阶级意识的产生，因而也就不会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和产生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强调在中国的现状中资本主义将会得到某种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增加财富、消除贫困落后和内乱、兵匪，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必然的不可越过的阶段，如果强行越过这个历史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是太过越阶了。在张东荪的文章发表不久，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3卷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对张的观点予以积极的支持、发挥和补充，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形态和具体主张。梁启超认为，中国实业发展而又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好的办法，只有发展生产事业，舍此别无他途。同时，梁启超还强调，在中国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劳动阶级，因为劳动阶级专指在新型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中国目前在企业组织中工作的多为农民、散工及无业游民等，他们不属于劳动阶级，且人数尚少，未能成为阶级，而农民、散工与无业游民不属于劳动阶级，故中国无劳动阶级。在梁启超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也不应该让工人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他们认为，在当时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相继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为了展开对张东荪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讨论和批判，陈独秀还把双方已发表的代表性言论编辑在一起，题名《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上刊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进行比较系统的批驳。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他们首先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指出，社会主义决不是他们所说的所谓“均产”和“专在于争分配”，而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提出中国和欧美虽有产业发达先后时间的不同，和发展程度的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不会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了张、梁借口中国经济落后和缺少劳动阶级，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认为，中国新式生产机关少，需要开发生产事业，但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势必如欧美那样招来经济恐慌、人民失业，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则不会出现这种危险，因此在今日中国而言开发实业，最好的办法是采用社会主义。他们强调，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为深重。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李达、陈独秀等还在文章中指出，温情政策、缓和矛盾的做法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他们在批判张、梁的改良主义的同时，明确表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用社会主义的分配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时间较长，发表的文章较多，双方一直辩驳到1922年夏始告一段落。这场论战是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论战，是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